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把中国皇历叫作农历或阴历，把中国新年叫春节
2．取消传统节日，过党安排的党节
3．年轻人结婚，要新事新办，不拜天地神，唱感谢党的歌

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都经历过漫长的积累和演化过程。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一代又一代帝王逝去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终结了，但敬天、信神、仁民、爱物的价值核心却从来没有失坠。

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部门，以满足人不同层次的需要——生存需要、情感需要、安全需要、精神需要等等。政治的存在为社会服务，社会的存在为人服务，而不是相反。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这些社会的基本内容对政治起着制约和引导的作用。当政权偏离了正义的轨辙，人们可以依据社会公认的准则规范政权、校正政权，甚至推翻政权（替天行道）、重建政权。孔子说过，“礼失而求诸野”，意思是说，朝廷失去礼仪，要去民间把礼仪找回来。一个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会，其重要性甚至远在政权之上。

传统中国文化深厚的精神内涵决定了传统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会。健康的社会意味着心智健全的人民，而心智健全的人民不会听凭共产党愚弄和恐吓。因此，共产党要全面根除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因素，用党文化取而代之。

在共产党统治下，社会高度政治化，政治高度一元化。共产党声称“不破不立”、“大破大立”，要“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在一片杀伐声中，破除的是中华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建立的是具足中共邪恶基因的党文化。

或许有人以为自己没有受到党文化的沾染，比如很少看电视和报纸上的时事，或者基本不参加政治学习。可是，中共实行的是“党领导一切”，而不是“党领导一切减去你的个人生活”。党文化对中国人生活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可以说，只要是生活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就不可能不受到党文化的毒害。

党文化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深刻而彻底。历法节庆、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甚至家庭和生育，都被中共揉捏成它想要的样子。我们下面从几个简单的例子入手，讨论生活中的党文化。

1．把中国皇历叫作农历或阴历，把中国新年叫春节

现在的中国人把传统的历法叫作农历或阴历，把“正月初一”称为“春节”，这里所用“农历”、“春节”等说法带有明显的党文化含义。一个名词的改变看似无关紧要，但几千年历史的传承却会因此斩断。

1） 把皇历叫作农历或阴历

中国人是非常重视历史的，中国对历史的记载之详尽和准确远非有着同样久远历史的欧洲或非洲可比。这固然由于中国人有记录历史的使命感，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修史利器——纪年方式。

简单的说，“历史”就是对“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的记载。如果纪年的问题解决不了，就会给修史带来极大的障碍。也正因为此，欧洲的历史在统一历法（十七——十八世纪）之前的年代常常是模糊甚至混乱的。

中国的传统历法以干支纪年。所谓“干支”是“天干”与“地支”的简称。其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地支。纪年则按顺序取干支各一字，以甲子为始，六十年循环一次，周而复始，直至无穷。这种干支纪年的方式使中国历史摆脱了年代的定位问题，几千年后，中国人仍能很轻易的将中国史书中的纪年对应到西元的纪年上。

另外中国人也以干支来纪月、日和时。换句话说，由于干支包含天干、地支各一个字，每一个时刻都由年、月、日、时的干支来标记，因此共有八个字。例如2006年6月6日早上6点，就属于“丙戌年甲午月丙寅日辛卯时”，此时出生的人“生辰八字”即为 “丙戌、甲午、丙寅、辛卯”。

中国最早的历法是轩辕黄帝颁布的。轩辕黄帝被尊为“人文初祖”，因此，中国人对历法的重视可见一斑。《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都对历法进行了修订，在帝舜的时代人们对一年的天数、节气的划分已经相当准确。

由于轩辕黄帝是道家文化的创始人，因此中国人从文明之初就非常重视道家的阴阳学说。历法也表达了阴阳平衡的概念，中国的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既不是单纯的阴历，也不是单纯的阳历。

现在人们常用的公历就是一种太阳历（简称阳历），它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基础，其月份的划分与月亮的盈亏没有关系，只是个名称而已；伊斯兰教历法是一种典型的太阴历（简称阴历），它完全以月亮的盈亏周期为基础定月份，每年12个月，大约354天，所以积33年与公历相差一年。

注重阴阳平衡的中国古人制定的传统历法，同时兼顾月亮的盈亏周期和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周期。其历月的平均长度接近朔望月，定“朔日”（即地球位于太阳与月球中间，这一天从地球上看不到月亮）为每月初一日，所以月中则为“望日”（月圆之日）；通过设置闰月，使历年的平均长度接近回归年，是一种“阴月阳年”式的阴阳合历。它既能使每个年份基本符合季节变化，又使每一月份的日期与月相对应。此外早在舜帝之时，准确描述季节变化的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就已经完成，传统历法中的节气取决于地球绕太阳公转位置的周期变化，属于太阳历范畴。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天人合一”，道家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因此极为重视对天象的观测。汉初司马迁写《史记》时，专门写了一章“天官书”，对星球的运转规律、位置以及对人间格局的影响做了详细的阐述。

由于天干地支对应着五行，并进一步对应方位、颜色、季节、五脏、社会结构等，因此成为周易预测学的主要依据。以干支纪月时，这里的“月”也是传统历法中的以月相盈亏为基础的月，即周易预测也必须基于传统历法。

在历史皇朝建立之后，皇帝登基，或者发生什么大事、天灾等，都会改年号，所以历法中又加入了年号。如我们所熟悉的“贞观”、“永乐”、“康熙”等都是年号。因为传统皇朝的历书都由皇帝颁布，与皇帝年号联系在一起，并且由官方刻印，因此传统历法被称作“皇历”。又因为最早的历法来源于黄帝，因此也叫“黄历”。

皇历以干支纪年，包括二十四节气的日期表，每天的吉、凶、宜、忌，涉及婚姻嫁娶、仪式庆典、建造搬迁、生活起居、祭祀安葬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历法充分体现了阴阳五行的思想, 蕴含着自然循环运化的规律，即时（时间）空（方位）互动，和“阴”与“阳”的作用结果，同时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宇宙相生相克、祸福转换、改朝换代、循环往复等规律的理解，其背后反映的是道家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敬畏天地神明、考虑天时、地利、人和的价值观。

中国历法由于其阴阳平衡、天人合一、预测学内涵而成为中共消灭的对象。

中共建政之后，开始认为“皇历”代表了传统社会的统治秩序，并且其中有很多与预测学、风水等有关的内容，于是废止了“皇历”。叫“黄历”或“夏历”则会让人回溯历史，于是称传统历法为“阴历”。应该说，“阴历”的叫法是错误的，中国历法是“阴阳合历”，叫“阴历”就打破了传统文化中阴阳平衡的观念。然而，中共觉得“阴”仍然是道家的提法，还是带有修炼内涵，于是在1968年，中共以破“四旧”为名把传统历法叫成“农历”。

中共把传统的皇历叫作农历，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传统历法的作用仅限于农业，是计算农时的需要。这也是和中共唯物论的原则一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耕社会产生出的历法其作用只限于农事，只对农民有用，与现代社会、与其他人没有太大关系。传统历法由此而被边缘化。实际上如前所述，传统皇历的作用绝不仅限于农业，它和百姓生活更直接相关的部分，是其直接将“天地人”的关系反映在内的以天干地支为基础，根据五行生克确定的每日吉凶宜忌，以及以敬天信神为核心的各种年节、祭祀活动。这些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化内容，能够使中国人时时回溯自己的文明传统。中共把它简单叫作农历，实际上是籍此贬低掏空蕴含博大文化内涵的传统皇历，截断传统文化的承传。今天的年轻人说到农历，只知道它和寥寥几个剩下的传统节日有关，还与农民种地有关，而不知道其中蕴含的深厚传统文化内涵了。此外在中共党文化中，农民常与“政治觉悟”不高，和“封建、愚昧、落后”等联系起来，中共把皇历叫农历是对传统历法的一种贬损。

2） 把新年叫春节

过年是华人社会最大的传统节日。《说文解字》中“年”的意思是“五谷大熟”。古人丰收后要感谢神明保佑，因此举行谢神祭祀并祈祷来年风调雨顺的重要仪式。

传统的新年是从腊月八日开始，直到正月十五结束。“腊八”是佛祖释迦牟尼开悟成佛的日子，民间与寺院都在这一天喝腊八粥，祈祷来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接下来就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这一天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民间认为灶王爷监看着一年以来一家人的一举一动，到了腊月二十三日这一天要上天庭去汇报。至除夕再贴上新的灶王像。这种活动是中国人“头上三尺有神灵”的一种表达。由于相信灶王的监督作用，人们自然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

腊月三十也称“除夕”，是新年庆贺的高潮，这是“祭神祭祖”的日子。其中置天地桌、贴门神、接福神、财神、贵神、喜神、太岁神、请灶王爷像、贴春联、放鞭炮等都与中国人敬神的传统有关。天地桌是供奉神佛和接神的临时性供桌。春联的原形是桃符，因为传说中鬼怕桃木，至五代时蜀主孟旭在桃符上题字“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成为正式的春联的开始。

祭祖也是过年的重要部分，大多是在家中将祖先牌位依次摆在正厅，陈列祭祀的供品，然后祭拜者按长幼的顺序上香跪拜。《论语》上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因此祭祖不仅是孝道的表达，也是对古人道德传统的继承。

1949 年9月27日，中共商量夺取政权后建政事宜，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似乎只是个普通的庆祝“春天”的节日而已。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叫法，同样是中共为了批判、替代传统文化、宣扬无神论的需要。这样一改，传统过年中感谢神明看护、尊敬神明与先祖的文化内涵就被去除了。

这时过年的吉祥话变成了“祝你今年能够上北京，见到毛主席”、“革命精神代代传”等政治话语，春联变成了“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敬神祭祖”变成了“忆苦思甜”，组织看政治电影，组织有“教育意义”的联欢会，搞“团拜”，唱“人民公社新风多，婆婆婶婶都唱歌，春节不去搞迷信，大家上台演节目”。张贴的年画从敬神祁福变成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好”、“春节期间学习老三篇”、“全家学公报”。《人民日报》是这样描述百姓过年的：有人打算趁一家团圆机会办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的准备大年夜吃“忆苦饭”——“这顿‘年饭’，是阶级教育饭，我们一定吃在肚子里，记在心坎上，永远不忘阶级苦，永远跟党干革命！” 还有人计划开家庭批判会，或者准备看看亲戚朋友，一起交流“思想收获”，畅谈“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节日变成了共产党给老百姓洗脑灌输党文化的政治课。

文革结束后，传统的庆祝方式有所恢复，然而经过三十年的破坏，新生的一代已无重拾传统的可能。近二十几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被中共鼓吹为中国百姓的“新民俗”，然而晚会完全是歌唱“主旋律”，与意识形态有关的主题贯穿始终，而且格调越来越趋于粗俗低下。千百年来蕴涵在新年中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感怀被中共破坏殆尽。

2．取消传统节日，过党安排的党节

传统节日除了过年被中共叫成“春节”外，还有很多被中共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党节，以党文化取代传统文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节日都与修炼、神佛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重要的传统中国节日除了新年之外，还有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盂兰盆会、中秋节、重阳节、冬至，此外还有浴佛节、七夕等。

元宵节在“正月十五”，原本来自于道教的“上元节”，传说中为天官大帝的诞辰日。汉明帝刘庄因为崇信佛法，于是下令寺院与民间在这一天放灯，象征佛法大明。自此，元宵节也成了灯节。

清明节是祭祖扫墓的时候；端午节一说起源于祭祀屈原、一说源自于龙神崇拜。中秋节起源于周朝，周天王每年中秋要祭月，后渐渐留下了赏月的习俗。重阳节为九月初九，按照中国的术数，“九”象征极高（道家讲九层天）、极广（九州方圆）、极深（九地之下）、长久等等，此时人们赏菊、佩戴茱萸、饮菊花酒等。冬至则是帝王到天坛祭天的日子。

浴佛节在四月初八，又称佛诞节、龙华会，是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日子，这一天善男信女要到寺院进香、参加斋会，举行布施、放生等活动。七夕是七月初七，源于牛郎织女的传说。盂兰盆会在七月十五，是荐亡的节日，起源于佛教中目犍连尊者依释迦佛开示，设盆斋僧，使其母脱离饿鬼道的典故。

略述中国的节日，可看出无节不与祭祀、神话或佛、道教有关。如果这些节日得以保留，并依循传统庆贺，则中国文化中与神有关的部分会代代相传，这是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为了割断中国人和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传统文化价值之间的承接、联系，让中国人不再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保护，完全暴晒和浸泡在党文化之中，通过日常习俗对民众进行洗脑，中共除了正月初一这个被改称“春节”的节日而保留之外，其它传统节日，无一为中共的法定假日。传统的节日民俗被中共挤压得失去了生存空间，不得不遗憾地退出历史舞台。

同时，中共制定了其它“节日”，为其统治服务。这些“党节”包括“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

过节的时候，回溯节日的起源常常成为当天的热门话题，而中共所指定的节日，无一不与“阶级斗争”或“革命”有关，或者是对它自己的里程碑的纪念，这种节日政治化的做法，目的就是让人顺服它的意识形态，以及庆祝中共的成立和发展。不仅如此，在党节里还不只有放假休息，每到党节，就组织“歌咏比赛”、“文艺汇演”等，为恶党歌功颂德。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共动辄给它的节日冠上“国际”二字，好像真是全世界的盛大节日。到了国外人们才发现除了几个共产主义小兄弟，人家外国人过的都是自己民族的传统节日，根本没有“三八”“五一”“六一”的。共产党故意渲染“工人、妇女和儿童”是被歧视的阶级和群体，鼓动他们起来斗争。其实，恰恰是在共产党国家“工人、妇女和儿童”才是真正受到压迫的。共产党利用这几个节日不过是为了配合其阶级斗争的需要。

“三八妇女节”常见的活动是评选模范或者是“三八红旗手”，举行女性为主的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或者是表彰会、庆祝会、联谊会等集会性的活动。近年来三八节的庆祝被要求搞创新，但不管多少过法，主题可以概括为进一步借节日来加深人们头脑中“女人半边天”，“男女都一样”的党文化，表现党对女性的“关怀”，突出党让妇女“翻身”，得到“平等”地位，同时让女模范们对党歌功表忠心，对其他人进行洗脑。

“五一劳动节”起源于1886年5月1日，以美国芝加哥为中心，举行了约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五一变成党节，庆祝的活动给人灌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评“劳模”，从下到上，给工作出色，有成就的人或者是各行各业的突出代表以荣誉，甚至直接吸收入党，让人们感觉到自己被承认肯定，高兴之余不忘是党给了自己这一切。通过对这些优秀者的统战进行对各个行业的进一步控制，同时壮大自己的门面。

“五四青年节”则起源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原本一场维护主权的爱国运动，经共产党宣传成为“觉悟了的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的标志。

庆祝“六一儿童节”的主要国家都是“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儿童节”的起源莫衷一是，中共把这个节日也归结到“反帝”上。“儿童节”的庆祝活动归妇联管，去公园也好，文艺演出也好，孩子过节却不能做孩子想做的事情，小孩要说大人想听的“小孩话”，各种活动由老师一手操办，其意义不单纯是庆祝和娱乐，“五讲四美”、“做接班人”、“知荣辱庆六一”等等活动的主题都要符合党的某个阶段的政策和要求。孩子们耳濡目染的是党文化里借文艺之名达到政治目的的一套，还有“主题队日”、“歌咏比赛”，天真的孩子们从小就被迫适应这套虚伪的做事方式。

不仅如此，六一前后是入少先队的日子，在“队旗”下宣誓：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从小就把孩子们拉到中共的邪恶政治里边。

“七一”则是个不伦不类的“节日”，因为中共并非7月1日成立，却被中共规定为“党的生日”。实际上，中共是由苏共在1920年8月派代表维经斯基来中国建立的，党名也是苏共所取，当时称为“第三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又称中国共产党”，其使命为苏共所托付的“颠覆中华民国和消灭中国国民党”的无产阶级革命。 1921年7月所召开的只是中共的代表大会。从常识推论，也是先有共产党，后有代表大会。

中共一大是苏联人出钱召开的。后来投靠汪精卫成为第二号大汉奸的陈公博是中共创始人，一大代表。他携新婚夫人借开会机会到上海“公费旅游”，住在大东旅社。7月31日，在陈公博住所隔壁发生一起情杀案。随后法租界警察来办案，中共才移至嘉兴南湖开会。当时成立政党是合法的，警察也并不是为了抓中共代表而来，而中共却将警察的到来渲染成“对敌斗争”的险恶。1981年，中共党史研究室根据1921年8月初《申报》上关于情杀案的报道推算出中共成立时间为7月23日，并写进《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

“七一”虽为“节日”不是“假日”，但却是各级党委和中宣部对社会开足马力搞宣传的重要时机。对外如此，对内亦然。党员要参加各种组织活动，党的各级领导要讲话，也是每年一次重新给党员充电，增强党性的机会。除此以外，新党员入党也多选在七一前夕。全社会承认七一作为节日的存在，就是承认中共对中国的占据。整个节日每年一次起到了给中共输血，加强中共生命力的作用。

“八一建军节”是为了庆祝中共称之为“南昌起义”的暴动。当时的背景是，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带领下于1926年发起北伐战争，讨伐北洋政府。由于人民的拥戴，北伐军进展顺利，国家即将统一。中共一方则在斯大林亲自命令下不断破坏北伐，甚至于要用武装暴动的办法打回广东去，以阻止国民党打垮北洋军阀。蒋介石被迫于1927年4月12日，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而中共则于当年8月1日发动南昌暴动，搞起武装割据。由于南昌暴动是中共掌握自己军队的开始，故被命名为“建军节”。

“十一”是中共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日子，却要求全国人民来共同庆祝所谓的“国庆节”。“国庆”活动即被赋予重大政治意义，作为庆典的主体，在北京举行国宴、阅兵、焰火、游行。一方面炫耀武力，震慑百姓，另一方面用焰火、国宴、园艺等粉饰太平，用天安门广场摆放孙中山的巨幅画像来“统战”台湾，用游行来伪造“万民拥戴”的假相。此时，电视通常要放“开国大典”等影片，缅怀中共“解放”的不易，人为把中国定义为中共建立的国，加重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混淆党和国家的概念，给人错觉好像中国是中共建的。

事实上，现在很多华人将10月1日称为“国殇日”。自中共建党以来，带给中国人无尽的苦难，特别是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造成了大约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出卖了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毁尽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对于道德和生态方面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中共强迫人民庆祝它的成立与发展壮大，等于强迫人民庆祝自己日益深重的苦难。

中共把“五一”、“十一”变为七天长假，天数虽多，却没有自主调剂的余地。中国人常在这几天安排旅游、结婚或其它重要活动，这些活动常常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以至于多年后也许还会指着自己的结婚照或旅游纪念照说“这是我某某年‘国庆’节照的。”从而潜移默化地将中共的节日，与普通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

3．年轻人结婚，要新事新办，不拜天地神，唱感谢党的歌

1）正统文化中的婚礼

正统文化重视四大礼节：冠礼、婚礼、丧礼和祭礼。

“冠礼”是指成人礼，按照儒家礼节，男子二十岁行加冠礼以示成年，意味着真正承担社会责任的开始。“丧礼”是在人过世之后的丧葬仪式，常请僧道追荐亡魂。“祭礼”则是祭祖、祭神的礼节。中共夺取政权后，上面的三种礼仪都被废弃，这与其中包含的敬天敬神，“慎终追远”的因素有关。

然而“婚礼”毕竟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无论是中国古人还是西方人，婚姻为一生的约定，要拜天地神明，隆重其事。

《礼记》中专门有“昏义”一章（“昏”为通假字，同“婚”，因故人婚礼常在黄昏时分举行），规定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礼。其中“纳采”指提亲；“问名”指询问女方姓名，以便占卜吉凶；“纳吉”指将占卜的好消息告诉女方；“纳征”指男方向女方送聘礼；“请期”则指男方通过占卜择定婚礼日期后请求女方的同意；“亲迎”则指男方在婚期去迎娶女方。

儒家认为，婚礼是两姓合好，上则行宗庙祭祀的职责，下则养育后代，因此婚礼是恭敬、谨慎、尊重婚姻的正礼。迎娶之日，男女要先拜天地，请天地作为婚姻的见证；拜高堂，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并请父母做婚姻的见证；夫妻对拜，以示相敬如宾。

西方的教徒结婚则要上教堂，请天主为见证，不信教的人也要念誓词“从今以后，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足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都将爱护你、珍惜你，直到天长地久。我承诺一生一世，对你忠心到底。”

2） 中共对婚礼的扭曲

正统文化中的婚礼一方面表达了对天地神明的尊敬，另一方面将人伦之常通过外在的喜庆又不失庄重的礼节表达出来，有对祖先的敬、对父母的孝、也有夫妻之间的恩和义。

婚礼的细节常常成为人一生中最幸福的回忆，因此共产党也一定要把婚礼作为其巩固和维系统治的重要方式。在中共插手之下，婚事带上了强烈的党政治色彩。例如结婚需要“党组织”批准，不同“阶级”地位的相亲相爱会受到警告或不被批准。而党的干部则常常由“组织”给配一个，于是这样的家庭充满对党的感激，变成党的 “微型战斗堡垒”。婚礼的仪式被鼓吹为“新事新办”，不再拜天地神明，而改为向党唱赞歌，用党替代了传统的神的位置。

《百年风俗变迁》提到了中共建政后的婚礼形式，除了在服装上去掉了男子的马褂长袍、女子的凤冠霞帔而改穿列宁装之外，证婚人也从天、地、父母换成了“党支部书记”。结婚的时间则选在“五一”、“十一”这样的中共规定的节日，“拜天地”变成了“向毛主席像鞠躬”。

至文革时，结婚前更要念一段毛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中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将婚姻私事上升到“革命”的高度。注意一个细节，就是“一切革命队伍中的人”才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革命性高于人性。同时还要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恩情深”，“毛泽东思想是传家宝，谁要是反对她，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在婚礼庆典上，还要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向毛表忠心。

“天大地大”这首歌是1966年邢台地震后开始传出的。在婚礼之时唱这样“赞美诗”式的歌曲，无非是共产党神化自己的手段，并使人在回忆婚姻的甜蜜时自动想起这些赞颂中共的歌词。

即使在文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有工作单位的人，尤其是有头有脸的人的婚事仍然免不了党组织、党领导的介入，新郎新娘还得表示感谢党的关怀。尽管中共现在已经不再插手具体的婚姻形式，但经过几十年的间隔，正统的婚姻礼节已经被抛弃，而随之被抛弃的更是婚姻的神圣感与责任感。现在的很多婚礼，除了闹得乱哄哄的，已经看不出其中的神圣与传统礼仪的规范了。很多的家庭矛盾、夫妻感情破裂、一夜情的盛行，与中共破坏正统的婚姻观念和婚礼形式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