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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愛情小說《雪做的燕子》──多層悲劇性的震撼(圖)

琴心

【人民報消息】小說《雪做的燕子》是一部直擊現實的力作,是一曲滴血的生命悲歌。作者運用中西合璧的創作手法,塑造了一組鮮明生動的悲劇群像,人物的多層悲劇性使小說具有強烈的震撼力。

女主人公茹燕是一位嫻靜如秋花照水般善良的女孩,與世無爭。誰能料到她竟會慘死在中共黑獄惡警的電棍之下?這令人想到竇娥。正義力量在與邪惡勢力的較量中,美好的生命被扼殺,這是中國傳統的悲劇特點,《竇娥冤》是這種悲劇的代表作。然而,竇娥所受的冤苦怎能與茹燕相比?竇娥面對的是單一的幾個壞人弄權無視國法人命,她還可以期待惡官頭上的清官能為她伸冤。茹燕承受的是整個一部邪黨機器無法無天卑鄙無恥的絞壓。作者借用西方悲劇的手法,細緻地刻畫了茹燕在邪惡勢力擠壓下內心激烈的矛盾衝突,在迷亂、窒息幾近崩潰的邊緣,她人性中的善在愛的牽引下一次次被「真、善、忍」的法光沐浴,越來越清醒堅強,從懦弱自苦到平靜抗爭再到無畏超然,邪惡的手段用盡也沒能把她變成一條咬人的狗,相反她卻義無反顧的溶入子風的信仰,為了生命的高貴和尊嚴,從容地迎接死亡。這份悲劇中昇華出的人性的光彩,也是竇娥無法比的。竇娥被冤枉殺人,她沒有機會選擇活著,她的抗爭是任何人都會做的,沒有昇華也就沒有崇高。她被惡人所害,所以鬼魂伸冤,最終沉冤得雪,惡人惡報。這是中國傳統民間信仰的表現。而被惡魔送上刑臺的必定是天使,所以茹燕最終成為不死的天神,她要用她的苦難去喚醒麻木的眾生,解救他們的靈魂,那麼共產惡魔跟神斗,必然滅亡。這樣的結局完全是樂觀的悲劇意識,不止於一般的善惡必報,它體現了至高的佛法信仰的人生理念,更能提升生命的境界,使人在悲憤中不是絕望和無奈,而是借著穿過黑暗的那一縷神光,歸真向善。

茹燕的人生悲劇表面看似乎是惡棍吳愛江一手造成,實質是中共一貫「剝奪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來達到其絕對控制社會權力的目標」(《九評共產黨》)的必然。50多年來,中共一次次搞政治運動殺人誅心,有誰逃得過指鹿為馬式的「人人表態」?茹燕的沉默無異於公然挑戰,中共決不允許。吳愛江順著中共的邪勁兒才能呼風喚雨生殺予奪。《九評共產黨》一書深刻指出:「共產黨內最有斗爭精神、最善於耍流氓手段的人才能掌控權力。」這一點也集中體現在吳愛江身上。如果說中共是集古今中外流氓邪惡於一身的惡魔,那麼吳愛江就是這惡魔精心打造出的集中共邪惡於一身的毒妖。作者全方位地淋漓盡致地刻畫剖析了這個人鬼混雜的怪物,他的小人技倆,無恥手段,險惡用心,流氓本性;他的黨思維的敏銳,黨話語的高超,黨整人的技巧,「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本事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正像他自己涕淚表白的那樣:邪黨就是他媽。他邪的靈魂、黑的血都來自那裏。

這樣一個共產邪靈定期發作吃人時的惡兇,一個害人整人毫無人性的爛鬼,一個精神極端變態的非人,竟然也是一個可以令人落淚的悲劇人物。為什麼他還令人落淚呢?――作者巧妙化用了文學的手法,把撞擊人心的畫面和聲音自然組合成一體,揭開了吳愛江的身世和惡變的過程:他也不是生來就壞,恰恰相反,他出生於法國地中海邊,出身極為高貴典雅,童年時有著「健康、紅潤、聰穎的臉,吳家祖傳的華貴,生來做翰林做博士的相貌」……然而:美麗的母親,英俊的父親帶著聰慧的靚兒為了建設嶄新中國的夢想,拋下優越文明的法國生活,投進中共的懷抱,卻被殘酷下流地折磨致死;「那個健康活潑已經會背《三字經》已經會背《道德經》已經會唱《讓我們蕩起雙槳》的小孩、那個小衣褂上從來沒沾染過半點塵土、那個在詩歌和音樂中長大的孩子,全程看過了媽媽的掙扎、全程聽過了聲聲的哀號」,嚇呆了嚇傻了,還要被逼著說「他們給弄死,活該…」「我要做黨的人」;「那個失去了優雅相拼命模仿著去罵去打去往老教授臉上撒尿的半大小子艷羨著點點頭……我要做黨的人---那個眼光開始發賊的成年人滴溜溜轉著眼珠子盤算著咂著嘴點點頭……我要做黨的人……。」吳愛江就是這樣被中共惡黨毀滅了。他是惡黨害人大悲劇的積極製造者,但他首先也是惡黨害人大悲劇的可憐承受者。這是怎樣的一出人倫慘劇,怎樣的一出人性毀滅的悲劇?!當一個人為了活命可以跟殺害父母的仇人一起侮辱踐踏自己的父母,可以感謝黨的殺父母之恩,可以羨慕模仿仇人去侮辱踐踏黨要打倒的好人,當他也變成了與仇人一樣的無恥暴虐的劊子手時,還有什麼人性可依?還有什麼卑鄙下流的事做不出來?然而,即使黨的惡性已經浸透他的骨髓,與生俱來的天性還會不時的襲上來纏住他,令他在夢魘般的痛苦中掙扎:當他孤零零一人陷於黑夜的房間中,那個邪靈黨性組裝的頭腦松弛下來,生他肉身的父母、童年的影像就從他雜亂意識的最底層頑強地泛起;這時他恐慌不已、極度痛苦,迷亂中不斷強迫自己重覆地喊:「我是革命孤兒」、「我是革、命、孤、兒!」。然而在喊過之後,在迷亂的最深處,這個一路衷心喊著「黨啊媽媽」並飛黃騰達的堅定黨徒,在一個人的深夜,攥著拳頭喊出的話足以震驚每一位讀者:

「『黨啊……媽媽……嗚嗚……黨啊……媽媽……你這個---嗚嗚---共!產!黨!你這個---』

「吳愛江忽然圓睜死閉的小眼,那體能泄盡的死魚眼裡漏出駭人的灰光、仇恨的渾光射向天花板,在這間沒有人的空室裡,他突然死死支棱起小拳頭,咬著牙以全身體力嘶咬出那幾個叫人驚懼的字:

「『共產黨,你這個--

魔---!鬼---!』」

這種精神上黨我和本我的格殺在夜晚無休無止,可一到白天,那所謂「火熱的現實」(其實就是惡黨對其追隨者那邪惡的欲望瘋狂的滿足和刺激)又很快使他完全忘卻夜裡的地獄生涯,樂顛顛地欣賞惡黨的「騙」、「煽」、「斗」等種種手段並變本加厲地應用它,進而享受在施用這些手段整他所有想整的人時那變異的快感。他千方百計以整法輪功為資本取悅上司,卻丟了他們的臉,最後被踢出淪為街頭乞丐,又是在夜晚,臨死前人性迴光返照,癡癡的要找生他的媽媽。在小說的結尾,那一筆刻畫輕輕地一帶,就彷彿畫家不經意的一筆添上去卻平添甚多韻味,令人難忍那憐恨交加的淚水:

「當垂死者又一次吃力地望過來--昏黃的眼裡滿含著懇求甚至哀求,嘴唇徒勞無功地哆嗦著想說卻已不能;於是子風忽然感到點什麼,他翻過照片的背面,看到了歪扭卻極為吃力的幾個字--

「請帶我
去尋找
媽媽……

「子風一下子眼淚迷離;他再也抑制不住淚水,抑制不住胸腔的起伏。

「啊,那西歐的風尚,那白衣長裙飄飄,那雙明凈的眼……那縷--消散的煙……。

「這個--喊了一輩子『黨啊,媽媽』的怪物,最後的委託--竟是--要去尋找媽媽……。」

唉!多麼可惡可恨而又可悲可憐的人物啊,縱使滿身罪孽的肉身死去了也並非痛苦的結束,而是深墮地獄層層銷毀的無邊痛悔的開始。這都是中共惡黨的罪惡!

用西方悲劇手法結合現代意識流方法表現人物內心世界的衝突,除了用於刻畫吳愛江外,還有劉書記。他不同於吳愛江的是他的「出身好」,從小就順利接受了中共的欺騙和洗腦,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中共編造的神話上,但是中共一次次的整人運動殺死了那麼多人,尤其是教他們唱黨歌的可愛的老師被學生打死,令他震驚恐懼,他學會了保全自己——像苔蘚一樣沒有傾向,不露聲色地小心活著。每天他都在絞盡腦汁檢查自己哪一句話哪一舉動有無把柄可供人抓。未泯的人性使他不願像吳愛江那樣主動整人,懼怕挨整又使他見風使舵順從邪惡。他完全知悉吳愛江這種人的險惡卑鄙,也懂得這種無恥之徒必定會受到中共的重用,於是主動舉薦吳愛江以換取更大的保險。吳愛江要在夜裡「教育」茹燕,他不敢不從。在脅迫茹燕去見吳的過程中,善良與自私,人性與黨性在他身上激烈交鋒。痛不欲生嗎?還是沒有勇氣跳下湖水。吳愛江從他的皮看穿他的心——懦夫,草民——像狗一樣的茍活著吧,想清白沒門,共產黨就是要拉你們一起下水,這樣才能避免自己將來被清算。他吳愛江就是共產黨,就是要搓著你們玩——相對於毒藥一樣的吳愛江,劉書記好像還不壞。但是就是數不清這樣不壞的人,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被裹挾著推波助瀾,一起製造著人間的悲劇。他們自以為高明總能安然無恙,殊不知已經變成了中共所需的沒有頭腦麻木不仁的變異人。

小說中只出場一次的阮院長是有別於劉書記的又一變異人。作者通過典型的神態和語言描寫,寥寥幾筆就勾勒出了他的過去和現在——他曾經很像王子風,但現實磨平了他。他比劉書記坦蕩,他對王子風出自真誠的惋惜和關切還透著當年的君子素質,但他只是為舒適的生活而存在了,隨波逐流,真理正義這類東西似乎只是他年輕幼稚時的輕信。他想不到的是當年他接受的一切理念都被中共的無神論灌注和改造,他以為識破了中共的虛偽和謊言,遠離崇高轉求現實,是清醒,其實一樣是被黨文化毒害。黨文化就是能騙就騙,騙不了就讓人什麼也不信,一邊是對敢言的文化人打倒在地,另一邊是分給你——墮落的知識階層一杯羹,讓你畏懼著在物質滿足中默許著順從著中共的罪行,徹底喪失「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高貴人格,喪失知識份子應有的民族責任與良知。《九評》中對這一人性悲劇有精闢地概括:「中共在幾十年的屠殺中不但摧毀了無數的生命,更摧毀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許許多多的人,已經在殘酷斗爭中形成一種條件反射。只要中共舉起屠刀,這些人立刻放棄一切原則,放棄一切判斷力,舉手投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精神已經死亡。這是比肉體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作者在描寫社會環境時,多層次多角度跨時代的構築了一個立體的悲劇社會。吳愛江那一代經歷了中共建政至今所有的暴政,由於出身背景和具體環境等的不同,每個人扭曲變異的程度也不同,吳愛江、劉書記、阮院長這幾個人物呈現出的悲劇色彩就不同。




女軍人「莊姐」的女兒在「六、四」民主運動中,慘死在自己親生父親指揮的軍隊的槍彈之下。父親在忍痛含淚感謝黨的慶功會後喝下了硫酸。莊姐的人生信念徹底粉碎,轉業後,為報復中共瘋狂貪污斂財,拿貪污得來的大量紙鈔在丈夫、女兒的墳前焚燒;她以經濟犯被關進了監獄,認識了清純無辜的茹燕。(圖/洪藝)

小說中另一個使人難忘的人物――女軍人「莊姐」,是中共所謂「改革開放新時期」、即第二代領導人時期新悲劇的代表者。莊姐和她的丈夫一直在軍中,受忠於邪黨的洗腦最深。或許他們在革命的名義下為惡黨做過壞事而不自知。她女兒在「六、四」民主運動中,和許多愛國學生一起真誠地期望黨和政府採納良言,如同當年的「右派」一樣相信黨。他們不會想到這個「糾正了錯誤」的「偉大的黨」,會像史書上的「反動派」一樣開槍屠殺。他們不知道「重覆使用暴力,是共產黨政權維持統治的重要手段」(《九評共產黨》)。災難降臨,女兒慘死在自己親生父親指揮的軍隊的槍彈之下。父親在忍痛含淚感謝黨的慶功會後喝下了硫酸。莊姐的人生信念徹底粉碎,轉業後為報復中共而瘋狂貪污斂財,不用於享受卻用來在丈夫女兒的墳前焚燒;她以經濟犯關進了監獄。死都不怕的她自然成了黑獄中的「大哥」。當茹燕入獄後,她發現茹燕很像她死去的女兒,從而她的母愛復甦,給予了茹燕母親般的關懷,發誓只要有一口氣在決不讓茹燕吃苦,也決心化仇恨為大愛去善待別人。然而她忘了,「共產黨容不得人性和善念,一定要動用暴力把人內心的良知摧毀」(《九評共產黨》)。果然,在惡警經久不斷的夜間折磨和精神轟炸後,在她多次痛苦的自我折磨和瘋狂掙扎後,她終於再次徹底崩潰,完全屈服於中共獄警的毒計。在悲愴地撫摸著茹燕的嫩臉之後,大打出手……。其實,她是中共殘忍手段製造下的另一類吳愛江。她恨中共,卻又再次被迫變成中共咬人的狗。中共製造了多少人間慘劇,前面的血跡未幹,後面的又覆蓋上,令人痛苦得窒息。

中共一貫宣傳監獄挽救人的「春風化雨」,作者撕去它的畫皮,讓我們看到可怖的真實。暴力治人,以人整人這些中共的經典手段,在監獄中被運用到極致。獄警縱容鼓勵、利用培植著人性中的惡,把人進一步推向深淵。刁蘭等惡犯的凶殘,有其自身的因素,更是惡黨社會的惡果。中共長期灌輸斗爭哲學,挑動群眾斗群眾,讓人民在不斷的斗中學會漠視他人的生命和痛苦;強行灌輸無神論,使人不相信因果報應,不相信天堂地獄,作惡不計後果,這就導致今天犯罪劇增。罪犯本已罪孽很深,中共惡警又指使他們迫害修煉「真、善、忍」的好人,讓他們萬劫不復。可悲可嘆!這可以說是又一層悲劇,社會渣子的悲劇。

誰都知道青年是社會的希望。小說中出現的幾個青年人物卻令人哀嘆。小美曾真誠地關心茹燕,對行兇的惡警義憤填膺。但是,從七月二十日開始,她看了中共鋪天蓋地的對法輪功的謊言污蔑後,黨性如蛇般鑽進了她的心,她開始疏遠茹燕,不再同情法輪功,不再譴責惡行。她盡情享受著現代燈紅酒綠的生活,對朋友的苦痛冷漠麻木,完全按照中共灌輸的思維想問題,卻自以為有思想。北大高才生張巒童亦步亦趨地侍侯著吳愛江主任,他的校友某女在聽了吳愛江的一番污蔑法輪功的「愛國」演講後,激動得振臂高呼積極回應。他們不知道中共整人的血腥歷史,不知道吳愛江的流氓無恥。敢說真話的大老馬已經被吳愛江整進了精神病院,其餘的人不敢也不願講出真相。中共牢牢的掌控著全社會的喉舌,讓人們想共產黨所想,言共產黨所言,行共產黨所宣導的事。新生一代不清楚上一次運動的真相,社會經驗很少,判斷是非的能力低下。這樣的人越是在中共的思維模式中愛國,就越會成為中共的打人棍子。當年的紅衛兵不就是這樣被利用嗎?即使他們能了解一些歷史,被無神論、唯物論和進化論餵養大的一代,在物欲橫流的當今社會,也很難有堅持正義的操守和勇氣,因為在中共的暴政專制下,那是需要以生死為代價的。充其量,他們會成為另一個阮院長。這是青年一代的悲劇。正如《九評》所言:「一代被騙的中國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國人繼續對中共謊言著迷,這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華民族的大不幸。」

作者濃墨重彩層層渲染的這一出悲劇實在觸目驚心。它不是《奧賽羅》似的性格悲劇,不是《苔絲》似的命運悲劇,不是《雷雨》似的倫理悲劇,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由於個人人性中的種種弱點而造成的社會悲劇,而是共產邪黨特制的獨一無二的社會大悲劇、人性大悲劇、歷史大悲劇。通觀整部小說,那一個個深厚的人物形像串起的,完全就是自中共竊國到當下,整個近60年中中共的迫害史、行惡史,甚至可以說它是對《九評》從文學角度和形象角度加以詮釋的一次成功嘗試。它鮮明形象而深刻地揭示出:「共產黨的洗腦運動是如此荒唐,如此殘暴,如此卑鄙,如此無所不在。它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價值取向和倫理道德,徹底改寫了中華民族的行為準則和生活方式,並不斷用肉體和精神的摧殘加固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絕對權威。」(《九評共產黨》)

世界歷史上的大多數悲劇都有一個無解的人生命題,《雪做的燕子》卻昭示了一條改變人性悲劇和社會悲劇的唯一出路——只有像王子風、鄭實姐那樣堅信佛法真理的人,像茹燕那樣求真向善的人,才能在佛法加持下保持生命的高貴人格和尊嚴。只有越來越多的人覺醒,退出中共,解體中共,才能砸碎悲劇的鎖鏈走向自由和光明。這是這部悲劇小說最瑰麗無比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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