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轉眼十四年已經過去了，可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幕卻總在腦海中揮之不去。十四年啊！多少少年長大成人，多少青絲變白頭。然而十四年之後，多少冤魂仍在長安街遊蕩，多少失去親人的父母妻兒仍在爲死者討個說法而苦苦祈盼、守候。十四年，在茫茫宇宙的演生史中只是不及一提的一個小小數字，就是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也只配稱作泡沫或剎那，然而就個體生命而言，十四年幾乎相當於五分之一的生命期，是絕不能忽視並絕難輕越的歷史。我有幸或曰不幸在那個時間從長安街、從天安門走了過來，就生命個體的延續而言，我幸運沒有在那個時間終結而得以延續至今，可是就人生苦難體驗與對人世醜惡見證而使心靈倍受煎熬而言，我有時卻感到苟活是多麼的不幸!十五年來，我經受了太多心靈的炙烤，見證了太多社會的罪惡。這十幾年來，在「偉、光、正」一個個輝煌成就的謊言中，中華精神日見庸俗萎化，中華文明慘遭摧殘，作爲從八十年代曾有幸呼吸過一絲絲清新空氣的我淪陷在十幾年的污泥濁浪與濃煙烈火中，深感窒息，日受煎熬。然而既然活了下來，曾親見過血腥屠殺的我深感有責任將當年這一切告知後人，一則讓被肆意曲解的歷史得以保存丁點的真實，再則對長臥而不得安息的靈魂給以一份個人所能的告慰。這是生者的責任，是我們責無旁貸的義務。雖然回憶是一種割剜陳創的痛苦，但我絕不敢因此而捨棄、逃避。就讓我將殘存在記憶深處的零星片斷訴諸紙墨，以作爲對當年曆史的交代、對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評價的同仁們的祭奠，也使我沉重的靈魂能得以片刻的解脫。

痛悼胡公 表達心願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本來是一個平常的日子，然而胡耀邦先生的溘然去世給這個日子披上了厚重的黑紗並永久載入了史冊。當天下午噩耗傳來，北京師範大學校園頓時籠罩上了一層悲傷的氣氛，傍晚我回到寢室，室友們低沉的情緒更使我感到空氣的凝重。大家的言談失去了往昔的輕鬆活潑，不多的言詞中聲調也降了幾拍。胡耀邦先生的去世何以贏得知識界大學生這份沉痛？對八十年代的大學生來說，他們應該清楚地記得胡耀邦先生主導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直面歷史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排除阻力推行改革開放，尤其在文化思想界力倡思想解放，起用「三寬」部長，開啓了中國有史以來難能可貴的一個文化思想繁榮時期。然而八六年底的學生民主運動竟使得耀邦先生在頑固派的逼迫下辭職，這更顯示出耀邦與知識界的患難與共，因而深得知識界的敬仰與愛戴。如此一個幾十年來中國政治生活中難得的好人，居然在蒙冤受屈中忽然逝世，這在中國知識界自然引起了極大的失重感與失去依賴感，也喚起了知識界的極大同情與不平。作爲知識份子集中地的大學，對胡公去世的沉痛反應自然更爲直接而強烈。

我當時已是大四學生，除了寫畢業論文外已基本沒課，於是17、18日我就去天安門紀念碑前，一則表達對胡公的悼念，再則懷著追憶76年「四五」運動情景的心情去讀各種輓聯。兩天所見，前來紀念碑前悼念的人們都是非常剋制而理性的。從輓聯到個別簡短講話都圍繞著緬懷胡耀邦生前偉績，感念他對知識份子的理解、關懷與愛護，同時表達對他被以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的不平，基本沒有涉及到政黨、政權、政體的問題。這種對胡公功績的緬懷與生前不公待遇不平的表達是這期間紀念的主旋律。

19日，我因有點資料需查就沒再去天安門。誰知當晚就發生了部份學生到新華門請願而被強行扭上車送回北大的事，並且在扭送上車的過程中，發生過武警公安人員打傷部份學生的情況（我後來在對話代表團還專門蒐集過證據，並找到了4月19日晚被打的學生）。

20日早晨，我還在床上睡覺時，被樓下幾個學生的呼喊聲驚醒。因爲我住西南樓二樓北邊，窗外就是「三．一八」紀念碑。只聽一個青年在紀念碑前大聲陳述著昨晚被強行扭送的經過，呼籲同學們下午去天安門悼念胡耀邦，譴責打傷學生的暴行，支持學生的和平請願（後來我了解到這人就是吾爾開希）。等我起床下樓，叫喊及圍觀者已離去。我惦記著下午去天安門的事，中午就去西北樓轉轉。在西北樓一樓的門廳中，正見幾個學生在寫一橫幅，大家商討著應寫甚麼，我也參加商討，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寫「繼承耀邦遺志，發揚民主精神」。下午將近3點鐘時，吾爾開希跟幾個同學打著橫幅在「三．一八」紀念碑周圍轉了兩圈，大聲呼籲學生參加去天安門的悼念聲援活動。約3點半，大約五、六百學生從「三．一八」紀念碑前集結後出發。當時天色陰沉，烏雲壓城，正是暴雨將臨之像。果然學生隊伍剛走出師大校門，暴雨便至，閃電雷鳴，氣勢悲壯。許多同學於是趕緊跑回學校，或躲在街邊樓下。我因沒帶雨具一下子就成了落湯雞。記得吾爾開希穿了件雨衣。隊伍在雨中有過驚慌的混亂，但沒有停留，不過到了新街口豁口時只有四、五十人了。吾爾開希在積水潭地鐵出口對面的空地上對過往行人發表了演講。當時雨還沒停，只是比之前小了些。他講的還是昨晚新華門發生的情況，因下雨過往行人停下較少，加上來的學生也就一百餘人。講完後吾爾開希看人太少，提出是否返校，待明天沒有雨後再組織同學們前去天安門。我想扛出來的橫幅因爲下雨而扛回去似乎不太好，於是跟他說就算剩下我們兩也應扛到天安門去。他於是沒再說甚麼，我們打著橫幅向前，過了新街口，隊伍只剩七、八人了，雨依舊下著，我們一路前行。街邊行人看到我們或駐足，或叫好，或喊一聲「耀邦永垂不朽」以示支持，行人的讚賞與支持極大地鼓舞著我們。

在暮色降臨天安門時，我們一行只剩六人從長安街進入了天安門。在我們還未踏入廣場時，許多堅守在紀念碑下的人們就遠遠地跑來迎接，許多帶著相機的上前來拍照。這一幕後來作了五月份《大學生》雜誌的封面，大概當時雜誌記者就在拍照者之列，不過《大學生》雜誌也可能因此而罹難，因爲我後來再沒見過這份雜誌了。

廣場上的堅守者的歡迎，給了我們極大的安慰與鼓舞。我們似乎是被簇擁著走到了紀念碑下，在紀念碑座基下，吾爾開希向圍觀的人們發表了演講。剛講了幾句，從紀念碑臺階上走來一個人，跟吾爾開希說先別單獨發言，待大家協調統一後再講，但吾爾開希沒有理會繼續講了昨晚的所見及紀念耀邦的意義等。過後我才知道這個從紀念碑臺階上下來的人就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周擁軍。演講完後，我們將橫幅送上了紀念碑，這時周擁軍又過來跟我們說學校應該聯合起來統一行動，對此大家都表示認同，但如何聯合一時似乎說不出個所以然。因雨仍然下個不停，我們溼透的衣服在北京四月的夜風中顯得有些寒冷，又加上步行三十多里路，早已飢腸轆轆，於是我們就往回趕。在地鐵車上，我跟吾爾開希商談著悼念胡耀邦的情況，深感北京高校聯合協調行動的必要。我覺得悼念活動發展到今天，從悼念到請願，尤其昨晚發生的強行遣返情況可能使事情激化，那麼爲了悼念耀邦併爲民請願，北京高校學生應該聯合行動。因爲胡耀邦22日也就是後天將開追悼會送別，時間非常倉促，這時必須有人跳出來牽頭，肯定得有人出來。我當時建議吾爾開希出來牽頭組織。這絕無推他作炮灰的居心，也沒有讓他成爲名人的遠見。提出此建議是基於當時的客觀需要，同時我說明了兩點：其一，民主是一個漫長的奮鬥過程，中國民主建設肯定還需要長期艱苦的鬥爭。我自己馬上大學畢業了，要在大學中繼續發揮作用，還是讓大一大二的學生出來較好；其二，憑八六年學潮的經驗，就算有危險會秋後算帳，在校大學生一般過後談談心教育一下就算了，不會有甚麼大問題，畢業生可能就會受影響（這無疑帶有功利性的考慮，但當時遠未料到後來的形勢）。

需要一提的是在紀念碑下我碰到了一個從天津商學院過來悼念胡耀邦的學生，一聊跟我老家較近，於是領他一塊到學校來並約定他第二天迴天津通知各校學生22日趕來北京參加胡公的追悼會。回到宿舍，我簡單地衝了包方便麵吃了一下。安頓了那個學生後，我總覺得有點不放心，於是又去西北樓吾爾開希的房間了解情況。我與吾爾開希進一步強調了必須有人出來號召協調統一行動，並說明這時候誰先出來學生就認誰的現實。直到看到他找幾個同學商量行動，我才回宿舍休息。我之所以不避賣弄之嫌疑而詳細述說這一過程，是爲了戳穿後來當局製造的所謂學生運動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有預謀的甚至跟國外勾結而發起的一場動亂」的無稽之談。根據我的親身經歷，這一運動完全是自發的。

21日等我起床，已聽到同學們議論有個叫吾爾開希的人以北京學生自治聯合會主席的名義號召北京高校學生今晚到師大來集合，統一去天安門廣場參加明天胡耀邦的追悼會。我送走了天津的學生並叮囑他明天7點前（也就是天安門路口管制前）帶天津同學到北京站，我接他們共同進入天安門。

到晚上六點多鐘，北京高校陸續有學生來到師大並統一集合在操場。晚上九點來鍾北京各主要高校的學生都來了。於是學生們從師大出發浩浩蕩蕩前往天安門參加胡耀邦追悼會。爲甚麼選21日晚上去天安門？因爲22日天安門會實行交通管制，到時肯定進不去。我因考慮明天一大早要去北京站接天津來的學生，本來跟著隊伍出了校門，又跑了回來。

22日六點多鐘，我趕到北京站，在那直等到八點仍不見天津來的同學（後來才聽說他們已在昨晚趕來了），於是我就想往天安門趕，結果已經進不去了，只好在外面徘徊一通，聽聽廣播就回了學校。

回到學校不久，去天安門參加追悼會的同學回來了。他們氣憤的議論告訴著我天安門所發生的一切。

隨之高校就有停課的呼聲。24日、25日陸續有一些學校出現停課現象，但沒有普遍而全面的停課，也就是說北京不是所有高校都停課了，就是停課的學校也不是全部課都停下了，應該說此時停與不停還在爭議中。誰知25日晚中央一臺新聞聯播播出了臭名昭著的「4、26社論」。

抗議定性 要求對話

「4、26社論」是八九學生運動從悼念胡耀邦、表達願望到抗議政府、爭取平等對話的轉折點。「4、26社論」的直接後果就是將還在猶豫停課與否的師生全部推出了課堂。當天北京高校似乎全部停課。4月27日北京高校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環城遊行，主要目的就是抗議政府將學生悼念胡耀邦並提出一些改革建議的活動定性爲「受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操縱的動亂」，要求政府與學生平等對話。這種定性的錯誤與武斷激怒了北京高校的學生與有良知正義感的知識界。

針對「4、27大遊行」中提出的平等對話，當局爲了平息事態，在4月29日欽點了幾所學校的幾名學生會幹部去表演了一場「訓導式」的對話。這一拙劣的表演完全顯示了當局對民意的漠視。因爲對話必須是雙方代表，學生代表必須能代表學生，這就要求是學生選出的而不是官方欽點的。對話所談論的問題也必須是學生普遍關心的問題而不應是官方以家長領導姿態的單方出題與訓導。29日對話的公佈更激怒了廣大學生，他們深感被愚弄與欺騙。於是罷課依舊，呼籲公開平等真誠對話的呼聲更高更堅定。當局迫於形勢也曾在多種公開場合表示願意接受對話，於是北京主要院校於5月初紛紛選舉代表組成了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準備與政府對話。

北師大於5月5日在「三一八」紀念碑前通過公開演講、學生直接投票的方式選舉了5名對話代表，後來實際參加對話代表團的共3名。我有幸成爲北師大對話代表之一去參加對話活動。

代表團定在中國政法大學主樓會議室召開會議。6號我去參加會議時代表人數共30餘名，主要以社科院、北大、清華、人大、法大、師大等高校的研究生爲主，許多是博士生。政法大學的項小吉據說曾參加過亞洲大學生辨論賽並且學國際談判的，自然成了會議的主持者。社科院的何光滬以博學老成穩重而成爲代表團倚重的對象。會議進行到11號，中國人民大學增選了江棋生參加對話代表團。江棋生雖然來得晚幾天，但他的儒雅舉止、包容品格與嚴謹的邏輯思辯幾乎在當天下午就贏得了代表團人員的一致首肯。代表團作了較粗略的分工，我被分去調查4月19日晚打傷學生情況。記得我還找到過一件被撕破並帶有血跡的牛仔服，當事人願出面指證當晚的暴力行徑。所以我確信4月19日晚是發生過暴力毆打學生事件的。

對話代表團的理論素養在當時無疑是非常高的，有幾個還是當時國內不多的法學博士，然而大家對中國的社會問題研究是不夠的，對中國未來的整體建構、現實如何改良等都缺乏系統的認識，因而對話提出的問題與改革方案都較零碎，沒有一整套系統的東西。我還記得當時魯迅文學院的一位老師曾送來一個關於中國問題的提綱，大家欣喜不已。因爲當時條件所限，畢竟中國改革開放才十來年，中國文化思想界自身研究剛起步，對外國的東西接觸吸收也很有限，尤爲關鍵的是由於胡趙的開明執政使中國在許多方面顯示出新氣象、新活力，學界在根本性問題上對現政體是認同的，沒有考慮去質疑。因此代表團的根本立場是幫助改進政府不足、促進社會健康良性發展。我記得當時最大膽的質疑也無非是憲法前言的四項基本原則，當然財產權等公民的基本權利也在考慮之列，但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根本沒有去涉及，也就不存在疑議。總體而言，對話代表團相對政府來說還是站在一個進言上書甚至獻策的地位。然而如此的對話也被一拖再拖，甚至在對話代表團組成後，當局仍意圖繞開對話團而謀求與官方學生會對話。這嚴重凸顯出當局缺乏與學生代表對話的誠意。

這種一再的拖延，使期待中的學生忍無可忍。5月13日，以柴玲爲首的一批學生簽名絕食以抗議政府的失信，敦促對話的早日舉行，事態進一步擴大。當聽到學生去絕食時，看著那一個個堅定決絕的身影，我的心沉到了冰窖。誰將這些學生逼上了自殺之路？

5 月14日，迫於絕食後所引起的國內國際的強大壓力，同時也顧及到戈爾巴喬夫的即將訪華，當局作出了接受對話的決定，於14日下午通知到對話代表團，並要求馬上趕去。當時對話團因陸續有北京一些高自聯人員加入，人員已增至50餘人。當局只要求二十多人，來接學生的車只能容二十餘人。於是對話團又自己挑選了一下，基本上去了一半。我不在去者之列，但有種無言的輕鬆與解脫。因爲我深感自己在許多方面跟別的代表相差較遠，我相信他們去完全可以信任學生們的重託，而如果我去，這沉重的擔子就未必承擔得起。我於是跑著回了師大，吃了晚飯就趕往天安門去靜候對話佳音。

我大概在下午六點多鐘趕到了天安門。心中一直記掛著對話，到傍晚八點多鐘，聽說似乎對話了，好像廣場的廣播也在播，但聽不清，太嘈雜。據說天安門廣場的一些負責人也趕去了對話現場。九點多鐘聽到對話失敗。我默默地坐在紀念碑前，看著成片絕食的學生，我說不出心中的苦味。當晚學生考慮政府第二天要接待戈爾巴喬夫而主動將絕食隊伍移到了廣場紀念碑的東邊。當看著餓了兩天的學生艱難地挪動身體還有衣物時，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第二天，我看到大批激情澎湃的市民，我們前去問他們對學生絕食的看法，竟沒有碰到反對者，都是充滿著對學生的理解同情與讚賞，一致譴責政府的失信。這種情緒幾乎感染了整個社會，以致北京人民的精神面貌一下子似乎好到了極點。街上容易引起爭吵叫罵的事端，如自行車相撞、阻車等等，都一概化成了和氣的互相道歉與微笑的耐心等候，甚至小偷都發表罷偷宣言。絕食淨化了人們的靈魂，也展現了未來的希望。的確，「當那麼多人爲了社會的責任，爲了民願的表達不惜犧牲生命時，我們有甚麼事不可以諒解、忍耐？」這成了當時社會的共識。

16日晚，我又獨自來到紀念碑下想看看絕食學生的狀況。將近12點，我聽負責保安的學生說有兩位工人強烈要求進入學生防衛圈內，廣場指揮部無暇接待。我於是前去將兩位工人領了進來並陪著他們在紀念碑下轉了兩圈後坐在紀念碑前詳談起來。兩位工人中身材高大的一位自我介紹叫韓東方，從他言談中我感到他應參加過「四．五運動」。他一則爲學生的義舉而鼓舞，同時對廣場的組織管理狀況表示出一些憂慮，並談了許多好的建議。我隨後將這些建議交給了廣場指揮部。在接下來的幾個晚上，我還不只一次看到北京市民打著聲援學生的橫幅到天安門來想加入學生隊伍，卻遭到學生的拒絕而被隔離在圈外。學生爲了保持運動的純潔性，拒絕著跟外界的聯合。我看得出市民的難過，但他們仍然對學生給以理解。

5月14日晚學生與當局的對話雖然失敗了，但高校對話團沒有放棄努力。大家通過一切可能的途徑將要求繼續對話的信息傳進中南海。有幾個晚上代表們因可能的對話而徹夜守候在皇城根下，大家急切期待重新對話的心情真是天地可鑑。當然此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天安門絕食的學生每延續一天生命就多一分危險。許多學生已經因絕食而昏厥，並不斷傳來學生絕食變成植物人甚至死亡的消息。救護車在廣場與醫院間的鳴叫聲聲敲擊著對話代表的心。然而一切的呼籲請求都如石沉大海。

5月18日，對話代表在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後趕到中國音樂學院去開會。會議中新聞聯播的時間到了，大家心懸著天安門情況，於是打開電視收看新聞聯播，當看到一輛輛救護車長鳴著將一個個生命垂危的學生送往醫院並聽到紅十字會一位副會長出來談絕食幾天後學生生命危險情況時，整個會場哭聲雷動，四十多條漢子（因有幾個代表沒到）肆意橫流的淚水模糊了電視的畫面，不可抑制的嗚咽蓋過了街上的車鳴。就我而言，自我有記憶以來有過兩次痛哭。其一，是我十四歲的時候，母親因病去世，那種失去親人的痛心，讓我無法抑制悲哭；其二，就是這八九年的春夏之交，我不只一次地痛哭過，爲學生那種慷慨赴死的豪情和與之相對的當局的冷漠殘忍，爲自己多年培養的信念的崩潰。說實在的，在此之前我一直認爲這個社會的黨和政府還是值得信賴的、可以依靠的，而今在嚴酷的現實面前這些都被擊得粉碎了。如果說第一次是爲個人人生的不幸而痛哭，這第二次則是爲天下蒼生、爲中華民族的不幸而痛哭。

北京戒嚴 「六．四」屠殺

但是，痛哭並沒能等來對話，卻等來了大家萬萬想不到的「戒嚴令」。

5 月19日晚發佈的「戒嚴令」宣告了一切對話企盼的破滅、一切爲對話所作努力的終結。這種出人意料的程度超出了對話代表團任何人的預見。大家不僅沒有預見到，而且在討論中幾乎一致認爲無論情況怎麼樣發展，當局採取多麼非常的手段，也不至於在北京戒嚴。畢竟北京不是拉薩。北京中外交流活動頻繁，外賓雲集，戒嚴後在國際上的影響後果不堪設想。我還記得代表團中有人曾戲稱在北京戒嚴那是天方夜談，就是有人想爲，也未必敢爲。然而事實證明，學生是太天真善良了,就是最壞的設想也遠不及現實的殘酷。

5月19日，「戒嚴令」下達，戒絕了學生對話的幻想，對話代表團基本解散，各自回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返回師大與陳章寶主持北師大學生理論宣傳部的工作。

5 月22日，我作爲北京高校代表出席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在天安門西觀禮臺舉行的成立大會。會上韓東方與另外幾名工人活躍份子當選爲工自聯常委（周擁軍以王鐵之名也當選了，記得當時還就此有不同意見，但後來還是通過了）。會上通過了工自聯章程，整個章程是由一個法學博士依照法律條文起草的，通篇是在理性和平的範圍內，沒有甚麼出格的言詞，更沒有甚麼威脅或顛覆政權的目標。會議期間，不知甚麼人想衝進觀禮臺，一度引起過門口的混亂。當然我們有理由相信安全部門的關注，但我們本來就沒有任何隱瞞的意識。會議還算順利地結束了。在戒嚴令下達後，工自聯的成立無疑是件振奮人心的大事。對此我毫不掩飾地當面對韓東方等人表達過敬意。

由於戒嚴令的下達，對話希望的徹底破滅，天安門絕食的學生也就宣佈停止絕食，改爲靜坐。全國聲援學生民主運動已成燎原之勢。形勢發展需要北京高自聯能站在全局角度來處理問題。自絕食以來，因一些高自聯人員也參加了絕食，導致高自聯事實上以天安門爲工作場地。爲指導絕食，天安門廣場又成立了廣場指揮部。兩套臨時性的班子經常在處理一些問題上出現意見分歧，這客觀上影響著工作的開展。爲將高自聯撤出天安門，五月二十幾號（具體時間我已記不太清了）北京清華、北大、人大、北師大、北航、中央民院、法大、廣大等八大院校聯合各派代表去廣場召開現場會議，我與北大楊濤負責組織會議（但楊濤臨時有事在天安門找不著了）。高自聯以王有才爲代表，廣場指揮部以柴玲爲代表。會議就在廣場東北角一塊空地上站著表決，參會人員基本都贊同高自聯撤出，廣場由廣場指揮部領導。自此天安門廣場避免了令出多頭的混亂。

隨著戒嚴令的下達，軍隊從北京四面八方逼進城來。從各種情況看來，軍隊的調動肯定遠在戒嚴令下達之前，因爲戒嚴令下達的當天晚上，我就得到消息說有軍隊已逼進城郊，但被無畏的市民自發阻止在各個入城地（後來知道有些軍隊是從幾千裏之外調來的，沒有多天的準備，是不可能這麼快趕到京城的。）於是北師大成立了以十人左右爲一組的「和平敢死隊」，分赴京郊各地了解軍隊進城情況，聯合市民設法阻止軍隊進城。出發前明確要求方法必須是和平的，態度必須是敢死的。爲了掌握情況，我隨一組去了南郊的新發地。在那裏市民利用軍隊進城路不熟而問路的機會，將軍車全部帶入了一條死衚衕，並在後退的路上阻上小車雜物，一些老人就地坐在軍車後。這樣使得軍車進無可進，退無可退。待我們趕到時已是中午。我看到現場秩序井然，士兵都在車上安靜地坐著，市民與陸續趕到的學生在車下圍觀著。有些市民與學生上前向士兵訴說著北京發生的一切，動員士兵不要參與鎮壓學生。中午有市民從家中做了飯菜送來給學生吃，學生還主動說服市民將飯菜給士兵吃，將送來的飲料給士兵喝。經過一陣宣傳說服，士兵們感動於學生與市民的真誠，有些士兵就與學生市民交談起來。從交談中，我們得知士兵很長時間不給聽廣播和看報紙，更無法看電視，他們不知道北京發生了甚麼，也不知道是來北京鎮壓學生，他們是接到參加軍訓的指令，都以爲是平常的訓練而已。士兵們也紛紛表示不會參與鎮壓學生。

迫於形勢的日益嚴峻，學生在天安門堅守的必要性一再成爲我思考的問題。然而天安門的學生不甘心就這樣撤出，北京市民一如既往的熱情、無私無畏的支持讓學生只有堅持，但這種堅持究竟將換來甚麼？意義何在？對當時的我來說實在難以求解。我只是本能地感覺到如此堅持下去勢必無法善罷甘休。於是我在各種場合陳述撤離天安門的理由，並且不只一次去天安門了解學生思想狀況。有一次跟在廣場的欽本笠交流，談了應該考慮撤離的理由，最後他反而動員我參加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工作，可見說服撤離實在不是件易事。還有一次（大約到了五月二十七、八號了）在北大召開了北京各主要學校的學生代表會，我與師大的趙綱出席了這次會議。會上我力主撤出天安門，然而支持者甚微。當然，當時主張撤出者也還沒預料到最後的屠殺。

時間一天天在煎熬中過去。6月2日，我聽從天安門回來的同學說有軍隊從人民大會堂出來，奇怪的是圍阻軍隊的學生與市民中有背著黃布包並且包內裝了石頭的人。他們混在學生市民中不時掏出石頭向軍隊投擊。這引起我極大警覺，我似乎預感到災難的降臨。因爲那些混雜在市民與學生中的人，很可能是有關方面預設的陷阱，在爲屠殺編織理由。學生與市民長期以來都非常理性而剋制，不可能背些石頭在身上。

6 月3日，不論是天安門還是京郊各地，有軍隊的地方都出現了許多異動，軍隊主動衝擊著圍觀的市民和學生，小範圍的衝突不間斷地傳到學校。我知道最後的時刻終於來了。夜幕降臨時，京城街頭的廣播轟響起了透著騰騰殺氣的「軍隊進城告市民學生書」。晚上九點多鐘，我在西北樓大廳處理著一些事務，有市民騎摩托車從木樨地拉回一個學生。那學生一進西北樓就痛哭著說軍隊開槍殺人了，市民與學生爲保天安門在冒死阻擋著軍隊前行。我找到當時在校內的陳章寶，簡短交換了一下意見後作出帶師大在校學生去天安門的決定。我們當時考慮軍隊是衝著天安門而去的，到天安門的學生市民越多屠殺清場的可能性就越少。於是自治會廣播呼籲學生到「三。一八」紀念碑前集合去天安門聲援。

去天安門的危險我是能想見的，但我絕不能坐視市民學生的被殺。將近十點，「三。一八」紀念碑前彙集了一千多學生。我跟陳章寶說我帶學生去天安門並建議他趕緊離開學校，因爲我知道屠殺剛剛開始，而一旦殺人那殺多少就是量的問題，殺十人跟殺一百人沒有質的區別。接下去高校清洗在所難免，一些特別危險的人應該趕緊躲避一下，甚至我都認可他們跑到國外（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實在難想到更適當的方法。當然多年後我認爲應該堅守在國內，但這不是我們有權要求別人這樣，只能就道義而言）。我決心去天安門與學生共生死。陳章寶在紀念碑前發表了簡短演講後將師大一面指揮旗交到我手中並叫我跟同學們說幾句。記得我當時只說了一句「我希望每個學生都平安回來」就再也說不下去了。我本來確有很多感慨，但當時是沒法說的。我只感到以血肉之軀是阻擋不了槍炮坦克的，這種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沉重與痛苦，不知誰能體會。我默默地舉起指揮旗，帶領同學義無反顧地衝出了師大校門，一種可能永別的悲情襲過我出校門時的心。

隊伍快速向天安門而去，一路上不斷有市民呼喊口號支持鼓勵學生。在我們趕到西單附近時，又有市民學生跑來訴說軍隊開槍屠殺情況並說軍隊已衝過木樨地快到文化宮了。我們心急如焚，大家不約而同地奔跑起來，很快我們趕到了西單長安街路口。那裏早聚滿了市民學生，十字路口幾輛公交車不知甚麼時候已橫斷了長安街，市民與學生羣情激昂地聚集在長安街上。

隨我跑到西單路口的師大學生因中途掉隊不少而只剩下二、三百人了。我讓大家手挽手背東面西橫過長安街的西單路口，並叮囑大家看我的指揮旗行動，如果我的指揮旗放下，大家馬上往東衝進天安門裏面，會同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一起行動。我告誡大家千萬不要硬阻，那樣不會有甚麼作用。交代完後，我獨自上前爬上了橫在西單路口的公交車。這時有個青年拿著根九節鞭也跟了上去並聲言要保護我。我勸他趕緊下去，這裏太危險。因爲西邊過來的軍車那雪白刺眼的燈光在午夜的長安街已清晰可見，槍炮聲也透過遠處軍車的轟鳴與近處人羣的喧嚷依稀可聞。從車上往軍博方向望去，街上人流如潮水般自西向東涌來，並紛紛往兩邊衚衕散去。緊跟在人羣后的就是坦克。

我上車不到十分鐘，頭上就傳來啪啪的爆裂聲，還沒等我反應過來，雙眼就頓感澀辣難睜。我想這大概就是傳說中的催淚瓦斯了。我趕忙放下指揮旗示意後邊的同學們快撤，同時自己也摸索著往車下爬。剛才上來的青年已不知去向。我艱難地爬下汽車。頓感長安街一遍漆黑。當然眼睛睜不開，有燈也沒用。但長安街此時的黑絕不是因爲睜不開眼，而是人爲的熄燈，以便讓黑暗造成恐慌，借黑色行使犯罪。我在煙霧中摸索著往街南邊的牆根下去，以便倚牆而行。當我終於摸著牆根往東緩行時就聽到後面軍車的轟鳴聲很近了，同時感到腳下水泥地上有爆裂聲，我努力睜開眼看到腳下有火星在濺動。這使我認識到是子彈在跑，我緊張地盡力向前。在路過一個衚衕口時，聽到裏邊有人叫快進去，於是就順聲而入。我發現衚衕裏已有不少人，他們一個個在進去不遠的拐彎處沿衚衕牆半伏著身子窺視著外面。我進去後，一個市民示意我將指揮旗藏起並彎下身子。幾乎是我剛伏好軍隊就過來了，坦克的轟鳴聲蓋過了其他。一隊隊荷槍實彈的士兵沿街邊巡查著向天安門而去。不知甚麼時候有個北京市民爬上了衚衕邊的瓦屋，伏在屋脊的南面，嘴中情不自禁地將所見情況唸叨著：這麼多坦克，還有炮呢，不好，那邊有幾個人被打倒了，還要去追那些跑的。又開槍了，完了，又有兩個倒下了……這些土匪，軍閥，法西斯，當年日本進北京也沒有這樣啊!太殘酷了!他說著說著聲音在激動中變成嗚咽。停了一會就聽到屋上有抽瓦片的細微響動聲，我側頭看去就見那人揚手拋出了一片瓦。馬上批啪的子彈聲就響了起來，並且一隊士兵衝到了衚衕口向裏就是幾槍。好在這個衚衕有個拐彎，沒有擊中裏面甚麼人。有士兵似乎想往裏衝，聽到有人出面阻止。於是一隊士兵就罵罵咧咧地走了。屋上那人緊緊伏在瓦上，待士兵走後又氣憤地罵起來。我心想你拋幾片瓦對鋼盔盾牌全副武裝的軍人有甚麼用，就是砸一下也豈不形同搔癢？無非是看著過不去泄點憤而已，但我也不好勸說。在親見屠殺的情況下，任何有血性的人豈有不切齒的？大約半個小時後，軍隊過去了。我與大家趕緊衝出了衚衕。我一心記掛著天安門，就匆匆往東趕。很快到了六部囗，在中央音樂廳的前邊路口我吃驚地看到幾個青年鮮血淋瀝地躺在地上。有一個以手支地半躺半坐、腿上還汩汩地流著血的學生向圍觀者痛苦地講述著剛發生的事。他說軍隊過來時，他們往衚衕裏跑，幾個女生因跑得慢被士兵攔住了，他們幾個想衝過來救，結果被一陣掃射打倒了。我看著他痛苦的樣子，猛醒到應該趕緊將他送去醫院搶救，於是大叫一聲「?快送醫院啊!」圍觀者也如夢初醒，紛紛上前背的背，抬的抬。我俯下身背起剛說話的青年，只聽他一個勁地說著謝謝，不過他的聲音似乎越來越微弱。我的心在流血。多好的青年啊！就因爲爲民請願、爲天下盡責就該落此下場？我背著他到了音樂廳後的衚衕深處，那裏已有不少三輪車裝著一個個還在流血的傷員。我就近將青年放在一輛車上並叫推車者趕緊送去醫院。許多人一邊抬傷員一邊禁不住失聲痛哭，整個衚衕沉浸在悲泣聲中。等我再返回六部口音樂廳前，那十幾個傷員已全部被送走了。這時我看到許多人圍在音樂廳前的雕塑邊議論紛紛，於是上前去看發生了甚麼事，結果發現那個雕塑的大理石坐基被打掉了一個大角。如此硬的石頭被打掉了一個角，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槍，至少是重機槍或甚麼炮吧？!（這個角一直到九三年我回北京時還殘缺著，九八年我再去看時發現已經換了。）我惦記著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不敢停留就隨著人羣往東趕。然而剛走不遠，後邊又來了一批軍隊，路中是坦克、卡車（車上裝著士兵）車邊還走著荷槍實彈的士兵。我們一下躲無可躲，於是一大批人就在長安街南牆根下站著。這時我看到一個青年拄著根棍子，一條腿拖拉著，看得出還在流血。他居然跟著軍車一路怒罵著，質問著「你們看看，你們槍殺的是些甚麼人？這些都是你們的父母兄弟啊!他們所追求的不正是你們所需要的嗎？人民解放軍怎麼能屠殺人民？你們的槍是用來鎮壓人民的嗎？你們還是人嗎？你們有種就再給我一槍！……」他那堅定無畏的神情與話語深深激勵著路邊的羣衆。不知是誰抑制不住大呼了一聲「打倒法西斯!」於是應者如潮。口號剛喊過去，頓見從人民大會堂那邊衝來一隊士兵，一路掃射著、喝叫著。街邊的人羣頓時蜂擁著往西邊撤。我隨人流很快又回到了六部口音樂廳前。當我回頭去看那個追隨軍車的青年時，他已不知去向。

看來從長安街南邊往東是進不了天安門了。待又一支軍隊過後，我與一些人從長安街北邊的皇城根下往東去。快到新華門時，我見到前面一批人被追趕著往回跑。路邊原本往東的人就又都跟著往回跑。我停止前行，看到新華門附近沿街一批全副武裝的士兵並排橫斷了長安街，並且有一隊兵正鳴著槍驅趕著試圖走近的羣衆。我同時看到在剛跑回的人羣中倒下了兩名，很快士兵追了過來，將不知是死還是活的傷者抬走了。顯然從長安街進天安門的路是不通了?其實早該想到不通的，一條街哪有南邊戒嚴北邊通的？只是心急沒有細想而心存僥倖罷了）於是我又隨著一批人從六部口往北繞一個大圈到南池子。天真地指望著從南池子可以繞開警戒線進入天安門。待我趕到南池子時，天色已微明。南池子依如新華門邊的情形，一批全副武裝的士兵已經封死了南池子進天安門的路。在離士兵二三十米處有一條警戒線，好像用甚麼攔了一下。市民們就自覺地聚集在警戒線外。大家急切地想了解天安門內的情況。隨著天亮，人越聚越多。大家議論著，交換著彼此的信息，表達著各自的憂慮，同時反覆要求前面警戒的士兵讓大家進去。在一再要求無結果的情況下，大家對天安門裏情況的擔憂及許多不同方面槍殺情況的彙集，使大家心裏升起了怒火。於是由請求變爲質問，由質問變爲斥罵，最後憤怒地喊起了口號「打倒法西斯」「抗議屠殺學生市民!」「請願無罪!」……雖然大家在悲痛與憤怒中，但仍沒有超越衝擊警戒線。然而一會就見一個軍官帶著一隊士兵從警戒隊伍後邊忽然出現，舉槍向天鳴了一槍。大家還沒反應過來，就見一些持槍的士兵向警戒線外的羣衆腳下掃射，一批手持警棒的士兵衝向人羣掄捧就打。羣衆頓時驚慌四散。我被一棒擊倒在地，等我爬起來時看見身邊一位婦女被士兵打倒在地並掄捧猛擊，我正欲上前去拉她，自己的胳膊被人抓住並一把拉進了旁邊的民房。我進屋後跟那個拉我的人說快去看看那個婦女。那人轉身出去，一會回來說不見了那女的。這時我才感到胳膊火辣辣的疼痛。我胳膊衣服被打爛，皮膚裂開，鮮血浸溼了衣袖。房東趕忙拿來一些藥噴灑在傷口並留我在家中休息了一個多小時，隨後叫兩個中學生騎自行車將我送回師大。許多同學以爲我已遇難，因爲我帶去的同學早已從天安門撤回。當他們看到我回來時驚喜不已。許多同學建議我離開學校，但我甚麼地方也去不了，因爲我當時身無分文，同時我覺得甚麼地方也沒必要去。於是索性矇頭大睡。我實在是太累了，自四月底以來我就沒好好睡過覺，常常一天就睡三、四個小時，並且是走到哪睡到哪，在天安門廣場，在長安街上都睡過。而今似乎沒甚麼能做了，只有好好睡一覺。下午又有幾個讀研究生的同學來叫我躲避一下，於是我想在京的幾個老鄉許久沒聯繫了，就藉機去看看。

「六。四」後，京城交通徹底癱瘓，我只能步行到軍博附近的一個老鄉處。在路過長安街時發現滿街的坦克在森嚴的戒備下焚燒。當時我想這大概是報廢的車吧，借這次入京就換新的了。當晚看到新聞聯播時，才發現這成了市民及學生暴亂的鐵證。巧的是當看到一輛坦克中燒死四個軍人時，一起看電視的人中有兩位就大罵起來，說當晚他們正好在木樨地那邊親眼看見這輛坦克因開得過快先撞在街上分隔欄杆上，繼而又闖上人行道的臺階上，一下就翻了過來並燃燒起來。我不懂機械，對此自然也不便說甚麼。但依常理是不可能有人靠人力去掀翻坦克並且士兵不出來等著被燒死的，只有忽然的翻車才有這種可能。

我在老鄉處呆了兩天，覺得沒甚麼事，同時也怕萬一有事連累老鄉也不好，於是就返回了學校。

之後對我的處理應該說還不算重。待查出我一些材料時，我已分到外地工作，學校有些老師是盡了很大的努力來保護我（這事後來我回北京時才知道），畢竟人們心中自有公道。最後學校老師也去了我所在單位，但沒有深究。十月份，師大清理整頓小組給我所在單位去了一份材料，列舉了我在春夏之交的問題：其一，寫了一些文章，並在文章中將人民政府稱爲「當局」；其二，加入非法組織學生自治會並負責理論宣傳部工作；其三，參加對話團非法活動。然後讓我在材料上籤了字。我以爲一切都過去了。直到1993年，我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在筆試面試過後調檔時，不知哪裏出了問題，我被以要單獨調審的名義拖了下來。後來我找到哲學系一位負責人，他倒是很直率地跟我說這不是人民大學的問題，他們也有壓力，如果我能回師大去開一張證明我在八九事件中沒有問題的條來，他們肯定錄取。於是我抱著探個究竟的態度回師大去找老師。師大的老師還是很熱情的，但後來還是因「當年清理小組已解散，沒人願出來承認是清理小組的成員，更不會有人出來開這個證明」而宣告了一個公民受教育權的被剝奪，我也自此憤而「下海」。

沉重的反思

轉眼快十五年過去了，當年那一切沒法忘（因爲每到春夏有關方面都會來提醒我們），也不敢忘（因爲那些鮮活的生命被無情地奪去）。這麼多年來的現實堅定了我對「八九」所追求目標的正確性的信心。雖然「八九」提出的許多觀點是零碎的，不繫統的，但它涉及文化思想、政治、法制、經濟等關乎社會發展的主要方面，並且具有前瞻性、科學性，符合人性和歷史發展的要求。「八九」後十幾年來，中國在經濟建設上的短期些許成效，事實上是不得不沿襲「八九」部份的經濟訴求的結果。然而在政治、文化思想及法制上近十多年來卻是逆歷史規律而爲，與人類文明的主流背道而弛。中國目前的體制性腐化、權貴經濟主導、各種不公現象盛行、社會矛盾激化，正是改革單腿而行、畸形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六。四」十五週年即將來臨之際，我們回顧歷史，意在還歷史以真實，同時追憶紀念那些爲民請願而英勇獻身的先烈們。

「八九」可總結的經驗教訓很多，在此我只想簡要談談三點我認爲最沉痛的教訓：

其一，形勢認識不清，自我把握不準。「八九」自前期悼念胡公、表達願望到中期抗議定性、爭取平等對話，到最後怒而絕食、靜坐，整個過程學生及支持學生的市民都是在理性、和平的範圍內力爭。然而當局從「4。19」的強行驅散到「4。22」的拒不接見，到「4。26」的社論定性，終至戒嚴鎮壓，態度也是一慣的，堅決而不容商量的，那就是一切民意即是「敵情」，一切民願即是叛逆，一切爭權即是顛覆，所以拒不回答、拒不接見、堅決鎮壓。在這一連串不理不睬，到定性鎮壓時，敵視是從開始就體現的，這也符合暴力奪權黨的一慣思維。然而學生及市民一直以「上書進言」、幫助政府推進改革的「子民」心態盡責表忠，當被對方當作敵人時，自己還一心以爲是對方的一分子並以此取捨行動，這是對形勢判斷多大的錯誤啊!後果自然不堪設想。這從對話團一再論證不會「戒嚴」更勿庸說預見屠殺了可見一斑，可以說廣大學生完全是一廂情願，單方善意，甚至可以說是單相思。畢竟，我們對極權政體太缺乏認識了，對它的殘酷性甚至缺乏起碼的認識。當然這與幾十年來的欺騙教育是分不開的，「偉、光、正，代表人民，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是人民自己的政權，人民當家作主……」這些不斷重複的謊言讓人們失去了基本的判斷力。最後是槍炮聲中淋漓的鮮血宣告了「子民」情結的破滅，昭示了這個政權的固有本質。在鮮血面前人們才警醒到自己的位置，看清所面對的對象，從而端正對形勢的基本判斷。

其二，缺乏聯合協調社會各界力量的意識。學生從悼念胡公表達願望，到抗議定性要求對話，整個過程應該是得到了北京乃至全國人民的竭誠關懷與無私支持的，可以說如果沒有市民的支持，學生運動堅持一天都是困難的（在整個運動中社會各界給予我的感動遠勝於學生給我的感動，我經常感到爲這樣善良無私的國民，我死而無憾。）然而學生爲保持運動的「純潔性」，除了學校之間學生的聯合，學生與社會各界基本上沒有聯合，更談不上協調統一行動了。我清楚記得當「市民代表團」想進入廣場時被學生阻攔的情形及韓東方跟我的感慨。運動中後期，知識界因其與學生千絲萬縷的聯繫特點，一批以大學老師（如劉曉波等）爲主的知識份子才融入運動中，但這遠談不上學生與知識界的聯合協調一致行動。當然，對政府體制內以趙紫陽爲代表的一批改革開明派更是缺乏了解，沒有配合與支持，錯過了良性互動的機會（這個損失是慘重的。它直接導致中國十幾年改革的遺誤，體制內一批政治精英的失落，有自省能力與革新思想的一批老革命被逼出政壇，極權體制的保守頑固勢力進一步加強了他們的地位），最後運動必然失敗。在推動社會改革，尤其要改變龐大保守的社會體制時，社會中每一點抗拒極權的進步力量都是難能可貴的，應該充分聯合，協調行動。只有這種大致方向一致性的合力足夠強大時，才可望攻克頑固保守勢力。沒有多方進步力量的充分聯合、協調行動，沒有最廣泛的團結社會各派力量，凝聚社會中的人才與智慧，要推動社會革新那無異於癡人說夢，當然指望體制自身革新也是俟河之清。

其三，缺乏能組織協調運動的機構。八九民運因其突然性、自發性而決定了其組織機構的倉促性、臨時性。這樣的機構在協調統籌運動上是軟弱無力的，既缺乏產生正確方針的程序，又沒有對機構意志貫徹實施的保障。整個運動完全依託於學生及市民的理性與熱情。因其弱組織性也使運動沒有進退尺度，沒有科學的方式方法，沒有策略，缺乏應變性。一種社會運動，尤其是意在變革社會體制的政治性運動，如果沒有設置科學的組織機構以保證正確決策的產生實施，運動要成功是不可能的。

「八九」是沉重的，這一頁在歷史上也必是厚重的，它有許多有待研究總結以供後人借鑑的東西。對「八九」的研究還遠未開始，因爲有很多東西尚未解密。當然「八九」的深遠意義也有待時間的進一步檢驗與淘洗，它決不以某時某人的宣佈定性而定性。讓我們共同期待早日還歷史以清白！期待烈士們的英靈能夠早日安息！

2004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