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紅軍至死未擺脫對共產黨的恐懼

我生長在一個軍人的家庭中，父親是紅軍，現已離開了人世。母親從13歲就參加了八路軍。父母的婚姻是由「組織」上決定的。當時父親是外科醫生，在彭德懷指揮的軍隊裏工作。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被打倒了，從此就一直被壓制着，直到他逝世。父親很懷念彭德懷，幾次想進京看望他，但共產黨的黨性束縛着他，劃清界線，怕受牽連，而不敢去看他。

我小的時候，曾多次聽父親說，在那戰爭的年代裏，士兵們上戰場打仗，回來時已寥寥無幾。這些戰士們有的是自願的，有的卻是被逼、被騙來的，他們都是年僅十幾歲、二十幾歲的青少年。還有一些「老戰友」剛剛還一起，轉眼間，卻因一句話被定罪爲「反革命」，被就地槍決了。這樣的事常常發生，司空見慣了。我問父親爲什麼會這樣，父親只是說「不能多說話」。我問他這樣做對不對，他只是無奈地說「沒辦法」。有時候，我說話中如果帶有罵這個黨的某個人時，他便緊張地說：「小聲點，要殺頭的。」

記得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時，他已經近八十歲了。我跟他講，「法輪大法好」 他也跟着說「法輪大法好。」 他一直擔心着我，「少出去，外邊很緊張。」我說都是「江鬼」一人搞的。他卻說，你不能說這個黨中央不好，「共產黨是偉大的」 他告訴我，你還是少回來好，少說話，保重自己。他雖然也知道這個黨是個暴黨，殺死了很多人，但他不敢說，因爲他經歷的太多太多。無數的好人被這個黨殺死，不管你做過多大的貢獻，都是「逆我者亡」。只要你說錯一句話，就會被關進監牢，定爲「反黨、反革命」 而被殺頭。

我的爺爺、奶奶被日本人殺害了。父親還有一個哥哥，我稱他爲伯父，伯父早期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在戰鬥中負了傷，被父親救了回來。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叛徒」，被所在單位黨領導下的羣衆組織抓、批、被關、挨鬥、受盡了折磨。雖然他爲人很好，同事們對他也很好，但也保不住他。被關在看守所裏，他們在看守所裏放一條繩子，逼伯父上吊。但我的伯父很堅強，他沒有自殺。文革後期，他得了病，加上精神上和身體的摧殘，六十多歲就去世了。

老八路常唱「共產、共匪、殺人如割草。」

我母親在13歲時，就從家鄉出來參加了八路軍。母親小的時候，家境很好，學的是《三字經》等。但在1949年建國三個月後，共產黨就急不可待地着手於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母親從那時起就背上了「地主成分」。所謂的地主、富豪，就是有錢、有財產的人。母親的家裏，祖上創下的產業一夜之間化爲烏有。共產黨提倡的是越窮越革命。當時「組織」上讓母親劃清界線，跟地主階級徹底決裂。母親只好違心的劃清界線。也因爲是地主出身，所以她在軍隊裏一直申請入黨，但最終也沒入成。那麼母親爲什麼要入黨呢？因爲「只有入了黨，才能提幹、才能升官、發財。」

記得在我小時候，母親常常唱着一首歌，我只記得第一句的歌詞：「共產、共匪、殺人如割草。」 她也講到小時候，紅軍、八路軍、常常光顧他的家，大人孩子都嚇得躲進地窖裏。一聽說「紅匪、紅鬍子」來了，就嚇得躲起來。「紅匪」一進村裏，挨門挨戶，要銀元，要東西，不給就搶，再不給就地懲罰、槍斃。跟土匪一樣，燒、殺、搶、掠，目的就是要給銀元供養紅軍，直至你家破人亡。當時我很天真地說：「媽媽不可以這樣說，共產黨不是最偉大、最光榮的嗎？紅軍、八路軍是老百姓的軍隊呀！怎麼還能搶、殺老百姓呢？」母親總是望着天真的我，搖着頭說：「你千萬不可以到外邊去說啊！要殺頭的。」

母親雖然和她的地主家庭斷絕了一切來往，劃清了界線。但她從小受到的教育——儒家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她懂得連鳥兒都知道要「反哺」的道理，更何況是人呢？她也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理。古人的像黃香溫席的故事。這些古老的文明、文化傳統的美德她沒有忘。母親在家裏是老大，她有近十多個弟弟、妹妹。共產黨搞的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如土地革命、大躍進等等，外公家的財產全被共產了，母親想盡辦法去幫助他們，只要有可能的話，每個月都想辦法寄錢給家裏，贍養老人、幫助弟弟、妹妹。當然都是偷偷摸摸，寫化名、寄錢到出身好的親戚家，然後轉交到外公的家。這些事情，我都是後來才聽說的。

原來母親的「表哥」是外公

接下來，三年的自然災害，我當時已快上小學了。土地改革，使得中國的農民苦上加苦。在三年自然災害中，外公一家和村裏的農民一樣，挖野菜、吃樹皮，村裏餓死了很多人。母親的一個弟弟也餓死了。有一天，母親收到外公託人稍來的一封信，說外公得了重病，如果不醫治的話，後果不堪設想。母親很着急、費盡心思、想盡辦法，最後我外公以母親表哥的身份來到了我家。（因母親表哥家的成份是貧農）我只記得，外公是爸爸揹回來的。已不能走路，雙下肢浮腫，頭也腫得大大的。我不知道這是誰，看到他那個樣子，我嚇得躲在母親的身後。母親稱他表哥，也不能送去醫院。幸好母親在軍隊的醫院裏，找了幾個叔叔、阿姨來給外公治病。等到外公的身體好了起來，又趕緊把他送回老家。因村裏的共產黨幹部不讓他離開久了，是被看管的地主分子。我是在外公快要離開我家的前兩天，媽媽、爸爸才告訴我，這是我的外公，這時我才知道，我雖然沒有爺爺，奶奶，但我有外公，外婆，還有衆多的舅舅和阿姨，但這些親戚是不可告訴外人的，只因爲他們過去很有錢，是地主。聽說，他們從來沒有欺壓過別人，他們的財產是祖代傳下來的，是正當的生意人。建國三個月後，共產黨搞的土地改革運動，它鼓勵無田地的農民鬥爭有田的農民。鼓勵、放縱人性中自私自利，爲所欲爲，不講道德。而且明確的提出「消滅地主階級。廣泛的劃階級，定設成份，給全中國不下二千萬人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使他們成爲在社會中倍受歧視，打擊，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與此同時，共產黨的黨組織也迅速擴大，發展到鄉、村的黨委、支部。黨支部下達的旨意，他們也往往是衝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挑動農民鬥爭地主，致使滅絕其階級，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

姑姥姥給我下跪

講到這裏，我想起在我們家曾發生過這樣的一段故事：當時是文化大革命中期，因我父母都是軍人，我年級小沒有人照顧，母親就讓她表哥的媽媽，我的姑姥姥來照看我。姑姥姥家是貧農出身，她帶着她的孫女來到我家，孫女也上學了。就這樣，一家人在一起生活，時間長了，難免就發生一些小磨擦。姑姥姥的小孫女因被母親說了兩句，就躲到房間裏又哭又罵：她罵我母親是大地主婆，說母親在村裏欺壓她們，現在又來欺壓，剝削她和她的奶奶。當時的我，是最怕別人罵我們是地主的，因爲當時覺得生在地主的家裏是一種恥辱。再說，她們在我家有吃、有住，每個月還有工錢，怎麼還可以這樣罵我母親呢？我從小到大第一次發了很大很大的脾氣，連姑姥姥和母親都驚呆了。一向柔弱文靜的我，這時又蹦又跳，不許她罵我母親，不許她揭示出我是地主出身的孩子，這種一等「殘民」的孩子，是永世不得翻身的。母親說我是把幾年來一直壓抑的情感全部爆發出來了。我說我不要這個地主出身的媽媽了。這時母親只能含着淚對我說：「出身不是自己能選擇的。」我就這樣一直鬧着。姑姥姥低聲下氣的勸我，讓我原諒她的孫女，說她不懂事。我還是又哭又叫，不聽勸告。最後，年近六十歲的姑姥姥跪下來，向我磕了三個頭。我一下愣住了，不知所措……直到今天仍記憶猶新。後來我參加工作了，我把所掙的第一個月的工資，寄給了我的姑姥姥。我覺得自己很對不起她。

我家族的經歷正如母親所唱的那首歌 ：「共產、共匪、殺人如割草！」，中共對其人民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是一定要清算的!

(大紀元【九評徵文】一個老紅軍家庭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