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两点，高士功照常去上中班。许多小青年上班来点个卯就没影了，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是去天安门了。北京城这两个月火红的日子，就像是人民的盛大节日，有哪个不动心，哪个不神往？高士功是党员班长，习惯了以身做则，别人尽可以溜号，他却不能走也不想走。吃晚饭的时候，厂内大喇叭里广播市政府公告，要“市民呆在家里，别出门”。老高心里有点打鼓，他是不放心家里十六七、二十出头的三个大秃小子。老高家住呼家楼，头些日子他在家门口看到了市民拦截戒严部队的油罐子车，双方也没咋著。入伍几年的“拥军爱民”教育，又使老高确信军队不会动“真家伙”。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时，北京第一机床厂出动的工人民兵，棒子都没拿，就把“暴徒”架离了天安门广场，还立了集体二等功。后来，“四五运动”案翻过来了，弄得立功的人灰头土脸，成了大伙儿的笑料。

晚十点高士功下班，一出厂门就觉得街上气氛不对。机床厂出门就是建外大街，直达长安街，素称“中华第一街”。街上布满路障，到处都是人；有说戒严部队一辆装甲车强行突进压死人了，装甲车在建国门桥上还挑翻了部队自己的一辆带棚卡车。高士功心中惦著孩子，赶紧骑车回家。到家一看，仨秃小子少了一个，不用说，准是去了天安门。老高回身蹬车就往长安街骑，去找孩子。

高士功刚过北京饭店就听到了枪声，此时到处都是人流，有退的有进的，还有的喊发射橡皮子弹了。枪子是从西边打来的，又一阵枪声响起，有人中弹倒下，老高转脸一看，动真枪实弹了！高士功惊讶得“啊”了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老高张开嘴“啊”的瞬间，一粒子弹从老高脸颊洞穿而过，自左脸颊打进右脸颊穿出，鲜血顿时流了下来。惊悸中的老高捂著伤口不顾一切地随著人流奔逃，只恨自己入伍干的是伙头兵，从没学过紧急撤退时的战术战法。

六四大屠杀过后，凡是外伤的住院者，都要经公安部门的逐个审查，以清查“暴徒”。高士功住进了北京医院。据医生讲，多亏高士功“啊”了一声，张圆了嘴巴让子弹在薄薄的双颊顺利穿过，否则下巴就会被打烂；苍天有眼，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临出院受公安审查、提问，单位给老高说好话：“这个老工人，历史太简单，是个老党员，思想很平凡。进厂学徒，征兵入伍，复员回厂。干在一线，没离开过大刨床。从不多说多道，人也太老实”。精明的公安一问话立马就看出这是个“三脚踹不出一个屁的主儿”，放他去了。不过高士功得自负医药费，单位不管。上边有指示，没有“误伤”这么一说，“谁叫你上街赶著找著挨枪子来的”，还给领导添麻烦，以示惩戒。

高士功伤愈后第一次照镜子就呆住了。脸蛋上一边是“枣核”，一边是“涡旋”，一颗子弹“巧夺天功”，竟成就了两旋纠结对称的酒窝，近看是惊奇的笑意，远看是深深的笑靥；镜子里的人冲著自己只有一个表情：笑、笑、笑。挣不脱，抹不去，做不掉；一幅凝固的、强迫的、永久的笑。脸是表达感情的，他的脸将只显示一种感情。笑是人世间多美好的感情，而他的笑并非心声，却是苦涩、痛心、羞耻、不堪回首。他用双手捂住那两个人造的酒窝，还原爹妈给的天然脸，依旧平实、诚挚；放下手，素面朝天已永劫不复。

生活中的麻烦接踵而至。他的家人，老伴、儿子，再也不会面对他笑了。因为笑已成了他们全家的大忌，成了家庭最深的伤痕。高士功走在大街上，常有素不相识的行人冲他巧笑，因为行人以为他在向人家讨笑，投桃报李。邻居的孩子喊他：“高伯伯”，总不忘带上一句“高伯伯老笑”！单位里的同事、徒弟，远远望见他便会条件反射地向他微笑；五千人的大厂每个角落都流传著他被戒严部队的子弹打成两个酒窝、一幅笑脸的笑话。他去饭厅打饭，感觉到被人指指点点，彷佛有许多人禁不住偷偷地哑然失笑。他因脸上僵硬的笑而被无数的嘲笑、冷笑、暗笑包围著，这无数的笑如万箭攒心，令他心神疲惫、沮丧、尊严扫地。他辞去了班长，只是拚命地干活，话更少了。

有笑的日子是漫长的。高士功再也不照镜子了，他怀疑身边所有的笑，怕成为别人的笑料；笑，成了生活中无法控制的永久的威胁。他连发怒也做不成，因为脸上只有一种固定的表情。他开始羡慕那些破相的人，甚么刀疤、抓痕、缝合钩，随便烙在脸上甚么地方，也不影响表情达意，也能抒发七情六欲，有笑意就会呈现，有愤怒就能张扬。他感觉自己是孤独世界的人，幸福的来源已被破坏，感情已被埋葬。秋冬季节，他常常戴著大口罩，脸不示人。他盼著退休，躲避尘世。

高士功退休了。高士功有了孙子。当他第一次抱起孙子时，老泪纵横，全家人都知道当爷爷的心里在笑。可是他脸上的笑纹肌已经被戒严部队罪恶的子弹摧毁了，凝固了，他已经永远不会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