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有良知的山東律師，因獲悉北京警察將我帶走的消息後，連夜啓程趕到北京與警方進行交涉要求放人。當得知我已安全回家時，這位興奮難抑的勇敢青年非要與我見上一面，我向他強調了見我的危險，他說被抓應當算不上是一種什麼危險，我們應當看他們監獄裏面能關多少人？但就是在我們見完面後不一會兒，這位正直的青年人被祕密警察綁架後關押在北京站的派出所裏。昨日獲此信息後，一則我因逢主日聚會，二則最近來見我的人被他們非法綁架後一般會被非法關押三到十二小時後獲釋。今天早晨起床後，王律師的手機仍無法接通，於是我決定去北京站派出所要求放人。八點四十三分出門，手機等一應隨身物均留在家裏。我是乘坐公共汽車去北京站的，一上公共車，將近三十名祕密警察擠上了我乘坐的那輛大巴！這是我首次與祕密警察在公共車上同處。讓車上的其他乘客驚詫的是，這羣五大三粗的男人，無一例外的全部像中東地區的那些阿拉伯婦女一樣，個個用大頭巾將臉捂得只露兩隻眼睛。許多市民還議論着說：「今兒是什麼日子，這麼暖和的天氣，老人小孩都沒有事，一羣大老爺們怎麼都把臉捂上？」議論者始終沒有弄明白這羣決心保住臉面的男人爲什麼要這樣做！約十一點四十分，獲知王律師已獲釋時，我在成羣但仍不願露臉者的簇擁下返回。當我準備回家取手機走進我們的樓房單元時，三名祕密警察（其中兩人在我家門口圍堵了一百多天）竟站在離我家門不到兩步的樓梯上，擺出一幅流氓相，明顯挑釁地看着我，對我而言這樣的場面早已成爲生活中的一部分，當我打開鎖正準備進家門時，這三名流氓竟猛撲過來往我家裏衝。今天我的表現不及夫人十分之一，令我沒有料到的是夫人大叫一聲「無恥」，同時猛撲過來將那猝不及防的三名祕密警察推出了家門，差一點兒連我一起推倒在地。三名祕密警察被驚的倉惶奔逃，夫人竟窮追至樓下，三名剛剛還一臉天地不怕神氣的祕密警察猶驚弓之鳥，一眨眼便逃得無蹤無影。
中共政權最近幾天在如何攪擾、恐嚇我一家的問題上可謂絞盡腦汁。一天出一個新花樣，絕對的規律就是下流及無法無天。私人住宅權神聖不容侵犯的價值，是今天整個有人類蹤跡的地方，被人類共同的尊奉着，但這樣的普世價值，從未獲得這個流氓政權的一絲尊重，儘管它早就將這樣的價值寫進了憲法。我一家強烈抗議中共特務的這種拋棄人類最基本廉恥的暴行。這樣的惡劣事態表明，中共內部的反動派在對我一家的迫害問題上已無任何限線，對我一家的流氓恐嚇，試圖深入到我的私人住宅裏施展，這種肆意踐踏及挑釁人類固有文明價值的惡行，更加加增中共內部反動派、反人類文明及反人類社會基本道德罪惡的紀錄。
更令人痛心不已的是：當我下樓準備去辦公室繼續今天的絕食時，走到一個大停車場，剛才一直用身體撞擊我的六名特務無賴式的圍在我的周圍，不一會兒，他們將我堵在中間，令人斷乎想像不到的是，他們竟一起喊着，「一二三， ×你媽！一二三，×你媽！」，這樣的過程竟持續了近七分鐘，我當時平靜的和他們說理，但我內心的痛苦是常人難以想像的，今天適逢我母親去世一週年的忌日，我問他們：「你們年紀輕輕，你們對這樣的過程沒有一個自己的基本判斷嗎？這樣過程成了你們的工作內容，它正當嗎！」他們自顧不停的重複着他們的叫罵。
根據今天反饋回來的信息，又有四名全國各地來準備看我的人被非法抓捕。
中午，日本《產經新聞》記者來訪，被圍在辦公室的警察強制帶到警車上盤查。警察告訴記者朋友，「北京市公安局有命令，外國媒體要採訪高智晟，必須經過北京市公安局批准。」
16點獲知，我律師事務所的合夥律師王新國，昨天下午從新疆回京後，準備回自己的辦公室時，被北京市公安局非法綁架。對方未出示任何手續，被非法審訊了12個小時，即單人輪換着審訊，折騰了一整夜。
王新國在北京沒有自己的家，他就住在我們的辦公室，無論他怎麼申訴，那羣不通人性的警察就是不聽，卻不斷的向他重複着：「要麼離開高智晟，要麼就收拾你，沒有什麼好商量的。」從小關派出所出來後，王律師又變得無處可去了。
中共給中國人定的人權標準是整個人類社會最無恥的標準，他們這個標準叫生存權，表明在中國，人的生存也被視做是一個被恩准的權利。就這樣低的可憐的權利，有時中共蠻勁上來，也不管不顧的侵害之。最近中共內部反動派把這種蠻勁使到了極至！赤裸裸的以一切不恥於人類的手段來剝奪我一家的生存權！正常人很難理解，即便是明天就讓我們家全部餓死，中國人揭露中共罪惡，講真話的聲音就真的會窒息嗎？這是斷乎不會的。就像今天，他們的很多行爲讓人不理解，猶如今天那羣年輕人在圍堵、辱罵我時，一位北京老人大聲問他們：「你們這是要幹什麼呀，誰會沒有自己的母親，你們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呢，對你們自己有什麼好處嗎？」老人的話落，他們一鬨而散！
人類社會請記住，在人類的歷史上，還存在過且仍存在着這樣的一種制度，請我們記住它。
2006年3月6日 在有特務與黑社會打手圍堵的日子裏於北京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