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上查找不到吳弘達親筆寫的簡歷。然而與吳弘達熟悉的人卻說吳實際上一天也沒有勞改過，僅僅被勞教過三年（在中國，勞改是刑事處罰，勞教是行政處罰）。許多書中是這樣描述吳的簡歷的：吳弘達原本是一箇中國人，原籍江蘇省無錫市，１９３７年出生在上海的一個小銀行業主家庭。吳弘達曾因盜竊、誘姦女學生等罪行被依法懲處。１９６１年５月至１９６４年５月，他先後在北京清河農場和團河農場接受勞動教養三年。１９６４年，吳弘達刑滿釋放後，到山西省霍縣就業，後來調到山西財經學院任教，不久又調到武漢地質大學任教。１９８５年，他從武漢赴美國探親，並從此滯留美國。經過７年苦心努力，他終於於１９９２年加入了美國國籍，宣誓效忠美利堅合衆國。
吳是否「誘姦」過女學生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從「勞教」而非「勞改」這個事實看，這個可能性確實存在。在五、六十年代，強姦、殺人等都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反黨反革命卻是「敵我矛盾」。從量刑上來看，「誘姦」與「勞教三年」倒也有邏輯上的聯繫。吳自己在自傳《昨夜雨驟風狂》中還談到，他在時隔34年，初戀情人已經爲人祖母的時候，還被他深深一吻。看樣子吳也是個多情種子。
吳弘達即使做過牢，也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中共與時俱進的無產階級專政手段，吳已經數十年沒有領教過。要說現在真正的勞改權威，那得是現在還在坐牢或者剛剛出來的異議人士、法輪功信徒或地下教會成員，第一手資料新鮮熱辣，遠非吳久遠年月前的冷飯可比。
吳的一大特點就是在民運圈子裏基本沒有朋友，被他排擠乃至直接誣爲「共特」的人比比皆是。據與吳接近的人講，吳是個妒嫉心很重的人，著名民運人士，如魏京生、李洪寬、王丹、鮑戈等都受到吳的壓制，或直接被吳指爲「共特」，而吳自己僱傭了共特高瞻一事，吳卻將其抹得不了了之。
臺灣「國安局」局長薛石民和「海基會」副祕書長顏萬進曾經在談到吳弘達的時候說：鮑戈出獄後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勞教所強迫犯人生產印有19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字樣的阿迪達斯足球，引起轟動。世界盃賽開幕那天，鮑戈跑到澳門開記者會，起訴阿迪達斯公司，再次造成轟動。吳弘達害怕鮑戈影響太大，在美國搶了他的風頭，於是便散佈流言說鮑戈造謠。……吳弘達腰纏萬貫，在美國擁有豪宅，而當鮑戈到美國時，他非但沒接濟過一分錢，還千方百計地排斥和封殺。
鮑戈絕不是一個特例。當年李洪寬在美國經營大參考網站，並每日給大陸送出大量電子郵件。這樣一個耗費精力和金錢的項目在申請資助的時候卻受到吳弘達的百般排擠和打壓。王丹的情形據說與李洪寬也差相彷彿，遇到吳弘達不少人爲製造的障礙。
知吳底細的人稱吳的一大特點是言而無信，過河拆橋。例如1957年有個很有名的右派叫馮國將，1993年在香港就跟吳合作過。馮的前妻爲幫助「勞改基金會」 蒐集證據，冒着生命危險赴湖北、浙江、和遼寧省的十三個監獄和勞改農場進行調查、攝影及錄像。在馮的前妻遇到危急，隨時可能被捕之際，吳背叛其諾言，不但不與援手，甚至反過來污衊馮「騙」了他。馮一怒之下將事實經過發表在香港《前哨》月刊上，題爲《我怎麼來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吳弘達因爲謊言被揭穿而惱羞成怒，對馮的朋友莫逢傑污衊馮是「共特」，讓莫不要租房子給馮住。莫逢傑由於不信吳的話而被吳以最髒的話痛罵，終至二人徹底絕交。
吳弘達一直以「人權鬥士」的面目示人，貌似錚錚鐵骨。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９日，吳弘達試圖通過化名從位於中國與哈薩克斯坦交界的霍爾果斯口岸潛入中國境內時被中國邊防人員抓獲。彼時，吳已經加入美國國籍，因此在被司法機關羈押調查的短短兩個月內，辦案人員並沒有對吳進行刑訊逼供，其待遇也遠比其他在押犯優越。吳弘達卻在８月９日向中國司法機關呈交了一份親筆簽名的《悔罪書》。吳痛哭流涕地悔罪認錯，承認他提供給外國電視廣播公司的所謂「中國勞改產品」，其實都是從烏魯木齊普通農貿市場上買來的手工產品，並非來自中國監獄。吳供認說：「他先是來到新疆第二監獄，拍下了一些有關當地警戒設備的鏡頭，然後，再來到烏魯木起市區一條繁華的商業街，拍下了一些商品的鏡頭，再將事先準備好的監獄標誌貼到某個商品上，用特寫鏡頭拍下這個商品，於是，他們覺得非常理想的畫面也就出來了。」類似的，他說他關於死刑犯腎移植的鏡頭，也是來自在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拍攝的胸外科手術。
對吳爲什麼如此竹筒倒豆子般的認罪，我們並不清楚。雖然這無法證僞中共的罪行，但吳的「悔罪」畢竟給了中共矢口否認的口實，並傷害了「民運人士」的形象。從吳這次表演中，我們不得不懷疑他在自傳《昨夜雨驟風狂》中給自己加諸的光環。或許有人認爲吳加入美籍後，居移氣，養移體，已經吃不了監獄的苦，因此不得不做違心之詞。可吳從小就在上海一個銀行家的富裕環境中養尊處優，勞教三年期間正趕上全國大饑荒的年代，他如果在那種險惡的環境中還保持着他自傳中所描述的氣節，怎麼到了 1995年這種氣節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呢？
吳來到美國的時機甚好，適逢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政治體制改革被胡、趙提上議事日程，許多有抱負的人都要在國內施展一番身手，彼時海外的中國大陸人很少，自然也沒人與吳競爭。吳藉着這個機會露出了頭角。等到1989之後，大陸出來的人漸漸多起來，可吳已經站穩腳跟，打擊和排擠起那些初來乍到、立足未穩之人自然信手拈來，行有餘力。
名利雙收的吳做了很多紙面文章，而真正吳拿到的第一手資料近年甚少，而被吳直接從大陸勞改營營救出來的人就更加寥寥無幾。實事做得不多，榮譽倒是不少，這隻能說明吳的手腕非同一般。
在對法輪功的問題上，吳的妒嫉心故態復萌。吳是個花錢很謹慎的人，每年他從民主基金會拿到上百萬美元的資助，然而他在人員工資和辦公費用上卻十分「精打細算」。儘管如此，畢竟吳的號召力不夠，上百萬美金能夠召來的人馬不多。而法輪功僅靠信徒自發辦媒體、講真相，卻在反中共迫害的各路人士中聲勢最盛。吳在私下裏曾經表示，如果他是江澤民他也要鎮壓法輪功，實乃妒嫉心作祟之故。這與他公開宣稱的支持法輪功反迫害的態度背道而馳，且這種私下的講話常常代表一個人的真實想法。
吳弘達一直示人以嚴謹的風格，美國國會也因此對吳頗有信任，事實上的吳弘達卻不是他給外界的那個形象。比如中國到底有多少犯人這個問題，吳就給出過至少三個完全不同的說法：一說是二千萬(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3/30/98)。還有一說是1996年的數字, 全國有一千一百個勞改營, 關着六百萬到八百萬勞改犯人(張偉國主持的美國電子刊物98年3月)。第三種說法見之於吳1991年出版的一本書,說中國大陸勞改營至少有三千個, 犯人有一千二百萬至一千六百萬, 其中留場就業人員約八百萬至一千萬。 對於自中共建政以來的犯人總數，吳在95年5月10日說有三千萬至四千萬, 而在1998年卻說有五千萬以上(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3/30/98)。（以上內容摘自範似棟的《拆穿吳弘達的西洋鏡》）。
吳弘達作爲中國勞改問題的權威，在中國到底有多少犯人這個基本問題上給出幾種不同的說法，也讓人不能不對吳的治學和考證精神有所懷疑。一個勞改權威，總不能靠着估計出的自相矛盾的數據混日子吧？
吳從小在教會學校上學，英文甚好，且深知西方人的心態與思維方式。在他出席的聽證中，發表意見時常常帶有很大的表演成分。當被問及他在勞教所的遭遇時，他常常會停頓一會兒，等到大家都集中注意力傾聽他的下文時，再用非常簡潔和肯定的口氣陳述，這種做秀常常引來大家驚愕的呼聲，並強化他人權鬥士的形象。
綜合上面的信息，我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於他所竭力塑造的形象：因盜竊和誘姦女生被勞教、言而無信、過河拆橋、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欺騙、軟骨頭、沽名釣譽、排擠他人、妒嫉心重、治學態度不嚴謹等等。此或爲吳弘達的真實面目。
(博訊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