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自从你在六四纪念集会现场公开告别中共揭露其在澳洲的黑幕，并在网上你和夫人公开声明退党之后，你觉得中共有没有对你或你的家人有进一步的行动？
陈：当我在集会上把事件公开后，实际上得到了广大公众的支持和同情。恐惧感有所降低，起码我感到安全。因为黑暗见不得阳光，把黑暗曝光之后，我就感觉得安全了。但是由于恶势力没有清除，威胁仍然存在。特别是澳洲没有明确表态把我留下之前，我都有可能被随时送回中国，继续遭受中共专制的迫害。
记者：众所周知，中澳贸易关系密切，中共在海外的黑势力也是相当的厉害，你为何敢冒这样大的风险，站出来揭露中共内幕并与之决裂？
陈：这是我的良心要求我站出来。这么多年来，我良心遭受中共专制的折磨，我的良心被一点一点吞噬，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就会失去自我，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份。在我走出来之前，总领馆还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党员先进性教育，实际上是进行洗脑活动。当时这种洗脑活动令我十分痛苦，执行的是迫害民主运动人士、法轮功等团体的政策，这是违背我的良心，使我心灵遭受灵与肉的折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走出来，走出阴影。
记者：你觉得自己这次走出来有何特别的意义吗？
陈：从我这个走出来的目的，我认为已经达到。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人，我所能做的也就是用行动来唤醒中国人的良知，希望中国人能从新找回自己善良的本性。不要被中共的专制体制的迫害弄得麻木，应该勇敢的向中共暴政说：“不”。
记者：你现在正在等待澳洲给予你政治庇护，那你希望呼吁社会给你怎样的帮助？
陈：我目前在澳洲的生存也就是居留问题还没有解决，澳洲把我送回去的可能性依然还存在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继续给我鼓励和帮助，向社会呼吁，让我有更有安全感，消除恐惧走出阴影。
记者：据悉你女儿学校同学的家长们，因为你们的情况还专门举行了集会表示声援。请你谈谈有关的情况？
陈：这二天接到好几项信息，特别是我女儿原先学校的老师和家长们举行活动“家庭援救”，这一行动反映了澳洲主流社会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和支持。以及对我个人的支持和帮助，我感激他们。
记者：你当初是中领馆专门负责对付海外法轮功、民运人士、西藏团体、台湾团体等，你一般是如何来监控他们的？
陈：我们的监控就是摸清楚他们在这里的活动、动向，做了哪些事，这样我们把他的情况报回去，中共就可以采用针对性的反制行动。就是进行所谓针锋相对的斗争，把民主运动打压下去来维护自己的暴政。我从六四那个时候起，就对民主运动大力支持，现在更是支持。希望有一天中国政治制度能够根本改变。
记者：你们执行来自中央的精神、上面的命令，有没有相应的备份？
陈：我们执行中央的指示，一般都是文件下达的，中共暴政有一套系统的迫害方式来对付海外的民运、法轮功人士等。
记者：有人说作为一名外交官选择出走，这种行为是“叛国”，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陈；作为外交官，按理应该为国家利益服务，但是我在这里做的事情大多数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迫害自己的人民、迫害自己的事。实际上成为共产党迫害人民的一种工具，这是违背我的良心的。我没有背叛我的祖国，我背叛的是专制的政党，而这个党早已被人民所唾弃。
记者：不管中共采用如何的“保先”措施，现在国内有2百多万人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跟中共专制制度决裂，而且人数每天都在快速增加，你是如何看待现在的这种退党大潮？
陈：退党大潮是历史的必然，总有一天中共最后只剩下几个孤家寡人，最后人民会起来把它摧毁，那个时候民主时代就会到来。中共讲什么三个代表、党员先进性、进行保先运动，实际上它里面彻底腐烂了，没有用了。
记者：你作为外交官，你的生活水准在那个层次？
陈：对中国来说，水平应该是中等偏下，应该还算可以。但是那些高官有哪一个不是腰缠万贯的，海外有大量的存款，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由贪污、受贿、非法经营谋取来的。一般的官员，他没有权力也不可能得到这么多的财富，下面的官员只能成为他压迫人民的工具，他截取财富的工具。
记者：澳大利亚跟中国的贸易关系相当密切，澳甚至为了经济时常忽视中国的人权问题，那你认为中国的经济真的像外界所想像得那么好吗？
陈：中国经济从我来看，外面的人好像觉得中国的经济腾飞，很好啊。其实内部危机四伏，问题重重，金融危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那些所谓的国企都走入困境。多数全部变成私企。现在的经济表象是共产党灭亡之前的昙花一现、海市蜃楼，都是建立在虚无缥缈之上的。贫富悬殊、下岗工人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生活，但是大款都是成千上亿的，他们都是靠中共的某项政策发的财。江泽民甚至还招募资本家入党，那么这个党还能代表基层的百姓吗？早己面目皆非，更加邪恶。
记者：你是如何认识中共的本质的？
陈：中共在文革中把我的父亲害死，弄得我们家破人亡，回过头来还要我感谢它，对它感恩戴德。正如某些人说的，我进入外交学院念书后来做了外交官，有一个很成功的外交生涯，是共产党给我的，其实我觉得能够进入外交学院是因为我拚命努力学习的结果。但是对于我在外交部工作，在工作期间逐渐成为中共国家机器的一部份，特别是到了悉尼，执行的是反对民主运动，是逆潮流而动，反对法轮功团体，这是违背我的良心、违背我的意愿。中共就是这样让人在精神极度扭曲的情况下生活。这是违背我的良心和意愿。
说什么你现在的生活主要是共产党给你机会，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共产党，我们家比现在生活还要好。我们家成分当时被定位中农，有一点点财产，没有共产党，那经济顺其发展，我相信会比现在好。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