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荒废 “好的”原是匪

父亲读小学时刚好碰上共产党流氓抢夺了政权，学校成了中共邪灵灌输毒素的地方，课本中都是共产党“歌唱粉饰”自己的东西。父亲没有学到什么文化，却在无知中成了少先队员，脑子中灌了不少“毛语录”的歪理邪说和和共产党的邪教歌，有时还会摇头晃脑的唱个“系列”。

58年大跃进时，父亲才十多岁，被强制送去江岗（音）“大炼钢铁”，正值年少成才创业之时，在那里被废了，致使一辈子没走出农村这片土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到死还是一个空圈圈”。

70 年代末电影电视进入农村后，父亲特别爱看“战争片”，那当然是共产党美化自己，丑化“敌人”的片（骗）子。父亲对“故事”的来龙去脉并不在意，他的第一任务就是分出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哪怕来晚了，只要听旁人说某某是 “好的”，某某是“坏的”，他就心满意足了，再复杂的情节他也“看得懂”了。我从小拉着父亲的衣角跑，父亲被共产党扭曲了的这一部分思想直接传输给我，以至于90年代读初中时都认为“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 家庭沉重 生命被戏弄

70年代中期,镇上建酒厂（国有的），父亲负责给拉条石。那时用的板板车，轮子有点像现在的自行车轮，但没有气胎，是直接在铁圈外帮一层厚胶皮，把不住滑。石头在山里，要走3公里不平山路。有一天下雨，路滑，拉石头很危险，但上面催得很急，不能停；父亲冒雨前往，结果板车翻了，沉重的石头砸在父亲的脚上，骨头粉碎了……

父亲因此住了三年的医院，本来就贫困的家庭被蒙上严重的阴影。奶奶是“尖尖脚”，年事已高失去劳动能力。母亲肚子里正怀着我，既要照顾医院里的父亲，又要参加队上劳动，还要照顾家中老人，几头操劳。后来父亲转到30公里外的县城医院，母亲两头奔波，就显得更困难了。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客车，东挪西借的钱都花在医院了，有车也不能每次都坐，于是很多时候挺着肚子爬货车。

酒厂不解决父亲的医疗费，还给脸色看，母亲找亲戚朋友多次去交涉，上面才答应每月让领十来块的生活费。要知道农民找官家办事是非常难的，说话没人听，还要遭白眼。母亲到镇上去领钱，镇上的丢一句“到县城去领”，就什么也不理了；母亲跑到县城，又说“到镇上去领”……而且母亲没有文化，找什么部门，找什么人都吃了不少苦。

父亲经过多次脚骨“重组”的手术，承受着身体上的巨大痛苦；母亲在处境困难、心情沉重的境遇下被那些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共产邪灵的党徒如此戏弄，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奶奶既担心父亲的伤势，又为母亲的过度操劳而忧虑，还牵挂着肚子里的我。全家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 最蛮横的“公务员”与最惊人的敲诈

90年代，父亲年岁渐高，“粗木重石”拿不动了，转为卖小菜来维持生活和供我的学费。种菜很辛苦，卖菜更是受尽共党邪灵的欺凌。

一担菜能卖十几元钱，头天下午就要把它打点好，第二天早上天还不见亮，匆匆吃几口稀饭就挑上街了，因为距街还有几里路，去晚了菜市都被别人“摆”完了。到了市场，菜篮子刚放下，“要钱”的就来了，一张“票”往菜篮上一扔，说是两元不敢拿一元。如果答上一句“我还没有卖到钱呢”，专横的“公务员”马上就叫嚣着撵你走，“这地盘不准你卖”。那么重的菜，那么远的路，谁愿意挑回去呀？况且父亲年龄又那么大了。这时如果赶紧掏钱，再低三下四说些好话，也许能解围；要再慢一点，菜篮子就被踢翻了，或者称杆就被抢走了。一直卖到中午12点，有时“不好卖”，剩的还得挑回来。

一挑菜卖十几元，就要敲诈1 元“清洁费”和1元“管理费”；听起来挺少，可累积一百次，卖一千多元，就要被诈取200元。一挑菜按商品的成本和利润来算，除去成本，能有多少利润呢？如果把劳动力也算作成本的话，那是一点利润也没有，种菜卖的就是血汗钱。中国商人无不痛恨税收太高，可还没有达到卖一个一千多元的彩电就被共匪抽掉200 元吧，而农民则达到了。共产党自己不搞生产，还说资本家诈取工人剩余价值，可是它吸的却是人民的血。老百姓说：以前的土匪用枪抢人，现在的土匪用“票”抢人。这些铁一样的事实，至今仍可以在乡镇集市上找到类似的镜头。

* 为死后能入土，无偿给共产党种35年红薯

父亲辛苦几十年，到2003年离世时家中只有几千元，还包括母亲的一半，都被共产党以“土地费”的名义敲诈走了。若要“顽抗”，把派出所的就喊来了，政匪一家嘛。

共产党在夺权时，许诺说给农民土地——“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农奴把歌唱”；它领导煽动农民把养活自己的地主给“斗”死了以后，却用“公有制”把所有的土地都变成了它自己的。哪怕你在荒山野岭建一个小房，都得经它批准，搜刮钱财；人死了，也不能让你躺着舒服，砸锅卖铁得交“土地费”。

共产党利用“收租院”来煽动农民对地主的仇恨，教科书中还说：地主把所有土地都霸占了，连草根都不准农民扯来吃。我没见过地主，但听说过地主的“下场”，也接触过一些“地主崽子”，他们祖上的田地是省吃俭用买来的；有的运气非常不好，刚把所有的积蓄买了田地，共党就夺了天下，损了钱财又被戴高帽子。

我知道曾祖父和他的父亲是在地主年代死的，坟头很大，至今野草茂盛，可那时连“土地费”的名字都没有；我也知道80年代初外公死时“敲锣打鼓”的人被共产党 “打击封建迷信”的风声吓得躲到猪圈旮旯里，手脚打抖，外公的坟头就很小了，但还长草。2000年后父亲死时那就是直接来一帮人要钱了，坟头在“石谷子” 坡上，很小，而且是草都长不稳，却被敲诈了3500元的“土地费”。共产党搞“开发”，给死人都开发出“房地产”来了。

我们地区平均一农民种植的坡土约是0.4亩，水稻田约是0.6亩。

1 亩坡土一年产红薯5000斤（这还不是产量低的），一人的那份土能产2000斤。父亲离世那年红薯的价为0.06元/斤，一个人的全卖掉值120元钱，除掉至少20元成本（种子、农膜、农药、化肥、农具等费），只剩100元，这就算血汗钱了吧。共产党敲诈3500元的“土地费”，那就等于是无偿为中共种植 35年的红薯。

水稻田的产量为1000斤/亩，一个人的那份田能产600斤（还得是有了杂交水稻后的中等肥力的田）。父亲死那年的谷子价为0.5元/斤，一个人的能卖300元；3500元的“土地费”，那就等于是把十几年的水稻都卖掉（包括成本），不吃米饭。

在地主的时代，死后可以免费埋葬；在中共统治的时代，你想死后留个全尸吗，那就无偿给它种35年的红薯，或者10年不吃饭（至少不吃米饭）吧；否则要让你“灰飞烟灭”。

* 骚扰恐吓 压抑牵挂中含冤离世

99年7.20后的4年，父亲承受了一生中最大的压抑和伤痛，最后在忧郁中含冤离去。

父亲离世前遭受了中共流氓集团很大的精神迫害。因为儿子坚持信仰“真善忍”，拒绝给学校写“不炼功”的保证而很快被开除，这给父亲很大的打击。农村孩子考上大学不容易，供养子女读几年大学也不容易，父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讬在儿子身上，年龄已大了，还非常辛苦的种菜卖，为的就是熬到儿子毕业那天松担子；眼看就要熬到头了，儿子“衣锦还乡”指日可待，没想到突降乌云，儿子被开除，还被恶党拉入其发动的迫害运动之中，身陷铁窗之内……父亲的精神垮了，活干起来很累，时常胃痛，吃药一直不断，但因经济的拮据和恶党制造的恐怖压力，一直没有认真彻底的去医治。

后来儿子跳出牢笼后，为抵制迫害流离失所，当地派出所恶人时常深更半夜到家骚扰，向父亲要人。一帮人“咚咚咚”的砸门，进屋电筒乱射，楼上楼下到处乱翻，并恐吓父亲要将他绑走……父亲牵挂着儿子的安危，承受着邪恶制造的红色恐怖，还有不明真象的乡邻的“流言蜚语”；渐渐的，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后来儿子又被非法绑架了，父亲就被彻底击倒了。其他子女接他到外地散心，大家都不再提这些事，父亲的精神状态好像好一些，但他是闷在心里的呀……

2003年父亲走了，他是一个人在深夜里走的，带着忧伤和牵挂，走得很痛苦，木椅都被掰断一块。父亲的儿子还在劳教所遭受迫害，父亲去世了，电话打到劳教所，却没有让他回来见最后一面（但吸毒劳教都有丧假）。我想，九泉之下父亲是是绝不会瞑目的。

* 结语
共产邪灵把一个原本幸福的家迫害得家破人亡，而且迫害还没有停止。父亲的伤痛是无法抚平的，除非他亲自看到神清算了这个恶魔。今天我借大纪元这块宝地替父亲郑重声明退出他曾经参加的共产邪灵的“少先队”及它的一切组织——死不做共产党的鬼，以此作为清明节献给父亲的祭品，这样父亲在九泉之下大概会好受一些。

吕剑锋
中国大陆西南一市
2005-04-04 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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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