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從德在巴黎第二次「九評共產黨」研討會發言

謝謝大紀元的邀請，使我有機會，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在巴黎面對這麼多公衆講話。89年過後，在北京有一句話非常流行，「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橫批是：不服不行。」我想這個和「六四」的屠殺應該是有直接的關係。雖然之前中共的特徵，也在這句話裏有非常明顯的暴露。尤其是89年以後，我想中共的這個統治--大紀元寫得非常好，就是暴力加謊言。這句對聯就反映了一種很強悍的方式。你不行也行，讓你行你就行，讓你怎麼樣你就怎麼樣。就是用暴力的方式來維護這個謊言。

「九評」這樣的系統的分析是我等了十幾年的。「九評」對中國歷史和文化有清醒的認識。以前中國的知識界受到「五四」思想的影響有一個激烈地反傳統的傾向。我覺得要在中國推行民主的話，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怎麼紮根於自己文化的土壤，不能單純地、一味地反傳統。我覺得我們對自己的文化歷史要有一個深刻了解，對這麼一個專制的政權才會有一個清醒的思考。

今天我想講的是拒絕暴力、拒絕謊言。

暴力，我覺得一直是人類的一個現象，不斷的戰爭，甚至人類歷史就是一個不斷戰爭的歷史。但是從20世紀開始，非暴力的概念有了非常蓬勃的發展。雖然我想20 世紀是歷史上一個最暴虐的時期，但是非暴力的觀念也是在20世紀得到蓬勃的發展。我們看到印度有甘地，後來在美國有馬丁路德，他們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用非暴力的觀念向統治者進行不合作的運動，印度得到了獨立，美國黑人得到了平等的權利。

在中國，我個人認爲，以後的歷史會越來越突顯趙紫陽在非暴力觀念上的貢獻。他的貢獻和甘地和馬丁路德的方向是反過來的，他不是從民間去要求上層這個方向上去推動，他是站在最高的這個位置上，拒絕使用暴力，使用大規模的武裝力量來對付天安門的學生和民衆。我想這一點會被歷史越來越清晰的證明。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很多這樣的跡象，比如在89年，那一年在整個世界的範圍內，我們知道在89年底柏林牆就倒塌了，第二年蘇聯就瓦解了。在整個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體制瓦解的過程當中，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首領他們都動用過軍隊甚至坦克，但最後都沒有去用大規模的暴力對付民衆。我相信這是受到了六四的影響。一方面是看見了鄧小平殺人，那麼不得人心，得到全世界的譴責。另外一方面，我相信趙紫陽的這個典範的作用是有相當的影響。那對於中國的未來，我也覺得會有相當大的影響。就是以後的執政者永遠都會面臨兩個模式的選擇。你像這次漢原的十萬人的暴動。那胡錦濤也好還是以後的領導人也好，碰上這樣的事情的時候那就只有兩種模式，一個是鄧小平模式，一個是趙紫陽模式。採用鄧小平模式，你可以換來象鄧小平說的殺20萬人換20年的穩定。但你得到的是千古罵名和整個社會的政治和道德的進一步的腐爛。最後的代價可能會更大。要麼採取趙紫陽模式，我相信在中國的這個社會的逐漸的轉變過程當中，它會有一個逐漸升溫的過程，溫度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時候，最高的統治者中共的統治者他不敢再用暴力。因爲那個時候可能會換來全民的包括整個軍隊的不合作。

我自己認爲，以後怎麼辦呢，面對中共這種國家暴力怎麼辦呢，我想實際上就是要堅持89年我們已經提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這不光是一種價值，也是一種非常合適的有效的手段和方式。這在其它的國家已經是非常成功了。對中國以後，我想從策略上我們沒辦法面對幾百萬野戰軍也好，防暴警察也好，用暴力的手段是沒辦法和它們對抗。但是可以用全民不合作的方式。

這十幾年以來已經有了逐漸逐漸地升級。我認爲總共有四個層次的發展：
第一個層次，基本層次就是每個人要意識到個人的人權；
第二個層次，一羣人要維護他的權利，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維權運動；
第三個層次，整個社會的一個階層，要求自己的平等的權利，比如說中國的農民是二等公民，整個這羣人他們要求平等的權利，平等的交易、平等的經濟利益、平等的政治利益等；最後呢才是整個全民的利益，民族利益，到第三個層次整個民權的運動，我相信整個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人對中共的暴政說不的時候，到這個時候中共就沒有辦法再採用暴力來壓制。

但是要達成這麼一層一層升級的話，我想最有效的一個辦法就是現在法輪功受到迫害之後他們提出的一個方式，就是講真象。講真象，因爲其實暴力加謊言是連在一起的，之所以中共能用那麼多的謊言來維護它的面子也好，裏子也好，那是因爲它有暴力機器。所以任何一個記者，任何一個學生你要想說真話，還是法輪功想講真像的話，它馬上給你投入監獄，或者有一羣人要來講真像的話，在那裏聚集的話，它馬上就出動暴力機器來鎮壓。

但暴力之所以沒有引起更大規模民衆的反抗，你比如看見一個人打他的小孩，我們多少會容忍一點，說這個小孩可能不太乖。但是如果說我們看見他的父母要拿着刀殺他的小孩的時候，周圍的鄰居肯定要去救助他。但我們看到中國的歷史從來不是這樣的現象。在地主、資本家被殺的時候，其他人他們不是不想去管，他們沒辦法去管。因爲中共是暴力！在沒有辦法去制止，也是因爲當時的民衆都是受到謊言的欺騙。你比如農民那時候打土豪分田地，或者工人覺得翻身作主啊。比如說直到今天法輪功死這麼多人，我相信法輪功現在死亡的人數比89年「六四」死亡的人數還多。但是因爲是零散的，被各個機構掩蓋着，所以很多民衆是非常冷淡的。這是從反映上來看。我相信有很多人在內心裏邊是完全不同意的，但是沒有任何辦法進行表達。更多的人我相信他還在一種麻木的狀態。就是因爲他們根本聽不到真象。很多包括中國的知識分子我遇到的，到今天還在跟我說：哎呀，法輪功他們就是在那裏搞自焚呀。我就覺得很驚訝。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法輪功已經反覆講了很多，但從國內來的這些知識份子，他們還是不知道，更不用說更多的平民百姓。所以謊言和暴力永遠是孿生的！我們在共產主義的所有的歷史裏面都看到這兩個東西是在一起的。

那麼怎麼用非暴力的方式去結束中共的統治，我相信就是通過講真象，在更大範圍內，讓更多的人去了解過去發生過什麼，中共現在正在做什麼。我們知道在斯大林死了的時候，還是毛澤東死了的時候，很多民衆他們都哭啊，我後來甚至聽說這裏法國的漢學家也都在哭。但是後來我們才會知道，斯大林到底幹了些什麼事情。我們真正要想更廣泛的，在整個社會能夠維護自己的權利，而不被中共暴政欺騙而個個擊破的話，實際上是非常需要了解中共過去的歷史和中共正在做的事情。

給大家看89年最殘暴的情景，是在六部口的坦克

89年6月4號凌晨5點多的時候，我們從天安門廣場紀念碑下撤下來的時候的一段錄音。

我們知道中共一直在說可能其它地方有殺人，它們自己也承認殺了兩百多人。它們堅決說在天安門廣場上沒有開槍，沒有殺人。前年我就收到國內一個網友給我展示的一封他89年7月22號寫給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信訪局的一封信。這是信訪局的回信。他問6月4號的時候你們到底怎麼一回事。這個回信上怎麼說的？我念一下， 「某某同志：（我把他名字隱去了），來信收悉，在整個天安門清場過程當中，戒嚴部隊確實未向廣場開過一槍，廣場也未死一個人。」其實中共一直在玩一個文字遊戲，這個文字遊戲實際上是中文和西方的文字上的一個問題。西方在報導這個天安門這個事件的時候，中共它們也故意突出這個廣場這兩個字，或天安門這個字，在西方就會講天安門屠殺，馬上這個焦點就會在這裏。其實，這麼大一場屠殺當中在哪裏殺人這個並不是最重要的。死了多少人，用野戰軍來大規模殺人本身是最重要的。中共它這種欺騙術是非常精緻的，我相信甚至它們在殺人之前就已經想好了。一方面是堅決讓人不知道精確的殺人數字，另外一方面堅決模糊攪渾水，例如殺人的地點。這一段話主要是想講這個第二點：在哪兒殺的人？它們就是用這種方式，它們一直在強調它們在廣場上沒有殺人。很多人都被這一點迷惑，當時就連我自己差點都上它們的當，因爲當時我是轍在前頭，後面的情況我沒有看見。它們限定的很小的一個時間段，紀念碑周圍凌晨4點到5點，這1個小時內它叫清場。它們一直在玩這種文字遊戲。它說是在廣場清場的過程當中沒有開過一槍，沒有死一個人。我自己也差點被這個騙了，我想大概這個可能也是真的，它們可能事先已經設想好了，堅決不要在那裏殺人，這樣的話呢，它們以後好用這個做對外宣傳。

最近我收到了一個廣場上撤下來的時候的錄音，它們是真正開了槍、殺了人。給大家聽，這裏只有1分鐘，整個錄音非常長這是撤下來之前和之後的整個過程，有一百分鐘，我只放關於這一段的。我自己當時是和大家一起撤下來的，當時我是副總指揮，最後撤退的決定是我做的。

丁老師(丁子霖)她是人大的教授，她自己的小孩是叫蔣捷連，當時只是一個17歲的中學生，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也是六四時被打死在木樨地。丁老師前年找到三個學生，也就是這個過程當時，它們經歷了軍隊衝上去殺人。我們真正撤退之前其實軍隊已經開槍了，這段錄音表明真的動武了，打死了一些學生。丁老師碰到的三個學生其中一個是清華的研究生，是有名有姓的，有證據可查。所以即使中共在玩這些文字遊戲，也不能磨滅真象。因爲在清場之前，它們把西方的媒體記者都趕跑了，當時在場的人真的不多，大概只有三五千人，這是它們一直想模糊焦點的一個辦法。在謊言術裏邊有一個方子，就是模糊焦點。模糊焦點對89年的問題，其實是大家一直在問的問題，也就是從六四第二天早上起來，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們到今天沒有辦法知道到底死了多少人，而這一點，恰恰是暴政需要的。它已經知道不惜殺人了，人肯定是要死了。

事實上到底死了多少人，如果沒有一個清楚的確切的死亡數字或名單的話，大家就會把問題的焦點轉移到人數上。實際上我跟大家說了，死多少人根本就不是重點，死在哪裏也不是重點，用暴政、用野戰軍、用幾十萬野戰軍、用坦克車、用機槍來殺人，這才是重點！因爲我們都會有一個好奇心，所以它們在做這種宣傳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是在殺人了，但殺了多少人這個數字它們讓它永遠變成一個機密。這樣的話，整個民衆當這個數字變得模糊不清的狀態下的時候，也就沒有辦法有力的透視每一個死去的人。每個死去的人實際上都是有同樣的價值的，但是在一個模糊的數字裏邊，這些人死的價值就消失掉了。89年最初的時候有些人很激憤地說：一下子就死了幾萬人，或者是幾千人，後來就有人說：只死了幾百人，或者是沒有那麼多。最近出的《天安門真像》，就連這樣的書，我們很多人的認知是通過《天安門真像》得出的，這本書裏面記載89年的時候，都說北京死的總的人數也就是二百多人，而這漸漸會變成模糊的焦點。而真正死亡的人，我們不知道是有兩千多，還是多少人，而這些人在他們就在6月4日那天突然地、永遠地消失掉了。我們現在大概相信是八百多人還是一千人，但是他們可能真的是一千五百？兩千五百？我們不知道，而多出來的這些人就完完全全的死掉了，沒有任何意義。

我後來對臺灣「二二八」的事件做了一個研究，我知道這個事一直是個問題。「二二八」國民黨的時候，被殺的本省人43個或者更多一點，這些數字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變化。甚至連當時的紐約時報他們的報導最高的也就是兩千多人。但是1996年，臺灣終於可以用官方正式成立一個調查真像委員會。由中研院，臺灣最高的研究院院士做了非常仔細的研究，他們得到的結果是一萬八千人到兩萬八千人。所以，我們不知道89年到底殺了多少人，而中共一直在阻擾丁子霖老師和其他的一些人士做任何事，包括這次要去悼念趙紫陽，它們會把她軟禁起來或者請他們去外地，用所有的這些手段。

我想跟大家回憶一下89年，我覺得有非常重要的三個象徵。但是在歷史上尤其在中國國內，大概就更模糊了，這也就是我自己要辦這個6•4 網站的根本動力。我覺得有一天中國年輕人一代他們會問我們，你們89年到底做了什麼？！我最近這幾年不斷的收到大陸的學生的來信，問「你們89年爲什麼要殺解放軍？」在他們的概念裏面「六四」是這樣。中共完全把影像給顛倒過來。有些軍人是在過程當中是被民衆打死了，但是我知道的有兩個案例，也就只有這兩個案例。都是因爲或者是他們先開槍殺了四個民衆，在他子彈打光的時候就把他反縛過來；或者是他在天橋槍殺了一個已跪下來的七十歲的老太太。這種情況他們是不會去講的。相反，軍人被燒了以後被吊在天橋上的影像卻反覆的播。這種暴力加上謊言，我相信在現在沒有比「六四」和「法輪功」更突出的案例了，它們就是在用暴力，就是在用謊言來互相的維持。

89年很重要的一個象徵我相信大家會看過像這個王維林，但我們現在也不知道他是誰。大概前一段有人說他可能是一個安徽的學生，但是其實我們並不真正知道他是誰；他的親人在哪裏也不真正知道。

另外一個象徵，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89年豎立的一個自由女神像，這是直接和毛像對立的，這是中央美術學院和幾個藝術學院一起做的。

我今天特別想提的是第三個，我覺得很重要的象徵，當時大大超越了我們當時思想水平的，我們對中共一直抱有幻想，我們幻想這種和平的跟中共對話一直幻想到哪一步呢？會覺得它們根本不可能殺人。甚至會把當時表示跟中共決裂的，就是把中共的這個毛像這個象徵給塗了的三個湖南的朋友送到公安局去了。我們真是做了一件太錯誤的事情：把他們送到公安局去了。

當時這個行爲其實是可以理解：爲了不給中共鎮壓造成藉口，這個事情不是我們乾的，我們不想破壞任何公共秩序。當時其實我自己不在廣場，我說你前面兩步都做得很對，就是說跟記者講，開個記者會說這個不是學生乾的，中共沒有任何鎮壓的藉口；把他們抓起來也看了他們的身份證。但是把他們送到公安局這一步我覺得真是太傻瓜了。因爲在謊言的一個國度，在一個新聞沒有自由的一個國度，很自然的會使我們很多的信息，包括人和人之間都沒辦法相信的，這也是暴政下面的它需要的一種狀況，大家互相不能相信誰，我們不能連接起來，我們不知道真實的情況。有一大堆的謠傳你就沒有辦法採取真正的行動。

我要說這三個朋友，湖南的這三個朋友我念一下他們的名字：魯德成，喻東岳，餘子堅。餘子堅當時是25歲，是湖南瀏陽的小學老師，被判無期徒刑，但是2001年出獄了。魯德成26歲，是湖南瀏陽一個汽車公司的工人，被判了16年徒刑（98年出的獄，被提前釋放了），今天魯德成是在泰國。而且被泰國警方扣押。扣押後面我們相信是有中共的壓力，準備再把他遣返回中國。到2月6號的時候他的扣押到期，就要把他遣返回國，這個我們有個全球六四紀念委員會，我們正在盡一切的力量來營救他。我們希望他向聯合國的這個難民申請得到批准，能夠得到聯合國的這個保護，不被遣返回中國。還有一個到今天還在監獄，叫喻東岳，當時他22歲，他是湖南瀏陽報社的一個美術編輯，被判20年徒刑，到今天還沒有期滿。他實際上到了90年冬天的時候他已經在監獄被警察給打瘋了，他精神是分裂了。所以一直到今天一個精神是分裂的囚徒還在中國監獄裏。

所以前幾天我聽到中共的這個外交發言人孔泉他說趙紫陽這件事情，說六四已經過去了。過去了，那爲什麼喻東岳還沒有釋放，爲什麼「六四」難屬都沒有得到平反和撫卹。爲什麼我們在海外的還不能回國。這是中共它用的一種謊言，謊言背後的支持就是暴力。

我這裏有照片給大家看一看，有興趣的可以到網站上去看。我們做了好幾年了，有1萬3千條照片和文章，將近3千萬字，照片3千多張，也有錄像，還有5千多條當時的新聞報導和7、8千篇文章，幾十本書，還有錄音剛才的錄音還有好多就是在網上，感興趣的大家可以去了解。

最後一個我想給大家看89年最殘暴的情景，是在六部口的坦克，從天安門撤下來時的照片，這個照片登在法國雜誌Nouvel observateur 89年用法語寫的一個簡介，當時拍下來的照片。這個是在坦克衝上來之前放的催淚瓦斯。在凌晨6點20分得時候，過了幾分鐘坦克衝上來，壓死，我們當時得到的情況是11個同學，實際上應該還有槍打死了幾個，還有其他受傷的，受傷的當中有一個叫方政的，是張健的同學，也是體院的學生，他當時爲救一個已經快要到坦克履帶底下的女生，他自己衝上去，結果自己的兩條腿被壓斷了。他後來在北京還繼續堅持參加體育鍛煉，雖然雙腿鋸掉了，還在91年的時候得到2個全國殘疾人冠軍，一個是鉛球，一個是鐵餅。但是到93年的時候就不允許他參加任何比賽，特別是國際上的，包括亞運會。就是中共因爲它們殺了人，它們用了暴力，就需要用謊言一直來掩蓋着。開始它們還在考慮要不要讓方政參加，對方政有一個條件和協議，說你出國的時候不可以見記者跟記者講話，其實當時方政都答應了它們的這個條件，說：「好，我不見任何人，就是參加運動。」但是就連這一點，因爲中共它們殺人了，它們就怕。還有其它的照片，就像王楠的照片，被它們殺之後被埋在一箇中學裏面，後來屍體腐爛了臭了，大家才知道。當時它們爲了消屍滅跡。

我覺得很難過。尤其當我收到大陸的年青的學生，問我，「你們爲什麼要殺解放軍」的時候，我相信我的感受是和法輪功這些朋友是一樣的，很多中國的知識分子或是普通的人問他們：「你們法輪功爲什麼要自焚」時，是同樣的心情。就是在謊言和暴力下面所產生的一樣的效果。我覺得要突破這個。就得讓更多的人不斷的去講清這個真象，真像到底是什麼。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謝「九評」這樣的文章，非常系統地把共產黨的歷史給披露出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