甕安事件的處理手法折射出中共奧運前的政治焦慮，它的處理手法也有助於我們推測在奧運前中共如何處理類似的危機。

一、中共的三大確定性危機——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中共統治危機四伏，這一點幾乎已成爲從中共高層到草根階層的共識。這種危機中包含很多不確定的因素，譬如地震、洪水、乾旱、瘟疫、沙塵暴、蝗蟲等天災危機，更多的則是確定性的危機，包括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1）、中共的社會危機

消息上網後，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下令鎮壓，誣衊「六.二八」事件的參與者爲暴徒，軍警開槍打死三人，傷一百五十人，還有大約三百人被捕。

中共官方的說法相當荒謬，稱李樹芬爲自殺，但自殺原因只有一句沒頭沒尾的話——「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且中共也無法解釋，爲什麼李秀忠剛離開公安局就被暴徒打成重傷；中共更解釋不了的是，如果是黑社會在煽動，那麼到底爲什麼上萬人在面對持槍的公安武警，還要相信「煽動」，冒着生命危險去對抗？莫非這上萬人都突然想「被武警打死算了，如果打不死就好好活下去」，亦或他們認爲武警會突然良心發現放下槍械，跑到一邊「去做俯臥撐」？

在近年來類似的官民衝突中，我們看到一件小事就會動輒引發上萬人的聚集和抗暴。參與這些事件的人其實對事件的真實情況未必十分清楚，甚至不排除傳言有誤（譬如這次就一度傳出李秀忠送醫不治死亡），而且他們常常與事件中的受害者素不相識，更無利益瓜葛。但是之所以他們願意爲了一個不認識的人冒着危險對抗官府，完全是出於每個人的經驗和親身經歷而自然地相信中共欺人太甚。

如果這種事情只發生在甕安一地，我們還可以說這是甕安縣委縣政府的問題，然而我們看到的是，民衆抗暴已經成爲了一個全國普遍現象，這隻能說明中國民間對政府的痛恨已經積累到了什麼程度。如果還是冷兵器時代，人們早就揭竿而起了。

甕安事件後，網上幾乎一面倒的譴責政府（不僅僅是甕安政府或貴州省政府）的聲音，已經真實的反映出民意的向背。平均幾分鐘一起的抗暴事件，反映出中共社會危機已經病入膏肓。

（2）、中共的經濟危機

過去中共在遇到社會危機的時候，常高喊「穩定大局」。潛臺詞則是，只有「穩定」才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換句話說，中共希望通過經濟發展，讓百姓忘卻那些社會不公。

然而，今年中共霍然面臨着空前的經濟危機。

除了雪災、洪水、地震等天災對中國經濟的傷害外，更嚴重的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在過去八個月中，中國股市已經下跌了58%，市值蒸發15萬億。以流通市值爲 總市值三分之一測算，股民手裏的股票總值跌去5萬億。等於一億股民，每個人賠了50000元，超過一個人三年的人均收入。

中國人在銀行的存款不過18萬億，其中包含許多人爲養老、醫療、買房、子女教育等準備的錢。股市的暴跌洗劫了四分之一的銀行存款，普通散戶手裏已經沒有錢把大盤指數拉起，從而解套出逃；而作爲政府來說，一年的財政收入不過5萬億元，也不可能把這些錢都投入股市去彌補民衆的損失。

如果到大陸的網吧裏去看看，股民們怨聲載道，痛斥政府的腐敗和胡亂作爲。絕大多數人早已看出股市只不過是中共利用來洗劫百姓的地方。中國人辛苦勞動，以付出環境污染和健康爲代價帶來的經濟增長，在中共的洗劫中損失慘重。

由於中共一黨獨裁，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無從談起，社會公義無從維繫，經濟結構無法向知識密集或金融密集型轉型。爲維持經濟虛高而圈地賣房，造成中國耕地銳減，許多地區無地可圈，暴力拆遷又引發嚴重民怨，中國的經濟在上半年已經嚴重失血，下半年隨着房地產泡沫破裂，經濟形勢只能更加惡劣。

也就是說，中共過去用經濟發展來掩蓋危機，包括騙得國際上的投資和支持。如今維繫統治的這一重要支柱也正在垮塌。

（3）中共的政治危機

在中共所有的危機中，政治危機是最嚴重的危機。

在中共執政歷史上，曾經發生過三年大饑荒的慘劇，餓殍遍野；文革時國民經濟到達崩潰邊緣；「六四」時百萬人遊行，要求民主化，要求嚴懲腐敗，打倒「官 倒」，然而中共的統治卻並未像今天這樣岌岌可危。

究其原因，乃是因爲中共意識形態並未遭受挑戰，「黨文化」也幫助中共度過了難關。譬如三年大饑荒後的1962年，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林彪發言中提出「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一直到「六四」以後，儘管人們對中共存在諸多不滿，但仍然把改良和解決問題的希望寄託在共產黨身 上。

民衆的思路從「如何解決問題」轉換成「如何解決中共」，由此引發了一場空前的精神覺醒運動——退黨、退團、退隊。

當這一運動興起的時候，中共賴以生存的謊言無人再信；賴以維繫統治的暴力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於是，中共眼睜睜地看着退黨人數的增加，看到越來越多的人告別中共而束手無策。

二、中共對危機的應對

如果我們以中共的三大危機爲背景，就不難想像中共爲何把奧運會看得如此重要。從社會危機層面看，中共認爲一次成功的奧運會是凝聚民心的大好時機；從經濟危機來看，中共曾爆炒「奧運經濟」，爲民衆增添對經濟基本面的信心；從政治危機來看，中共想利用邀請外國元首出席觀禮僞造「萬邦來賀」的場面，欺騙對中共還不能有清醒認識的外國人來增加自己的「執政合法性」。

爲此，中共在奧運會前不遺餘力地營造「盛世」「和諧」的氣氛，同時多次在無關大局的問題上對民衆或國際輿論讓步，希望能夠緩解民怨，轉移視線；同時，對一 切中共認爲可能危及其奧運臉面的事件，採取最迅速的手段強力鎮壓，避免事件的進一步擴大。

（1）、中共還能做哪些讓步

這次甕安事件，反映出的不僅是社會危機，更反映出中共處理危機的新的模式，即除了鎮壓之外，中共還處理了甕安縣委、縣政府和公安局長等官員，希望能夠平息民怨。

過去中共不這樣做的原因就是怕對其它地區的民衆產生示範效應。很多拆遷戶、失地農民、失業工人、農民工等在中共的壓迫下幾乎走投無路，許多惡性暴力事件和「羣體性事件」正是民衆因活不下去而豁出來拚命的結果。

此次中共處理甕安事件釋放出了一個它不願意釋放的信息，就是如果民衆拚死抗爭，地方官員也會受到懲處。這對於那些被逼到絕境的人反而起到了鼓勵抗爭的作用。

因此我認爲「甕安事件」的處理官員模式，中共不會多加使用。而迅速採取暴力鎮壓民衆的模式則會繼續延續到中共死亡爲止。

「正龍拍虎」一事，則是中共應對社會危機的另一種手段——「轉移視線」。在網民強大的輿論壓力下，事隔將近九個月，中共突然逮捕周正龍。鑑定「虎照」真假 根本無需九個月。中共選擇這個時機逮捕周正龍，並對陝西省包括兩名林業廳副廳長在內的十三名官員進行免職，無非是給民衆造成一個錯覺——中央還是禁止造假的，但下面的官吏和刁民是要幹壞事的。由於此事民間呼聲很高，又不涉及中共政權的根本問題，中共就給民衆一個交待。

中共也準備讓各級專員接待信訪，試圖通過口惠而實不至的接訪來緩解訪民的怨恨，但是絕不會大面積的解決實際問題。

四川地震後，中共降半旗，全國哀悼三天等，都是在壓力下收買民心所爲，前提則是不影響中共的統治。

如果在奧運前，中共處理了幾個四川地震中暴露出的「豆腐渣工程」的承包商，以及相關的幾個腐敗政府官員，我們也不應感到奇怪，但中共絕無可能讓人們反思其中制度性腐敗的原因。

在奧運會之前，中共釋放政治犯的可能性並非沒有，但這個可能性相當小。一方面這取決於國內外的人權壓力，另一方面，如果一個政治犯對中共有深刻的認識（如高智晟、胡佳、力虹、張林等），即使被釋放出來中共也不會讓他們說話。

與達賴喇嘛的特使會談，也是中共緩解國際壓力的重要做法。但是在會談前兩天，中共又在官方網站上狠批達賴喇嘛，顯示出中共的談判只是做做樣子，並不真正要解決西藏的問題。即使中共做出什麼重大讓步的承諾，但是請放心，中共是絕無兌現的可能。

在經濟層面，面對股市流通市值縮水五萬億，中共若投入資金刺激股市，資金量少了不起作用，投入多了，股民則會解套離開，股指不會迅速回升。且中共已經無力投入大量資金。

在奧運會前，中共也許還會通過利好政策的方式增強股民信心。7月1日，新華社再次播發「救市檄文」——《關於中國股市的通信》，但市場對這一政策性「利 好」並無響應。相信中國股市即使在奧運前有所反彈，但是不會持久。

（2）、哪些方面中共堅決不會讓步

中共一直把法輪功視爲最大威脅。奧運前，中共封鎖網絡的力量空前加強，對抗法輪功學員突破網絡封鎖的努力；在法拉盛挑動對法輪功的仇恨，損毀大紀元報紙； 在國內大量逮捕法輪功學員，並將其中一些人迫害致死；干擾希望之聲的廣播；利誘歐衛公司停播新唐人信號。

在其它涉及中共制度的問題上，中共也堅決不會讓步。我曾提出過觀察中共舉辦奧運會誠意的三個指標——「開放互聯網、廢除違憲的（勞教）惡法、釋放被關押的 信仰人士」，因爲這三件事，中共是一件也不敢做的。

結語：民衆對中共的應對

中共不會讓步的三個方面，卻是中國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說，只要中共存在一天，自由、平等、正義就永遠是我們遙不可及的夢想。

甕安模式並不是一個好的模式，因爲中共必然會暴力鎮壓，由此帶來不必要的流血和損失。

我在6月17日發表的「中共看我的預言無奈地實現」中提到「『傳九評，促三退』的運動是在和時間賽跑，從淺層次上講，就是我們能不能趕在社會矛盾爆發前解體中共，實現中國的和平轉型，否則我們等來的就可能會是又一次流血的暴力衝突。」甕安事件正在驗證這一論斷。

如前分析所示，中共有形的暴力對付不了無形的「精神覺醒」，因此「三退」才真正讓中共束手無策。許多中共治下的問題都是中共的制度造成的，並受到中共制度的保護，因此尋求公正的本身就是挑戰中共制度，必遭致中共的堅決鎮壓。只有「三退」解體中共，民衆才有可能清算被中共制度保護的罪惡，俾正義得以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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