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安生在记者会后进一步介绍核心小组，她说：“核心小组希望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士，和我一齐去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倾听这些人士对政改的看法，及对政改的疑虑。希望可以透过商讨寻求解决的方式。”

陈方安生表示，不希望小组有太多的成员，因为有太多的成员，在商讨时很难达到共识。至于核心小组成员的人数，她说，现时仍未决定最终的数目，但多数是8到10个。

她透露，目前已经接触了2位人士，希望日后接触更多人士。不过，陈方安生不愿透露该两位人士的名字。

陈方安生认为香港政改的步伐太慢，她说：“现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去看政改；很多的阴谋论、很多的猜测，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我们可以排除这些猜测和传闻，否则在普选这个具争议性的议题上，是无法取得突破的。”

她又说：“我不能担保我会在这项工作上取得成果，但我认为，作为一个关心香港的公民，我愿意一试，并组织一群关注香港长远利益的人士，一起就政改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案，希望政府会考虑。我不期望政府会完全接纳小组的建议，但若我们的建议可以引发政府的思考，从而制订港人可接受的方案，我已经达到我的目的了。”

出发点永远是为香港好

被问到有关中共质疑她跟西方政府走得太近的问题时，陈方安生回答说：“我很不清楚这个担心从何而来，无论在政府做事时，及现时退休后，我的出发点永远都是为香港好。因为作为香港社会的一份子，我希望香港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在经济、社会、政治的层面，行一条正确又稳定及令香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希望在这方面尽我所能。”

“至于说外国人有没有影响，事实上，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我们有外国人在这里经商，无论在香港经商或透过香港与内地经商，这些生意人也有他们自己国籍的人士住在香港，所以他们对香港的动态、种种的发展有兴趣，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很自然的。”

和谐非事事同意政府

陈方安生还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讲到了她对和谐社会的看法：“一国两制亦适用于和谐社会，如何成为和谐社会，是有意见分歧，有人似乎认为，和谐社会就是要同意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不认为这是多数人对和谐社会的定义。我认为，和谐的出现是当人民感到他们在政府制订政策的过程中可以参与；市民有渠道可以反映他们的忧虑，并可期望那些忧虑会被处理。唯一可以做到这种和谐社会是给予港人在《基本法》所赋予的权利：通过普选产生特首和立法会议员。”

对于外界始终非常关注的问题：是否参选特首，陈方安生说：“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就是否参选作一个明确的声明。我没有意思组党。这会是不久的将来（就参选发表声明）。”

有责任做到言行一致

陈方安生昨日在记者会上一开始发言时便说：“遇到有关乎社会民生及福祉的重大政策问题，港人必须作好准备，挺身而出，争取重视。多年来，我有幸跻身政府高层，益发感到有责任言行一致。”

她在会上简短地介绍香港的普选历史：“在1985年首次将民选议席引入立法局，选举以功能组别形式进行，票数有限，并非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到1991年，立法局首次有10名议员通过普选产生。那是香港迈向民主路上的一大里程碑。”

陈方安生指《基本法》的一大成就，是为香港民主政制稳步发展订定了清晰的路向，不过自1997年回归数年间，中共政权认为建议不能接受。

她说：“没有普选，真正的民主政府便无从实现。”

陈方安生说，在回归初期，港人都抱有新希望，但在回归后的9年期间，经济急转直下全面衰退；公共卫生方面，先后经历过禽流感、沙士（SARS）肆虐，港府及市民都充分表现出百折不挠的志气。但在政制发展方面，她反问：“我们又为何停滞不前？”

陈方安生说：“其中一个原因是，虽然港人支持更大民主的声音越来越大，有些人却选择捂住耳朵，充耳不闻，同时也有部份人倾向在《基本法》条文方面肆意大造文章，所以进行普选的跑道上障碍越来越多，要到达终点自然也就越来越困难。”

陈方安生借克努特王（King Canute）跑到海边，坐在宝座上，命令涌起的浪潮退下，结果落得双脚全湿的故事，来比喻商界翘楚与力求延缓民主进程的社会人士的情况。她认为，这些界别的人士须明白，支持普选的浪潮是不会退却的，试图无限期保持现状不是办法。陈方安生认为，民主派人士可以尽力帮忙消除商界的疑虑。

她举例说，其中一个商界的疑虑是：民选政府必定会与商界为敌，大派免费午餐。但从其它国家的经验看来，该说法并无根据。

发展小组没订路向大纲

陈方安生说，另一个较难消除的疑虑是：民选政府有较大可能会挑战中共中央的权威。她说，香港与内地在民主进程方面处于不同的阶段，但基于“一国两制”的原则，港人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迈进，实现《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许下的承诺。

陈方安生指出，港人不再相信普选能够实现，原因是港府政制发展专责小组只对07/08普选特首及全体60位立法会议员的政制安排，作修修补补，但对于进一步迈向普选的进程，却没有订定路向大纲。

陈方安生认为，问题出于政制发展小组的职权所限；她指出，要制订政制发展建议方案的工作，若一开始就认定要制定一套可为各方接受的建议方案，是有点不设实际，亦难以达成目标。

她说：“尽量寻求社会最大共识，当然无可厚非，但是，政府必须一如既往，以符合港人最大利益为依归，坚定不移地引领研究朝向应有的结果进发。”

她又说：“政府该做的，不是凑合一大堆往往互不相干的问题，随机征集民意，而是就未来路向提出清晰的建议，并拟订达到全面民主的时间表，让谘询工作不致缺乏扎实的基础。”

公司法对政党无保障

陈方安生又认为，现时个别人士要组织政党，需要根据《公司条例》注册为合法组织是毫不理想的办法。她希望香港能制订独立的专设法例，订明政党的功能与责任，并附设适当的保障条文，确保政党活动健全，不会滥受干预。同时，政党本身亦应及早草拟政党宣言，让市民得以了解各个政党的宗旨与政策。

对于立法会如何由目前的组成方法过渡至全面普选产生，陈方安生指出，必须订定发展步骤。其中，功能组别何去何从是一大问题。她说，根据最初的构思，间接选举只是迈向直接选举的踏脚石，不应永久保留。

陈方安生最后以英国已故首相邱吉尔名句：“民主是最劣的政体——以往试行过的其它政体则除外”来结束其讲话，借此说明她采取的立场，并非因为她相信在香港的繁荣社会，民主是解决所有管治问题的灵丹妙药。

她说：“我清楚知道，建立强而有力但应变灵活的民主架构，长远来说固然会造褔香港，但是期间却要面对不少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