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是后来才变坏的吗？

中共掌权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运动不断，迫使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国家元气大伤，百姓痛苦不堪。文革后，中共迫不得已搞起了改革开放，虽然经济发展了，但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僚却乘机化公为私，中饱私囊，贪污腐化，整个社会被搞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提起今天的共产党，大陆民众罕有说好话的，大多数人都骂不绝口。然而，一旦话题转到从前，就会有不少人开始感叹，“今天的共产党早已不是从前的共产党了”。言下之意，早年的共产党是好的，只是后来特别是当政后才变坏了，这种看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据笔者接触和观察，之所以会有不少人这样想，追根溯源，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生活在信息封锁的封闭环境中，受“党文化”的欺骗太深，对中共的起家史和本质缺乏起码的了解所致。

其实，中共建党后一直打着救国救民的幌子，以暴力和谎言为武器，不遗余力的破坏与颠覆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千方百计夺取国家权力，其所到之处无不伴随着破坏、屠杀、战乱、欺骗、独裁和恐惧，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

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从建党到夺取政权，中共主要做了如下几件大事。

一、背信弃义对国民党实行附体挖心，想方设法破坏北伐和国民革命。

中共建党之初，俄共便指使它加入国民党，“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自身的组织”。为了取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苏俄派代表与孙联合发表宣言，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中共则公开声明“决不在国民党中组织共产党党团”。但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后，既不遵从孙中山一开始就提出的“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的原则，也不信守自己“决不在国民党中组织共产党党团”的公开诺言，一方面以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为界限，在国民党内部不断制造左派和右派之分，煽动左派反对右派，并竭力从内部控制国民党，另一方面则在国民党中积极组织地下党团，在黄埔军校建立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展地下中共党员，其背信弃义的流氓面目可谓昭然若揭。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各派军阀连年混战的境地。打垮军阀武力，推倒军阀政府，结束军阀复辟混战的局面，统一中华民国，不但是捍卫和推进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的需要，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心愿。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由国民党广东革命政府发动和领导的北伐终于拉开帷幕。不足十月，国民革命军便打到了长江南岸，解放了南半个中国。但中共受苏俄之命，为避免国民党势力的壮大，把国民党拖死在广东，以便达到肆意窃夺中国的目的。开始则反对北伐，当反对不成时便利用之，利用不成时又破坏之。北伐期间，当国民革命军在前线征战军阀时，中共却在后方移植俄式革命，煽动农民斗争北伐军官的家属，严重影响了北伐的顺利进行。连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承认，“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曾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最后，当破坏不成时，中共则干脆彻底背叛了北伐。

二、是假“土地革命”之名，在农村制造阶级仇恨，挑起阶级斗争，煽动暴民造反。

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从来就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虽有矛盾，有时甚至比较尖锐，但更有彼此依赖、和睦共处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你死我活的仇恨与斗争。但中共却将地主与农民的这种关系歪曲为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别有用心地抹黑农村乡绅的形象，煽动农民杀地主富农，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人为地制造和挑起乡村贫富阶层之间的极端仇杀。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共常用的方法是，唆使乡村里的痞子无赖打头阵，捆绑地主士绅，冲进他们家里打砸抢抄，杀猪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眼见有利可图，场面热闹，许多贫苦农民于是也开始跟着起哄闹事。就这样，斗争地主士绅的声势越来越大，卷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在乡村的共同体的传统作用下，这种暴力的场面会造成一种你必须置身于其间，否则连命也不保的局面，这就是胁迫。于是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被冲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暴民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导致了原有社会架构的崩溃，暴力横行，到处是一片混乱，整个乡村陷入了血腥的红色恐怖之中。与此同时，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也不得不被迫起来反抗，以暴抗暴，以恶还恶。于是，红色恐怖和红色恐怖轮番交替，把昔日平静自足的农村一下变成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在不断上演的循环仇杀中，失去生命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地主士绅，人数更多的是大量无辜的农民。

三、积极充当苏俄侵华的政治工具，消极抗日、积极反蒋，借抗战扩充自己的地盘和实力。

中共一向称自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最高典范，但事实恰恰相反。

出现于1921年的中共并非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在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一手操纵下成立的。其建党之初，它的党章党纲是由共产国际制定的，它的活动经费也是共产国际提供的，当时的中共其实就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国支部，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俄共“儿子党”。这种与生俱来的出生“胎记”，注定了中共不可避免要充当苏俄侵华的政治工具，为苏俄的在华利益服务。

早在1921年的“一大”宣言里，中共就赤裸裸地宣称：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从中国分离出去；可以加入现在世界上的某个“民主联邦”。这里所谓的某个“民主联邦”，它没好意思说出口，其实就是中共的主子苏联。

为了苏俄的利益，中共甚至将民族利益置之脑后。比如当1924年7月，苏俄煽动外蒙独立，国民党公开指责苏俄时，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却没有一人与国民党同持应有的反对立场。相反，由于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持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

1929年7月，当中华民国为维护国家主权而遭遇苏俄大规模侵略时，中共竟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无视民族，背叛祖国，不仅公开决策“武装保卫苏联”，而且在全国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武装叛乱高潮，与苏俄侵略者“里应外合”。

日军侵华是中华民族上世纪面临的最大一次民族危机，也可以说是检验一个中国政党究竟是不是真爱国的试金石。

如果中共真的爱国，那么，当日军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它理应将民族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与国民党一同齐心协力抗击外敌，但中共的所为恰恰相反。虽然它嘴巴上把抗日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却处处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蒋的策略，借日本人入侵，国民政府无暇他顾之机，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实力，为日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做准备。结果，八年抗战中，积极抗战的国民党政权被极大地削弱，中共则乘机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支一百三十万人的大军。难怪毛泽东生前多次说过，我们（中共）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

为了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对自己的全面支持，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不惜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具体内容包括：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百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四、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对百姓施行专制统治。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国家，百姓毫无人权，备受欺凌蹂躏，对此，绝大多数人今天都不会有异议。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不知道，其实早在1949年前，中共就已经反复进行过专制独裁的实验了，只不过不是全国性的政权，而是中共在其“根据地”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割据政权。其中最典型的早期例子就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成立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这个国中之国是个典型的斯大林模式的集权社会。按中共的旨意，这里的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在这里，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着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是“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但 “借”出的从来没还过。

这里的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都要有路条。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份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泽东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千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所谓“革命圣地”延安更是开了中共1949年后大大小小政治运动的先河。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对以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为主要内容的人类基本价值进行了一场大清洗。在政治高压下，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不但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甚至不惜出卖他人，以保住自己的性命。而一批坚持独立思考，大胆发表意见的知识份子，要么遭到整肃，要么为此失去了生命。

五是抗战后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不惜让成千上万的农民充当战争炮灰，使得已经启动的民主建国和平进程毁于一旦。

抗战结束后，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人民期盼着能早日把中国建设一个民主繁荣的新国家，但没想到一场延续三年的内战竟又接踵而之。从那时起到今天，中共一直谎称这场内战是国民党挑起的，但事实上挑起这场内战的祸首不是国民党，而恰恰是中共自己！

照理讲，日本投降后，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战胜国，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一个领导人民坚持了八年全面抗战，并获得了最终胜利的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其对敌受降的权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挥对敌受降的权力，亦同样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然而，中共及其“养在深山、长在敌后”的百万军队，却将“对日受降”视作他们走出深山、席卷敌后、直至夺取全国政权的“非常历史机遇”，抗战一结束就如猛虎出山般地开始了对受降权的疯狂争夺。同时，又因争夺受降权而开始了它的“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中共除于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强行对日受降以外，还曾对三万拒绝向中共投降的日军实行进攻、包围和缴械，对日寇打了一场八年来从来没有打过的“大战和运动仗”，获得了八年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抗日战果”。同时，华北绥远的集宁、清水二县为政府军受降不过五日，即被8月 12日自河北、山西一带急行军而来的三万中共军队所攻陷。9月11日，抗日名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时，竟被中共军队围歼三千余人。 10月17日，中共又开始调动军队，对归绥的傅作义部展开包围……。

在接下来的三年内战中，中共使用的是以人肉做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人海战术。中原野战军围住黄维兵团时，邓小平给毛泽东打电报，拍胸脯一天就拿下黄兵团，谁知碰上了国军的火焰喷射器，仗打得不理想。不过火焰喷射器难不倒共产党的军队，反正有的是人。邓小平命令部队不断顶着火焰喷射器硬往上压，倒下一批再上一批，一定要压上去。结果，因为消耗太多，黄兵团最后没有汽油了，火焰喷射器打不响了，中共部队终于冲上去了。就这样，以成百上千年轻战士的惨死为代价，中共的中原野战军方才取得了胜利。打济南时，宋时轮、许世友也是不断地把部队往国军的枪口上压，以至河沟里到处填满了尸体。事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再来回顾当年的那场内战，中共虽然靠“人海战术”赢得了胜利，但这个胜利分明是建立在成千上万来自农村的年轻战士的尸骨上的。说穿了，在中共眼里，他们的生命并不值钱，充其量不过是自己夺得江山的工具而已。

结果，由中共挑起的三年内战，不但葬送了中国来之不易的和平民主希望，更将大陆拖进了专制复辟的苦难深渊。

可见，从当政前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来看，中共从投胎到人间的那天起就是邪恶的，它的起家史完全是一部践踏天理人道的血淋淋的恐怖史，那时的共产党人就是一群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地地道道的现代土匪，而活跃在那个年代的中共首脑们，几乎个个都是冷酷嗜血的杀人狂和巧舌如簧的说谎专家。

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跟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一样，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狼腹里降生的，都是喝着它的狼奶长大的。作为彻底的无神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点就是反宇宙、反自然、反人性，唯我独尊，目空一切，无法无天，试图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世界。正因为如此，它敌视人类所有的普世价值，宣扬与传统的一切彻底决裂，主张通过阶级斗争，用暴力手段颠覆现存的社会秩序，建立一党垄断权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而为了实现这个的目的，则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手段再暴烈、再残忍、再无情、再卑鄙都无所谓。

所以，共产党根本不是后来才变坏，而是一直都很坏，打出世后它的邪恶本性就一直没变过。共产党当政后的种种暴政暴行其实不过是它之前的种种暴行暴政的延续和演绎。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只能说是今天的共产党比以前的共产党变得更坏更邪恶更无可救要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