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大紀元記者華明、文華報導，新華網8月22日報導，中共北京奧組委高級顧問在北京國際新聞中心「奧運與中國」記者會上說，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舉國體制」是有效的。所謂「舉國體制」，中共官方的解釋是「在國家綜合實力還比較弱的情況下」， 「集中全國人力、物力、財力進行攻堅的一種組織制度」，也就是調動全社會資源培養金字塔型的少數精英運動員在國際大賽中奪取獎牌。
自上一屆2004年雅典奧運會以來，「舉國體制」一直受到多方質疑，有評論說，雖然中國運動員獲得好成績，但舉國體制不但違背奧林匹克精神，摧殘運動員，也對改善國人體質沒有任何好處，反倒豢養著一批體育官僚。
兩千萬人堆出一塊金牌──造價六、七億
幾年前「一枚金牌7億元」的說法曾產生爆炸性效應，中共體育總局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鮑明曉曾對此提出修正，他說，「政府」在每個奧運選手上投資約四、五百萬元，以雅典奧運為例，中國奧運代表團400名運動員，總投入約16億至20億。折算到32枚金牌上，一枚金牌直接成本約五、六千萬元人民幣。但這沒有包括運動員早期的培養費用。
據大陸媒體報導，現在中國各地少年體校的在校生約有20萬人，如果每人每年花費的培訓費用平均按2萬元計算，20萬人一年就要花費40億元，少年體校培養一個運動員需要八年時間，八年累計就得花費320億人民幣。以今年北京奧運中國隊獲得金牌最多的50枚計算，一枚金牌的代價至少需要6至7億元人民幣。這無疑是個天文數字。
國際社會上一般採取的是全民選拔制，而不是中國式的精英栽培制。比如在美國、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除了少數具有觀賞價值因而能夠賺錢的運動項目有職業運動員之外，大部份運動項目的選手都是業餘的。平時他們在各自不同行業工作，只有到奧運選拔賽時才集中起來強化訓練。所以其金牌投入只是中國的一個零頭，相比之下少之又少。
而且從人均金牌產量上看，西方國家大概每100萬人口中就有一人獲得奧運獎牌，而中國每2000多萬人才出一人能在奧運上得獎。甚至於與同是亞洲人種的韓國相比，中國人均金牌數也落後20多倍。
塔尖精英與塔底運動員的命運差異
近20多年來，中共為了鞏固其統治，利用所謂體育強國夢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結，藉以凝聚人心。為了產生體育強國的錯覺，中共媒體經常利用運動員廣告來吸引人們的關注，由此產生了不少體育明星、體育廣告大戶。
以劉翔為例，自2004年在雅典奧運會劉翔奪冠後，其「商業價值」從開始的三、四百萬元人民幣，一直漲到近兩年的上千萬。2007年，劉翔即代言了安利紐崔萊、伊利、耐克等14個品牌。2008年又增加了平安保險、凱迪拉克等重量級企業和品牌。這位「亞洲飛人」 過於頻繁的商業廣告活動，去年的收入達到1.6億元人民幣。
事實上，中國體育明星從事廣告活動是一種普遍現象，基本上採取的都是劉翔的廣告開發模式。劉頻繁的商業廣告活動是由中共田徑協會管理中心代理開發，並統管劉翔的廣告報價、製作和選擇媒體，廣告收入按比例由劉翔與 「田徑協會」分成落入各自口袋。而另一體育明星田亮的廣告活動因屬個人行為，遭到國家隊開除，並被指為「不務正業」。
可是，最近由劉翔退賽引發了一連串的商業效應，部份贊助商繼續撤換廣告，盡顯商業體育的殘酷。據網易8月20日報導，這些巨額投資隨著劉翔的退賽付之東流，業內人士估計，此番退賽，劉翔個人的損失將超過1億，而贊助企業將減收超過30億。
劉翔、田亮們儘管有萬分遺憾，但畢竟曾摘取過奧運金牌，也因此使自身及家庭命運得到翻天覆地般的改觀。但在他們的身後呢？
據路透社北京7月29日報導，在金字塔式的人才培養機制中，共有2.3萬名國家供養的運動員。金字塔的底座部份是許多體育運動學校，甚剎海體校就是其中之一。這裏的運動員最小的只有六歲，各各懷揣著成為世界冠軍的夢想。一位12歲的小運動員對路透說「我想代表中國參加奧運會」，「我想像張怡寧一樣。」
甚剎海體校擁有49年歷史，目前共有八個項目的600多名學生，一半學生自費學習，另一半則屬於「專業預備隊」。他們的訓練費、學費和住宿費都由國家負責，每人每年三萬元。校長石風華說：「『政府』每年都會對我們學校投入大筆款項，」。體校最好的學生將有機會進入省隊，成為「國家註冊運動員」。包括張怡寧，該體校培養出六位奪得奧運金牌的運動員。
這種「少年體校」是中共體制下主要培養專職運動員的方式。這些少年兒童把人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成功率極低的奧運金牌上。其中大多數人可能永遠被埋沒在金字塔的底座下，自身無法超越，命運也無人關心。隨著短暫的運動生涯結束，許多人退役以後謀生都比一般人困難。
摧殘人的「魔鬼訓練」
「舉國體制」下的運動員訓練極為艱苦甚至殘酷，他們從小進入體校，被迫接受「魔鬼訓練」，收入微薄及身家性命全部系於金牌制度。有幸攀上塔尖固然耀眼，但背後的辛酸不可想像。
新華網今年1月7日報導，根據中共體育總局的一份抽樣調查，2006年7月之前北京、湖北等地運動員的平均津貼僅為每月777元。只有足球、籃球等一些職業化、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項目中，運動員的收入較高。但這些運動員數量占運動員總數很小一部份。
紐約時報6月28日報導了雅典奧運划艇500米金牌得主楊文軍在榮譽後面的辛酸。楊說，他不能忍受現在的生活，近十年來一直在盡力退出划艇運動。他說寧願去讀書或去做生意。他的父母透露楊有肝病，極易疲勞，會縮短他的壽命。可是，官員們甚至拒絕讓楊退役。楊講述了那些官員如何威脅他，如果不參加北京奧運就會被取消退休金。
一位在博客中筆名為鄭夢彪的廈門體育記者前年採訪福建省體操隊後披露，他看到一位小體操運動員，「細小的手掌皮開肉綻，皮下滲著腥紅的血，肉嵌著紫紅色的血。真分不清哪塊是□，哪塊是肉哪！」。這位孩子沒有教練頷首不敢對他說話。
他在採訪中得知，「體操界有幾個潛規則：在訓練期間的半年裡，非特殊事情，孩子不能回家，家長也不能探營；闌尾炎手術後三天就得上場訓練；為了比賽，女孩子得服下婦科和計生藥品，以推遲例假」。
他說：「我罵老鄉（體育官員），你們這樣做是法西斯！老鄉說，我國的『魔鬼訓練』始於1963年，國家體委1964年下達向日本女排大松博文學習魔鬼訓練的要求。這麼多年來，我們都是這樣做的。」
在著名作家趙瑜的《馬家軍調查》一書中，被譽為「東方神鹿」 的女子田徑運動員王軍霞在自己的日記中這樣描述教練馬俊仁：「你太毒，你太狠，你太沒有人情味了!」，「 我們實在忍無可忍了，我們要高聲大喊：『我們是人，不是畜生！我們需要關心、愛護，我們需要人身自由！』」
這個在上世紀90年代曾數次包攬世界中長跑冠軍賽的「馬家軍」，1994年12月12日，以王軍霞帶頭的全體隊員突然退出長跑隊，稱之「馬家軍兵變」，她們稱教練的「強化訓練」「想打就打，想罵就罵」。2002年，「馬家軍」甚至還爆出頭號選手董艷梅自殺未遂的驚人消息。
據新華網2007年11月1日報導，摔跤運動員受傷已習以為常。在10月27日一天比賽中即有4人因傷退賽。青島74公斤級的孔亮被摔傷右腿；哈爾濱84公斤級的孫麟鵬被拉傷右肩，一度疼得無法動彈；在96公斤級比賽中，國家隊隊員、哈爾濱的聶曉明被摔傷肋骨，而進入決賽的邵歡也因傷將金牌拱手相讓。在男子自由式摔跤74公斤級淘汰賽中即失利的內蒙古選手朝格巴雅爾，不到5年的摔跤生涯已使其耳朵嚴重變形。
中國女曲在本屆奧運會獲得銀牌，據新華網 2002年10月12日報導，隊長陳朝霞稱訓練為「魔鬼訓練法。」 隊員張海英在一次比賽中臉上被打出一個大口子，在醫院縫完針後馬上回賽場繼續比賽。隊員馬弋博被一球打掉5顆門牙，但仍要奮戰在球場上。老國手黃俊霞說，曲棍球是帶有一定危險性，就是破了相也要頂住。
退役運動員的慘境
據中國體育報報導，中國近三十萬退役運動員中，近80%在失業、受傷或貧困中掙扎。許多運動員受到訓練導致的運動損傷和健康問題的折磨。
吉林隊女舉重選手鄒春蘭曾得過全國冠軍，共拿過七枚金牌，並打破一項世界記錄，退役後只能去當澡堂搓澡工，並帶著駭人聽聞的後遺症走出這個體系：喉結、聲音沙啞、鬍子、不孕。
鄒最近告訴紐約時報記者：「很多和我一樣境地的運動員從沒得到幫助。」。「我們被撇在一邊，沒有受過教育，不能生小孩，被一個聲稱要照顧我們一輩子的系統給毀了。」
這些運動員以損害健康甚至生命為代價來博取一金，但在經過殘酷的付出後，能夠取得獎牌尤其是金牌的終究是極少數。他們把青少年最美好時光獻給體育，可除了體育外，並未有其他謀生本領，因此，在冠軍光環褪去之後，就陷入生活無著的困窘中。
中國青年報去年4月10日報導，昔日的國際馬拉松冠軍艾冬梅迫於生計，決定變賣自己在運動生涯中獲得的15枚獎牌。僅兩天時間，已有數百人在「搶購」那15枚獎牌，連銅牌都有人願出5000元買。
這位為中國奪得金牌的艾冬梅說：「我後悔練體育，練了8年不是正式隊員，我成績得到了，榮譽是體工隊的，獎金是王德顯（教練）的，傷病是我自己的，要文化沒文化，要錢沒錢，還把自己弄成廢人。我真是心疼啊，沒錢給孩子買奶粉。
國人體質逐年下降
在力爭金牌王國的同時，中國人的體質卻在逐年下降，特別是中國青少年一代。據北京晨報報導，若以體重指數作為指標，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的肥胖者以每10 年翻一番的速度遞增。據統計，中國有40％的人體重超重，其中7000萬人被確認患有肥胖症。有專家預言，未來十年，中國的「胖子」可能超過2億。
有專家分析，國民體質下降是因運動量減少、體育器材及場地嚴重不足所致。據人民網8月11日報導，中國平均每萬人擁有體育場地6.58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為1.03平方米，這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平均每萬人擁有200多個體育場地的狀況無法相比。
還有調查表明，我國年人均體育消費不足3美元，低於亞洲年人均體育消費的12美元和世界年人均體育消費的36美元，遠低於歐美發達國家年人均體育消費300至500美元，顯然國人從「舉國體制」中沒有得到任何好處。
誰受益於「舉國體制」
既然是「舉國體制」，運動員的「產權」應歸於國家，他們的商業收入除了自己應得的那部份外，其餘的應該上繳國庫。但現實卻是，國家對運動員成名後獲取的商業收入，沒有相應的分配體制約束，反是盡數歸個人或中共「利益集團」。
據國際商業時報（IBTimes）8月20日報導，中共體育總局曾對運動員的商業收入分配有過明確的規定，一般來說，運動員可得到總收入的50%，其餘的則是由教練員、地方體育局、各專門體育管理中心或協會分成，後者大體能分得總收入的15%。這就使得中共各管理中心或體協有動力去「榨取」明星運動員的「 商業價值」。
同樣，既然是「舉國體制」，體育資源應為全民所有，可是卻被體育官員、獲獎運動員及教練，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瓜分。事實上，中國的體育資源牢牢控制在中共各級體育主管部門及其下屬的具有壟斷地位的各個管理中心或協會手上。
有專家分析，如果劉翔的團隊提早宣布他不參加今年的北京奧運會，那麼企業肯定不可能在劉翔身上投入大量的商業廣告，這些中共體育官僚利益集團的損失也就越大。
而作為「舉國體制」最重要的投資人──納稅人無法對競技體育資金投入、使用等有知情權、決定權，也無法進行有效的監督。因此「舉國體制」實際上是剝奪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只有極少數人受益。
而做為「舉國體制」總後臺老板的中共，則是這種「體制」的最大受益者。中共利用了「舉國體制」的「製造」金牌的奇速來強化國人的所謂體育強國夢，煽動民族主義情結，藉以凝聚人心，從而增強鞏固其獨裁政權的統治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