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的命运其实在他7月1日迈进上海闸北区公安局那一刻就已注定。作为一位陷入深牢大狱的重刑囚徒，他无法知道自己手刃6名警察之后引起的巨大反响，当然更无从知道他已经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大侠”与“维权抗暴英雄”。一直到死，杨佳只是作为一个下定决心要用生命捍卫尊严的人而存在，他只是想用鲜血证明：这些为所欲为、以虐待平民为乐的警察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罪犯。在他的心目中，这些警察并非个人，而是这个体制的暴力机器的一部分。

但由于中国社会凝结了太多的冤情，从1949年直至现在，无数被政治运动夺去生命的人，数千万在大饥荒中失去生命的饿殍，以及1989年在天安门事件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的冤魂一直在中国上空游荡。除了这些冤魂之外，还有被各级政府以建设城市之名义夺去土地与家园的人那不绝于耳的号哭声……。中共当局总在号召人们“向前看”，却从来不肯为自己的过错承担任何政治责任，甚至不肯为这些国家罪错向民众道歉。于是旧冤未了，新冤又生，翻检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历史，只听到“新鬼烦怨旧鬼哭”，正如“陈胜吴广的顺口溜”中所说那样：“我们的冤屈已无处申张，我们的权利已被你们遗忘”。

杨佳持刀直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杀警的壮举与豪气，让无数奔波于上访之途的绝望访民们为之一振，更让中国那成千上万吃够了专制苦头的冤民们心头一爽。在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之下，杨佳杀警注定要超出受害者申张个人权利的范畴；有了网路这一传播媒介，这一事件必然演化成民众与当局的精神对垒。可以说，杨佳一案承载了太多太复杂的民意。也正因此，杨佳的命运成了考验当局建立“和谐社会”诚意的试金石。草民们只是没想到，一个依靠谎言与暴力维持的政权，对谎言与暴力的依赖有如吸毒者依赖于毒品一样。

也正因为如此，当局对杨佳案件承载的民意视而不见。他们竭力将杨佳事件作为一个孤立的刑事案件掐头去尾地考虑，考量的重点也与民意完全不同。民意希望当局通过此案认真检讨近年来政府罔顾民生、迷恋暴力的为政过错，让老百姓在专制之下保有一线生路；而当局却只考虑维持政府那不可挑战的“权威”面子，以及通过保护鹰犬来凝聚执政集团成员的向心力。试想，如果连鹰犬都护不住了，又如何能让他们继续为主人效力？也因此，当局的反思与草民们希望当局反思的内容完全不一样，比如《检察日报》11月30日发表的那篇“为何最近袭警案频发”，认为警察容易遇袭的原因之一竟是“对警察正当行使防卫权的行为过于苛求，严重束缚了警察正常行使自卫权。……以致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患得患失、畏首畏尾”，这正好与民间社会认为“执法者普遍滥用暴力”这一判断相反，正应了那句“你们的政策从不考虑我们的主张，你们的想法和我们永不一样!”

杨佳成了“你们”的暴徒与“我们”的英雄，“你们”与“我们”之间的巨大鸿沟横亘在每个社会成员的眼前：“我们其实没有过高的奢望，我们穷人一直也都很忍让，……我们说人活着不能和狗一样，……必须让我们看到公平正义的希望！你若非要问我们还缺什么？也许我们缺的就是陈胜、吴广！”

不知中共当局听到了民众从胸腔里发出的怒吼没有？

──转自《华夏电子报》第 273期（有字面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