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没有人不会不注意到，在任不寐的新作出版前一两个月，中国国内的图书市场上发生了一件非常热闹的出版丑闻：中共的宣传部一手策划了一个001号“国家大工程”——由一个在中国有大量投资的美国商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捉笔代刀，出版了一本名为《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国官方动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为此书促销，其规模和宣传大约也是文革中推销毛主席“红宝书”以来所仅见的了。书店里到处可见的广告中说：“这本传记介绍了江泽民同志的人生历程，尤其是阐述和评价了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国主要领导人的10多年中创立的历史功绩。在着重于国事活动的同时，也广泛涉及家庭生活、业余爱好、人品风格等方方面面，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了传主的风采”。显然，任不寐的新作不仅不同意这些阿谀的宫廷颂词，更有着完全相反的民间批判。这样，便自然地在两本书中引发了一个有趣的“真假江泽民”的比较课题。

　　如果对两书匆匆一瞥，便不难感到：任不寐的新作的要点是“打假”，而库恩传记则着力于“乱真”。

　　开篇第一章“江泽民是谁”，任作便尖锐地提出了“江泽民的年龄可能是假的”，“江泽民的学历可能是假的”，“江泽民的‘革命经历’可能是假的”，“江泽民的养父可能是假的”等一系列质问。

　　值得注意的是：任作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在细致的材料分析和严密的调查访问中得出的疑问。例如，任作指出，江泽民的公开简历中说他“一九四三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在历史记载中南京那一年根本没有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读一下库恩的传记，这只是一次反对吸毒品的学生游行。即便按库恩的说法，日伪军队只是“尾随”而没有镇压（可见得到了他们的批准）。可能为了证明“地下党”的作用，库作特意强调了当时有过一个可能是共产党员身份的学生的演说，但稍加留意的读者都会明白：决不能据此证明那就是“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再如，任作直接揭露出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是汉奸，1938年参加了汉奸组织“和平救国会”，南京沦陷后又供职于“南京临时维持会”。

　　在库恩的传记里，从来没有过对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政治身份的一丁点儿记述，却有在江的养父江上青死后，突然冒出的一段江世俊把江泽民过继给死了的弟弟时的慷慨激昂的描写：“江世俊没有犹豫。他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把他们的儿子江泽民过继给了江上青的遗孀王者兰。‘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要理解江泽民主席，’江泽慧说，‘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

　　读完这一长段似是而非的描写，读者恐怕只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其一，江泽民是在养父江上青死后被过继给他，不仅和中国社会的常理不合，起码他和他的养父在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点“理解关系”；其二，如果江世俊真的在“过继仪式”上有“继承遗志”、“向万恶的敌人复仇”之类的“红岩”式的慷慨陈词，那一定是一个抗日志士。为什么库恩对他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面貌违忌莫深？

　　这里仅是两例，但是任作和库作谁真谁假，细心的读者从中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任作和库作的第二个显而易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份子对执政者的尖锐批判，而这些批判都有坚实的资料依据；而后者却完全是一个“洋” 御用文人对独裁者的无原则的吹捧和巧妙开脱，它即便在语词逻辑上都是自相矛盾的。在任不寐的批判中，无论是侵犯人权的问题、腐败问题、主政期间对生态环境破坏的责任问题，还是个人崇拜和挥霍国家财富的问题和边界谈判涉嫌出卖国土的问题等等，都是无情的但是有根有据的。

　　例如，在任作在批判江作为“传媒公敌”时，便引用了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2002年发表的年度报告：“截止2001年底中国关押新闻记者总数增为35人，中国连续第三年成为囚禁最多记者的国家。江泽民因此再度列为十大传媒公敌之一，这是江泽民连续第五年上了该委员会的‘十大传媒公敌榜 ’”。在在批判江把“人权”混同于“生存权”和“猪权”时，应用了大量资料说明，即便是江泽民时代的“生存权”也是极为悲惨的：“经由不安全注射传播的肝炎和爱滋病，已导致三十九万中国人提早死亡，并造成六百八十九万寿命年的损失，直接医疗费用达到一亿四千二百万美元……每年因生产事故和交通事故至少死亡 14万余人……每年有近两万儿童非正常死亡………每年由室内空气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达11．1万人，每天大约是304人……”

　　但是在库恩的传记中，我们却读到了一些不胜枚举的奇文妙句。这里也举两例。其一，“今天的中国人可以用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表达他们对高级领导人的意见。这是中国人变得自由自在、无惧无畏的一个缩影。江当政多年之后，今天的中国人民享受到的自由比500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

　　我实在不知道库恩博士有什么“官方资料”说明中国人的“手机短信”都是在批判“高级领导人”，又何以见得是“中国人变得自由自在、无惧无畏的一个缩影”？我更不知道库恩博士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是否还看《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抑或已经只看他不具有语言能力看懂的《人民日报》。但在如上具有世界性公信力的美国报纸里，江泽民和他的追随者直接把还没有来得及发“手机短信”的杨子立、郑恩宠、蒋彦永等人或拘押或判刑则有着确确实实的一再报导。既然库恩博士已经谈到了历史，我们也不妨以史为鉴。就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天天骂当政者的鲁迅却还没有过一天牢狱之灾，那么，“今天的中国人民享受到的自由比500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的结论，真不知道是怎么得出来的？！

　　其二，库恩先生在谈到江对六四学生运动的态度时说：“他本人就曾是一名激进的示威学生，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理解学生要求更多民主和自由的感情’，但他又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武力压制辩护。他渴望中国文艺的繁荣，却又对中国作家和画家的创作自由予以必要的限制。”

　　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说辞：既然学生运动是民主的和自由的，那“武力压制”必然是错误的。同样，限制了创作自由的文艺是不可能“繁荣的”，这已经是每一个高中生都应当懂得的常识。当库恩以其“大脑解剖专业”博士的身份写出种种有违常识的妙句时，只能使读者清晰地窥见他在中国经商获利后的走火入魔，由此看到他精心塑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江泽民形象。

　　如果说任不寐的书和库恩的传记完全没有共同点，那也不尽如此。任不寐就非常同意库恩书的标题：他改变了中国。问题是在于江怎样改变了中国。按任作的分析，江泽民对中国的改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市经济和集团经济畸形发展。第二、政治上从意识形态专制主义回归传统东方专制主义，并 “成功”地阻碍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第三、政治压制和经济掠夺造成了两大后果，一是社会断裂（以贫富分化为主要特征），二是环境与资源毁灭性的破坏。第四、在思想文化领域，一种被他称为江泽民主义的精神成为政治哲学和民族精神，其基本特点是小市民式的精明和令人绝望的道德上的愚蠢。在这四个问题当中，经济、政治问题是短期灾变，思想文化是中期灾变，而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则是长期灾变；也就是说，在短期内，这种破坏很难恢复。在这种意义上，江泽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完全可能被整个民族所铭记。与此相比，库恩的结论却是：江泽民坚持独裁是对的，“江毫不愧疚地拒绝西方式民主，因为他坚信竞选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和动荡，从而给13亿中国人民造成各种各样的创伤。这也正是许多中国同胞的共识。正是出于这个考虑——为群众利益而保持稳定——江力求防止任何党内或政府内部的分歧、性格冲突或政治斗争被公开或泄露，保持团结一致的形象。但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些限制并无恶感，还支持严惩犯罪。”

　　而正因为如此，“中国大多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个人和社会自由与西方人相比毫不逊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全国数量庞大的人口终于可以免受饥饿、瘟疫、流离失所、文盲、大规模政治运动和各种社会灾难的侵害。”

　　我不知道库恩先生有哪些资料说明为江所拒绝的民主和政治改革“也正是许多中国同胞的共识”。至于说到江泽民使得中国人民免受了“大规模政治运动和各种社会灾难的侵害”，又怎样用来解释他一手发动的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

　　库恩先生关于江泽民使“中国大多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个人和社会自由与西方人相比毫不逊色”的结论，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更是一个十足的天方夜谭。

　　我们只要把这两本关于江泽民的书和作者的遭遇对比一下，便不难看出这一“天方夜谭”的梦幻性。库恩的书不仅在美国受到西方民主自由的保护，发行了英文本；更因为是中宣部的大工程而几乎同步译成中文出版，还动用了整个国家机器为其促销。而任不寐的书不仅不能在中国出版，还因为他写作此书，连他的妻儿回国都成了问题。可见，江泽民政权的个人和社会自由只给为他们歌功颂德的人，尤其是愿意充当他们御用文人的洋人——这是真的。而对批判他们的有良知的中国知识份子，这又是假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出版和言论的自由。为了批判江泽民和他的独裁政权，任不寐先生只能被迫流亡北美，才终于有了他的写作自由。在如此不公正的对比中，读者怎么能相信库恩博士没有受到中共的收买和腐蚀，而会写出一个真实的江泽民来呢？

　　其实，如果库恩博士要想让读者相信他笔下的江泽民是真实可信的，倒也有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法。他不妨也像任不寐先生那样，“流亡”到他笔下“个人和社会自由与西方人相比毫不逊色”的中国，甚至加入中国国籍去彻底地享受“自由”。而不是一边享受着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一边还要享受共产中国给他个人的种种特权好处，并把这些做中宣部洋雇员的特权幻化为普通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毫不逊色”的“个人和社会自由”……。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