文章說，上海華東政法大學五十七歲的楊師羣教授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爲網路名人。這位曾因父親是反動學術權威而被流放貴州當了八年知青、四十歲才讀完碩士的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法制史的教學和研究，著述頗豐。他曾多次被政法大學評爲「十佳教師」，主要開設課程有世界通史、古代漢語、中國法制史、中外政治制度史等十幾門，沒想到離現實最遠的古代漢語課卻給他帶來了麻煩。

《有同學告我「反革命」》

被學生舉報的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楊師羣教授。（網路圖片）

楊教授在目前已被刪除的博文最原始版本中寫道，「在某些傳統文化問題上如果與當今有一些關係的話，我也會聯繫當今和批評政府。但說我談論『法輪功』、『九評』是不是太離譜了，這有必要嗎？何況本人並不懂『法輪功』，也從來沒有接觸過『法輪功』，一句話，我還不具備談論『法輪功』的資格。 」

下課後有兩位女學生指責我批評「政府」時，「我告訴她們：『我也有發表自己看法的權利，如果你們不願意聽我的課，以後不要選我的課就是了。』不料，她們居然到上面去告我，甚至還添油加醋地給加我一些莫須有的罪名，真讓我大跌眼鏡。」

告密者遭唾棄

不久這篇文章在網路上被大量轉載，天涯、凱迪等大陸論壇里人們一邊倒的譴責告密學生被中共專制洗腦後的可悲心理。人們感嘆：因言獲罪這種極其落後野蠻的東西怎麼還在出現呢？如此教育，天若有情，也當痛哭。如今楊師羣很想知道他到底被舉報了什麼，而網民們則很想知道楊到底講了什麼「反動言論」。人們猜測是中共不抗日的真相還是抗美援朝的謊言，是六四事件還是法輪功真相？

正當網路討論得沸沸揚揚時，那位告密女生髮表公開信稱有話要說。她指責楊「對政府對社會的不滿言論，破壞了我們美好的理想及願望」。信的最後寫道：「楊師羣教授，請把你那些觀點收起來，從小處講，請不要再毒害我們的將來了，從大處講，請不要毒害我的祖國，楊師羣教授，我可以自豪的告訴你，我比你更愛我們的祖國。」

這封信如火上澆油，立刻激起更多波濤。人們驚訝於沒有親身經歷過文革的八十、九十後，竟能寫出如此具有文革烙印的文章，有人稱她們是「天生紅衛兵的料。」有人感嘆道：這麼一個難得的好教師，逃過了任用審查制度和體制門檻，卻沒有逃過狼奶裏泡大的學童，還是被揪了出來。

也有人理解這些告密憤青的心理狀態：「她們一貫聽到的只有官方的一個聲音，當突然聽到異樣的聲音時，她們會難以接受，因爲這意味着她們先前二十年艱難形成的世界觀、歷史觀都充滿了謊言。」也有人暗喻說：「就跟酒瓶（九評）裏裝的是好酒，但有人就不敢喝，因爲喝下去就會明白黨媽媽是狼外婆，他受不了。」

在中國大學裏「因言獲罪」並不少見，比如二零零五年吉林藝術學院教師盧雪松，因與學生談論《中國青年報》等媒體介紹過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而被學生告密，並被校方剝奪授課資格。

「小天使計劃」與學生特務

說起告密學生，又被稱爲學生特務，其官方名稱是「教學信息員」，據說設立的目的是及時反饋教學質量。網路資料顯示，湖北工業大學早在二零零三年就因學生信息員的舉報而炒了三位老師。二零零五年中共教育部在大學裏推廣這項監督老師的告密制度，並廣泛招聘信息員學生。當時就有人提出質疑，大學已有學生選出的班長、學生會充當師生溝通的橋樑，爲什麼還要另設祕密信息員呢？爲什麼要鼓勵告密，而不是堂堂正正的當面交流呢？信息員制度與大學培養獨立、健全人格的教學理念完全相悖。

據大陸媒體十二月四日報導，湖北大學數計學院07數學2班兩週前出臺規定，每名學生都會有一名「神祕同學」在暗中盯着自己的一言一行，並向老師彙報。班主任尤俊橋將這個暗中盯人術稱爲「小天使計劃」：「如果每一位同學發現有位小天使在關注他們，他們會更認真學習。」據說效果真的不錯，遲到的同學沒有了，提前到教室自習的大大增加了。

但網民評論說：「文革又來了嗎？這是上大學還是特務培訓？！怎麼學生都訓練成克格勃和蓋世太保了？」「白色恐怖，這個班的人遲早會出現精神衰弱。」「北韓就是這樣的，每個人從小就由組織制定兩人互助小組，定期開會進行互助，主要是相互揭發，向組織請功。」也有網民直言：「整個中國何嘗不是一樣？到處都有監視的眼睛。」

還有更離奇的。據《觀察》報導，山東德州學院早在二零零一年就設立了「政治保衛信息員」，用以控制師生思想動向。該校的《學生安全信息員招聘和管理使用辦法》中規定：「學生安全信息員隊伍是一支校內祕密力量，由學院保衛處和保衛處戶籍政保科直接領導。信息員之間都互相保密，單線聯繫。」二零零五年德州學院保衛處還頒佈了《德州學院國保信息工作獎懲規定》，宣佈「信息員在每月完成一定的工作量（報送有價值的安全信息三條以上）的前提下，給予一定的報酬。」據說其他兄弟院校也建立了同樣的特務體系。

有評論稱，如果說政法大學告密楊師羣的學生是出於自發，湖北大學數計學院某班的「小天使計劃」只是局部現象，那麼山東德州學院的所作所爲則是對學生進行有組織、全方位的「特務」控制。人們之間互相揭發、完全是爲了中共專制社會服務，從而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

共產專制制度下的告密文化

告密文化是共產專制社會的最邪惡特徵之一，鼓勵告密亦是共產專制制度下最惡劣、最沒有人性的統治手段之一，它讓人互相猜忌、互相敵視、互相告密、互相報復，人人自危的局面更利於專制者的高壓管理。凡是共產主義摧殘過的國家都盛行過告密者。

在前蘇聯有個著名的十二歲的「英雄」——帕夫利克（Pavlik），當時的蘇聯可能有人不知道誰是斯大林，但沒人不知道這位舉報自己的父親的告密者。他向政治保安局告發父親是「人民的敵人」，而父親的罪行只是私開證明信，讓無辜流放到當地的富農回到家鄉，爲此父親死在勞改營，而小英雄和他八歲的弟弟也死在森林裏。官方報導稱他們死於「蘇維埃的敵人 」，但實際是被當局祕密處死以便「光輝事蹟」更加感人。

在波蘭，曾被梵蒂岡任命爲華沙大主教的維爾古斯後來被查出曾經私下勾結共產黨情報組織，在匈牙利也傳出了「新總理邁傑希原來是間諜」的消息。在德國柏林牆倒塌後，人們在東德公安部的祕密文件裏，找到了八萬五千名祕密警察和數十萬埋伏在社會各個角落「線民」的告密材料。據說這些資料擺起來長一百公里，重三十噸。後來這些告密者都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和唾棄。

歷史大戲即將落幕

龍應臺評論東德的告密文學說，這是一個繁複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懷疑社會主義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產黨合作的都是白的。但一旦這些底片被沖洗出來，拿到陽光下一看，黑白完全顛倒過來了，真假的判斷都翻轉了。擁護共產黨的成了歷史罪人，而反對者成了社會發展進步的推動者。

如今在很多東歐國家如波蘭議會通過了一項「去共產化法案」，禁止波蘭前共黨政權的同謀者擔任公職。這一法案將導致數千名在政府、商界和傳媒工作的人士被撤職。

當然，全球告密文化的頂峯時代當然非中共的文革莫屬。世界上從來沒有哪個地方出現過這麼大規模、這麼大強度和這麼「觸及靈魂」的告密現象，別說鄰居、同事、同學間檢舉揭發，就是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也無法信任，其嚴重性幾乎家家都有革命的告密者。

如今中國告密現象再次沉渣泛起，說明了兩點。有人說中國改革開放都三十年了，中國人徹底變了。但人們忽視了一點，中國人表面生活變了，但內心被黨文化毒素浸泡的思想還沒有徹底改變，所以出現上述告密現象也不奇怪。

其次，大凡告密盛行之日，都是專制者力不從心之時。正因爲他們管不住人了，才不得不依賴告密者。這說明當權者的虛弱。從這個角度看，雖然告密者令衆人害怕，但導致告密現象的當權者是最害怕的。無論蘇聯還是中國，當告密風吹起後，這場歷史大戲也快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