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胡平先生接受大纪元专访的主要内容。

中共权力不受任何制衡
　　
记者：：太石村事件已持续了四个多月。今年8月16日和9月12日，警察两次大规模袭击村部抢夺帐本，并抓人打人，导致数十人受伤。 为什么执法的警察可以这样无法无天？
　　
胡平：这当然是中国基本制度的问题，因为中共权力不受任何制衡。这也是六四暴力的延续，当年坦克、机关枪都开出来了，他们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所以就成了中共惯用的一种手段，在镇压异议人士、下岗工人和法轮功学员中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只是在太石村事件上暴露得更加充份，更显得赤膊上阵，因为当局几乎找不出任何镇压的借口。

中共政府黑社会化
　　
记者：9 月下旬，太石村法律顾问郭飞熊在看守所绝食、生命垂危的消息曝光后，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民和两位律师前往探视，途中遭到歹徒围攻，汽车玻璃全部被砸烂。 10月7日，太石村的选举日，想去采访的外国记者和大陆维权人士吕邦列再次遭歹徒殴打，为什么光天化日下歹徒如此嚣张，而政府却不过问？
　　
胡平：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共政府黑社会化的突出表现。
　　
这些身份不明的暴徒究竟是什么？他们不是土匪、不是流氓、不是黑社会，而是共产党的“特种部队”。
　　
尽管中共在出动警察、军队方面已经是悍然不顾法律，但有时候要采用正规的镇压机制还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师出无名。所以他们干脆就动用这种“特种部队”。
　　
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失控，也不是诸侯割据，在这么严重的殴打事件发生后，政府要管是完全可以的。但很明显，这些暴徒的后台就是政府，虽然这次出面的可能只是很低一级的地方政府，但是他们敢于这样做，说明有更强硬的后台。这一点大家看得很清楚。
　　
艾晓民是广州中山大学很有知名度和受人尊重的教授，在太石村受到歹徒围攻后，她发现很多同事、朋友都不敢公开站出来，哪怕只表示一点同情。而且大陆媒体也保持沉默。这说明大家都知道暴徒是有来头的，否则大家不会害怕表达他们的愤慨。

公开的恐怖行为
　　
胡平说，还有一点，当局在太石村事件上的所为造成了一种恐怖效应。中共的暴政、迫害使很多人思想变异，但毕竟还是有人非常勇敢、机智地进行抗争。长期的抗争使他们积累了很多经验，在游戏规则之内，至少他们可以大概估计到抗争后政府的反应和需要面对的后果。
　　
而现在共产党采用这种黑社会式的流氓手段，就完全打破了原来的游戏规则，变成了一种恐怖主义了。只要看你不顺眼或仇恨你，就可以对你无所不用其极进行人身伤害。
　　
这种情况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值得高度注意，是中共政权进一步恶化的重要标志。
　　
中共的恐怖主义和本拉登的不一样之处，像911袭击是匿名的，因为世界反恐力量很强大，现在本拉登还不得不躲起来。中共的残忍和什么也不顾与本拉登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中共的恐怖攻击是公开的、明目张胆的，这是本拉登不能比拟的。
　　
太石村事件说明，整个中共政府已经走向黑社会化。如果国际社会听任这种邪恶力量坐大，对整个人类是非常危险的。

查帐牵扯整个腐败体制
　　
记者：中国政府平常在外国人，特别是在外国记者面前一般还是要顾及一点面子。但这次英国《卫报》记者本杰明、香港《南华早报》女记者刘欣、法国国际电台记者Abel segretin都受到威胁和殴打，而且是在广东这样一个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胡平：这是太石村事件值得高度重视的地方。如果这种事出现在偏远地区，很可能是个别现象，可能是哪个土皇帝不知天高地厚，做了极其丑恶和愚蠢的事情。但发生在广州，就很难说是个案了，而是反映了更大范围的问题。
　　
罢免村官本来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为什么会引发政府方面这么大的反应？是因为太石村村民提出要查帐，这牵扯到在土地交易中的黑箱作业和腐败问题，这在中国非常普遍。借用地方政府自己的话：如果让他们来查帐，其他村都会效仿，那会牵连到多少领导干部？
　　
不只在农村，城市也一样，共产党现在已经是无官不贪、十官九贪，他们利用权力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如果允许老百姓查帐，共产党整个政权统治就难以为继。腐败已经将整个统治集团紧紧联在一起，哪怕是动一根神经末梢，马上反应到整个神经系统，反应到神经中枢。所以中共内部就靠犯罪形成一种“团结”，官官相护。
　　
中共高层知道经济腐败非常普遍，而且民愤很大危及其统治，他们并不喜欢各级官员太贪婪，所以有时也处理几个贪官，或给民众一点小恩小惠来缓和矛盾。但是，他们对民众集体抗争是打压的，因为根本上是制度的问题，如果允许民众抗争，整个专制体系就承受不了了。
　　
这是中共政府不计手段、不考虑后果打压太石村的真正原因。太石村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

当权者抢劫国有财产
　　
胡平表示，太石村事件也再次告诉我们，在中国，指望经济改革推动政治改革，指望私有化带动自由民主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事实上正好相反，在中国，经济改革不是政治改革的动力，而是政治改革的阻力；私有化不但不会带动民主化，反而导致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原因很简单，六四以后，在中国所谓经济改革、所谓私有化实际上就是中共权势集团在暴力机器的保护下对全体人民的财产进行大抢劫、大掠夺。所以中国目前财富分布格局根本没有合法性。
　　
外界一谈到中国经济问题，只注意到贫富悬殊。但中国的问题不只是贫富悬殊，更在于贫富悬殊的性质与众不同。在美国、印度贫富悬殊也很大，主要是历史和市场造成的。而中国的贫富悬殊是权力集团依靠暴力抢劫造成的。
　　
西方社会没有看到中国这种贫富悬殊的恶劣性质。现在中共开五中全会，说是要建立和谐社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其实根本上就像一个强盗抢走了人民所有的财产，再扔回几个钱。当然被抢的一方，首先要求就是把抢的钱都退回来，而且还要将抢劫者绳之以法。
　　
所以，中国的所谓经济改革不但不会推动政治民主，相反，这种经济改革越深入，权势者就越强硬地维护专制。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中国实行自由民主，他们不但会失去权力，而且还会失去多年来巧取豪夺的非法财产，并被人民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这是中共集团敌视自由民主，对民众抗争采取残酷压制的原因。

中国的希望在于加强民间力量
　　
记者：太石村农民非暴力维权抗争对中国未来社会有什么影响？
　　
胡平：从太石村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包括普通村民都有自由民主的要求和向往，具有高度理性抗争的精神和技巧，能够自己管理好自己，政府没有任何不实现民主自由的借口。
　　
另外，太石村的理性非暴力抗争精神可歌可泣，给全国树立了榜样；还有像郭飞熊、吕邦列等仁人志士的献身精神，在中国争取民主自由和人类非暴力抗争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虽然这次抗争因为当局镇压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不是说这种抗争没有效果，而是参与的人还太少。因此，如果我们还要抗争，就要继续坚持这种和平非暴力的抗争，并鼓励更多人参与进来。
　　
记者：很多知识份子认为中国根本的问题在于一党专制，有的希望中共内部有识之士，抛弃中共，另立新党。东欧共产党解体时，就有这种情况发生，您觉得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胡平：这种人当然总是会有，但是这种人要发挥作用往往是在民众力量很强的情况下，中共内部才出现分化。所以，加强民间力量才是最根本之道。

太石村九十多岁老人来到签名现场，要求罢免贪官。

太石村村民签名，要求罢免贪官。

太石村法律顾问郭飞熊律师遭当局抓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