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機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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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941年到1945年的「延安整風:靠恐怖建立權力基礎」使我了解到原來在延安是隻準進不準出的。
文章這樣寫道:集中在延安的熱血青年大約有四萬人,多是十幾二十歲,由中共地下黨把他們介紹到這塊「革命聖地」來的。到達延安時,他們無一不是興奮萬狀。有個青年回憶道:「我們終於見到延安的城頭了,我們這時興奮得幾乎要流出淚來,我們在車上向着延安城不停的歡呼,歌頌這座莊嚴的古城……歌聲開始激盪,我們高唱起(國際歌)和俄國的{祖國進行曲)。」青年們又慕煞幹部們身上又臭又髒的爛軍服,處處覺得新鮮、刺激和神祕,爲之顛倒。(延安頌) 的歌聲響徹全城,新來者被編入各種學校受訓。但很快的,他們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們來延安是衝着一個夢,這個夢與現實相差十萬八千里。
文革中,我和幾位同學串連時認識了清華大學的一個學生,小夥子非常英俊,也很健談。後來去四川支援「革命造反派」時,被對方的流彈擊中,被揹回來時血一直往下淌,就這樣死去了。後來別人告訴我說,他的父母當年就是熱血青年,在延安認識的,因爲生活太苦,偷偷離開回到上海,成了資本家。
看了張戎的著作我才明白,延安的苦並不僅僅是生活之苦,而是共產黨高官騎在下面人頭上作威作福。
文章寫道: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問題。這個他們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聖地無蹤無跡,不平等、特權比比皆是。就吃來說,每個單位都有大、中、小三竈,中竈的肉、油大概是大竈的一倍,小竈就更多了。高級領導有特別的營養食品。
穿着也是一樣。一般人穿當地自織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領導人穿國統區進口的舒服的斜紋布。毛的內衣內褲是極細的布。一個爲毛家洗洗補補的傭人告訴我們,她本人不夠穿內衣褲和襪子的資格,只能穿空心棉襖,經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菸草、臘燭、寫字紙都按等級分配。說到孩子,中共領導…)(扁可以送去蘇聯,或有自己的保姆。職位低一些的高幹的妻子生產可以進醫院,產後有專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幹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結婚的一般幹部,要麼不敢生孩子,要麼自己想法子對付。
艱苦的生活條件使疾病常常發生,但是醫藥分配按等級。毛本人有美國醫生馬海德,還有兩個蘇聯醫生。如有什麼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給重慶的周恩來打電報。醫院分高幹病房跟一般人病房,進醫院得要介紹信,連病人的飯菜也分等級。
抗戰剛開始時,延安有個國民政府派來的紅十字會醫療隊,給一般共產黨員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趕走了,有謠言說它用的針藥全是有毒的,還在食水裏下毒,散播細菌。醫療隊走後,個別醫生被留了下來,主要爲特權階層服務。
毛澤東與江青在延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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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書中有一段描述,我簡直不敢相信進延安就等於有了一份賣身契,生死由黨定。
書裏是這樣描寫的:儘管失望,年輕的志願者卻沒法離開,他們進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別的紅色根據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過來人說:在延安的老幹部中,新幹部中,思鄉病很流行。農家子弟往往直率地提出回家去,知識分子幹部就聰明多了,他們不說「回家去」,而是編造一套謊言,說得天花亂墜,要求黨調他們出外工作。當然絕大多數不會批准。
書中說:司馬璐在醫院裏看到下面的一場戲:「我們沒有病,爲什麼把我們送到這裏。」兩個江西佬一面在咆哮着,一面在企圖掙脫政治指導員的手。指導員對他們說:「同志,你安靜一點。」又招呼幾個武裝同志把他們壓住。……兩個江西佬繼續在訴說:「我們要回家看看雙親和兒女,一次再次請假不準,硬說我們有了神經病,送我們到這裏來。」
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鳳凰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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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因爲想回家看看父母和兒女就要被處決,多麼令人毛骨悚然!原來那個清華大學學生的父母是九死一生逃出去的!不過正因爲他們有這段歷史,所以二十幾年後,文革時還是被活活打死了。打死他們的就是這個在清華大學上學的兒子。當時紅衛兵站在旁邊,逼着兒子打死父母,說他不打死他們,就打死他,然後再打死他父母。這是多麼悲慘的一幕啊!
張戎這本書揭開了我封存三十多年的記憶,這不是一件壞事。
(人民報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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