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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来算笔中国特色的“专制阎王帐”
 
何清涟
 
2008年5月3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近日收到一篇《台湾,你咋还这笔民主阎王帐?》因为标题奇特,于是就看了一遍,大意是说台湾在政党轮替后,民进党执政8年内共负债近13.6万亿台币(33台币=1美元),台湾2,300万人,人人负债数以万计,“让所谓西式民主的高昂代价,暴露无遗”。但文章并未列出“债务”构成,让人看了不明白到底是台湾这8年来的行政开支总额抑或几轮选举费用还是其它,但作者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切齿之声却历历可闻。

上网查了一下,作者名为“中国之音”,是网路隐形人,估计此文属“舆论引导员”作品。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两点:第一是控制舆论导向的部门智商竟如此之低,就算是要污蔑西方民主政治,也还得找自前年开始改变文风的“洗岩”之类写手,真真假假、云里雾里、曲里拐弯地论证一番西方民主如何不适应中国国情,最后得出中华帝国只能维持现状的结论,这样至少可以得到部分愤青的拥戴;第二是这位写手属于眼盲之人,因为就算按中共当局公布的各种资料计算,恐怕也不能得出西式民主代价高昂的结论。

远的不说,就以4月初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县财政赤字资料为例,目前,全国平均每个县的赤字约1个亿,全国赤字县占全国县域的比重达四分之三。

──县乡(镇)两级财政吃紧,这是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老问题。2005年,乡镇两级财政负债曾经成为国内讨论热点,当时财政部确认中国县乡政府的直接显性债务是4,000多亿元。但这只是当局公布的资料,学者估算要严重得多。据北大教授平新乔2001年的计算,全国县及县以下的财政亏空约达 2,100亿元;他根据一般情况下债务约为赤字5倍的规律,测算出中国县乡债务规模超过1万亿元。

这些巨额财政支出并未用来交“民主政治”的学费,中国人还没那等福气。这些钱用来干什么呢?且看以下分析:

湖南省衡南县是个财政穷县,历年来财政累计负债高达7亿元。一些教师工资只发70%,就连县乡公路改造、乡村扶贫等都得从干部工资中扣钱来补“窟窿”。但就是这样一个穷县,仅2003年就花费近500万元为“公车消费”埋单。除了县环保局、县委党校、县纪委买的是几万元一辆的北京吉普、金杯面包车之外,县检察院、交警队、移民局、物价局、国土局等都将目标“锁定”为广州本田、帕萨特等直逼政策上限(湖南省规定公务车车价须在25万元以内、排量2.0升以下)的中高档豪华轿车。

另一个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陕西省蒲城县,近年来蒲城县财政赤字每年都在2,000万元以上,至2005年县财政负债总额超过5亿元,农民现金收入水准仅为全国平均水准的42%。但该县于2005年举办了一场历时两个多月的“喜迎元旦大型歌咏比赛” 活动,耗资近400万元。

上面是个案,接下来看总额。在2005年“两会”上,有代表指出,2004年用于吃喝、公车和出国的公费开支高达7,000亿元人民币。2006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刘满仓指出,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接近2006年的国防开支。公费开支中一项重要的开支是官员“出国考察”费用,按《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就消耗3,000亿元。由于这一数字经常被引用,此后官员出国考察者尽管越来越多,统计资料每年却以2,000亿元封顶。

以上还只计算了专制政治的3项成本:县一级政府的行政成本、官员用于公车与公费出国考察的费用。此外还有贪污腐败造成的损失平均每年约占GDP的13.2-16.8%(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还有用于监控民众的“金盾工程”所耗去的巨额费用;更还有那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生命成本──不算历史帐,只算如今死于矿难的矿工,死于血汗工厂恶劣条件下的劳工,以及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70万人(世界银行报告)……

──在这位“中国之音”看来,巨额财政用于满足官员的各种需要,远比用于“为民主政治交学费”划算。问题在于,中国民众虽然饱受政府愚弄,但未必就上这位“中国之音“的恶当,就此被西式民主的“高昂代价”吓住,心甘情愿地接受代价更为昂贵且附加践踏人权的极权统治。

──转自《华夏电子报》第2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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