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客輪停靠在安特衛普港口，市長和比利時的許多知名學者在碼頭上歡迎這位老人，歡迎他到比利時避難。這位老人坐車到布魯塞爾，把德國外交部簽發的護照放在德國大使面前，正式聲明放棄德國國籍。這個人就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永別了，德國！從那以後，一直到這位偉大的科學家在1955年去世，他都再也沒有回到德國。
愛因斯坦原本不必流亡海外，他如果肯低下他高貴的頭，憑藉他在社會和科學界的巨大聲望，他也可以象普魯士科學院中其他科學家那樣風光八面，甚至很有可能代替海森堡到德國佔領區去做「親善大使」。或者他可以選擇縮入學術的象牙塔，專心科學，不問外事。但是愛因斯坦選擇了流亡，因爲他的價值觀和人道主義原則決不允許他和在集中營中屠殺猶太人的納粹同流合污。
在一本德國出版的印有希特勒制度敵人的照片的大畫冊上，第一頁就是愛因斯坦的照片，末尾寫著這樣一句話：「尚未絞死。」儘管受到暗殺威脅，愛因斯坦仍以巨大的勇氣發表演說，喚醒民衆對納粹的清醒認識。
歷史翻過70年，善良的人們想不到的是，中國出現的江澤民對法輪功的滅絕運動比當年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屠殺更加隱蔽、殘忍和險惡。而在海外也出現了這樣一批流亡者，他們擁有最好的教育背景、體面的工作和豐厚的報酬，他們曾經躊躇滿志，要在學成歸國後爲中國的發展盡責盡力，然而他們現在卻成爲了難民。江澤民把他私人認爲的敵人醜化爲國家的敵人，並註銷了這些人的護照，使他們淪落爲無國籍的人，因爲這些人要對江澤民的暴行大聲說「不」，要爲國內受迫害的法輪功奔走營救，要向世人大聲呼籲，要揭露這場駭人聽聞的羣體滅絕。
我的身邊就有幾位這樣的難民。他們與我朝夕相處，不但才華橫溢，而且在人品上也是我值得信賴的朋友。他們如果肯對暴政點一下頭，就可以延期他們的護照，可以回國探望他們年邁的父母，也不必受到江澤民海外特工的跟蹤、盯梢、騷擾、竊聽，甚至是人身威脅。但是，他們卻一直秉持了對「真善忍」的忠貞。我相信我的這幾位朋友，從人品到學識都是在海外十七個國家被註銷護照的七十幾名法輪功成員的縮影。
愛因斯坦在給普魯士科學院的一封回信中曾經說過這樣一番話：「你們又說道，要是我能爲『德國人民』講句把『好話』，就會在國外產生巨大影響。對此，我應當回答如下：要我去做像你們所建議的那種見證，就等於要我完全放棄我終生信守的關於正義和自由的見解。這樣的見證不會像你們所估計的那樣是爲德國人民講好話；恰恰相反，它只會有利於這樣一些人，這些人正在圖謀損害那些曾經使德國人民在文明世界裏贏得一席光榮位置的觀點和原則。要是在目前情況下作出這樣的見證，我就是在促使道德敗壞和一切現存文化價值的毀滅，哪怕這只是間接的。」
我的這些難民朋友所堅持所信仰的「真善忍」是人類普世認同的美德，與中國最古老的文化傳統之精華淵源甚深，也是世界賴以和平發展、生生不息的保障，而江澤民對這種信仰的鎮壓則是另外的一個極端，正如愛因斯坦所說，乃是「促使道德敗壞和一切現存文化價值的毀滅」。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難民」們不妥協的價值。
雖然這些海外法輪功成員淪爲失去國籍的難民，但是他們並不卑微；而那些在中國大陸遭到更殘酷的迫害卻仍在苦苦堅持的法輪功成員，更是人類良知的典範。在鎮壓終止，真相大白的時候，他們的道德勇氣也會成爲人們孜孜不倦談論的話題，就象我們今天談論愛因斯坦在二戰中的作爲一樣。
2004年7月16日於華盛頓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