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健派出所，我了解到另一位同修也被抓了，那位同修在康健小区散发真相资料的时候被恶人举报，赶来的恶警把他给堵住了，另外一位女同修走脱了。同时最初我在经过一间办公室的时候还看到我一个朋友（不修炼的常人）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衣，正在和恶警做笔录。我当时看到他，心里觉得挺歉疚，连累了他。我后来把大衣给脱下来，托警察给他送去。

恶警开始盘问我，他们不让我睡觉，连眼睛都不让合上，还找了3个联防队的人轮班来看着我，只要眼睛闭上就来把我弄醒。他们每天在午夜的时候，开始提审我，问我很多细节，例如什么时候得的法呀，通过谁得的法呀，当时觉得这些信息没什么，就告诉他们了。前面2天他们也反复问我，说你还炼不炼？我说炼，为什么不炼。他们就用亲情来打动我，说你这样，你家人多伤心啊。我不动心。他们又说这样下去你的工作没了，上海的户口都给的你注销。我也不动心。大约第3天凌晨，他们恐吓我，说要把我衣物扒光，让我赤脚，只穿一条内裤站在派出所门口。我对他们说，这是你们在迫害我。他们说，如果这样你还不生病的话，我们就相信法轮功，我们也跟你一起炼。我说那是你们对我的迫害，绝对不是我自愿的。你要炼你就炼，我不会强迫你也没必要非得要你炼不可。我们只能劝善。他们一看最后悻悻作罢，断了这个念头。

后来联防队负责看管我的一个中年妇女，没人的时候我们聊天，我问她隔壁那位同修怎么样了？她告诉我说，他比你惨多了，你还算好，还没挨打，那位同修被背铐在椅子上很长时间，身上也被打得很惨的，青一块紫一块的。后来有一次上厕所，我故意到那个门口看了一下，门关着，里面正传来恶警大声打骂的声音，门口的地上摆着同修的皮鞋还有袜子以及皮带。我还想再看就被联防队的人推走了。

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想到同修这么冷的天赤脚站在水门汀地面上，更何况可能连衣物也被扒光了，还被背铐在椅子上，身上满是伤痕。我的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恶警不断地问我说，在以我的名义租的、我和那位同修合住的房子里搜出了一旅行包的资料，问我资料的来源。我说我都不知道有这包资料。是因为当时脑子里的确想不起来有这回事。他们问我有没有带资料去北京，有没有在北京发过资料，在上海有没有发过资料。我说没有。然后他又问我，同修以前有没有去发过资料，我说不知道，我平时上班不清楚他的事情。

这种情况到了第三天有了变化。第三天下午，一个年轻的恶警冲过来，让我罚站。站了几个小时之后，他问我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罚你？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不老实，不说实话。我说我没有骗你。然后他对我说，那个同修都已经告诉他们了，说我知道那资料的。我当时一听就懵了。我想难道是同修都说了？然后恶警又告诉我说，再给你个机会，你要不说就没机会了。还在那里挑拨，说同修都说了，他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了，要是我还不说的话，责任就全是我承担了。当时就不理智了，心想同修怎么能这么对我，然后我就说了那资料放到我家里的事，我是知道的。但是资料哪里来的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610的人又来了，他们又问我那个资料什么时间放到我家里的，当时谁来送的，我也都说了。我说那个人我并不认识，也没见过。后来他们要我回忆那个人的姓名。我说我不清楚。然后610的人拿来了从我们家中抄来的同修的通讯簿，要我指认。我说我不知道，没有印象。他们翻到一个名字说，是不是这个人？我一看觉得他们可能都知道了，就说有可能但是我也不能确定。

等到610的人走了，我冷静下来才觉得可能上当了，我被恶警耍的那套整人的诡计给骗了。可是大错已经铸成。

就在这种造成大损失的错误已经犯下的沮丧心理下，精神上越发觉得再也承受不住了，只想要睡觉。联防队的人也在这个时候伪善的说，你就先把问题都交代清楚吧，早点进拘留所也好，至少能好好的睡上一觉，免得像现在这样受折磨。这话我也听进去了，后来610要我配合写什么交大学员的名单，我也都写了，还有我和哪些学员接触过，我也都写了。这样的后果是导致一个本来没暴露的同修被监视。去年来海外后从别的同修处了解到该同修在2001年8月被劳教1年半，仅仅因为和其他同修交流。

610的人还以提示性很强的语言问我，我去北京上访是不是那位同修指使的。我说不是，是我自己要去的。可是他们换一种方式问我，我去上访是不是在他的影响下去的，我明知道他们这样问话的结果是想要把责任推到那位同修身上，陷害那位同修，可我居然可耻的回答说，是。

在看守所被关押的30天里，恶警把我和死刑犯、吸毒犯、诈骗犯还有小偷、持枪抢劫犯关在一起，因为正念几乎出不来，都是人的一面在承受，心里上实在承受不住了，就想着早日能出去。管教通过牢头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写不炼的保证书。并说不写就是劳教，写就放了你。那时真是一天也不想在呆下去了，就想我给他写个假的，玩文字游戏，反正我出去还炼。后来就写了弟子绝对不应该写的保证书。

在每一个周五，上海市国安局徐汇分局610的陈振勇、邱俭2个人都会来提审我，他们是徐汇区迫害大法弟子的主要恶人。我和同修的案子就是他们办的，同修后来被判2年劳教，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位因为我的出卖而暴露的同修10个月之后在2001年8月被送1年半劳教。他们都是主要责任人。

陈和邱2人一唱一和，给我不断施加心理压力，在第2次提审我的时候，他们要求我给他们当特务，看守所放出去之后继续出卖其他同修。我痛苦地挣扎了一周后，在下一次提审的时候我可耻的答应了。我最后还挣扎的想要保有一丝良知，对他们提出只会帮助他们了解一下学员的思想情况，是否还是坚信。诸如帮着说服转化其他学员，还有诱骗某位学员出来散发资料好让他们抓住送劳教或者判刑的事我是绝对不干的。我以违背自己的良心和做人最根本的底线为由，提出了这要求。因为我心里深深的知道，做特务是绝对不能做的，出卖同修那是犯罪，如果同修因此而被劳教或者判刑那造下的罪业更是深重。因此当时存了这个想法，现在先应付着答应下来，出去后能推就推，能不做就不做，将来实在推不掉的话也就应付着编一些，或者挑一些无关紧要的告诉他们。

在承受不住向邪恶妥协的情况下，我被释放了。最后一次610的陈振勇，邱俭2个人来提审我的时候，向我勒索2万人民币，我不知怎么得好像那个时候开始比较理智一些了、知道这是他们来勒索我的伎俩，我就一口咬定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他们说没钱的话可能不能放你，那就只能劳教了。我心里想，劳教就劳教吧，真要那样我也不用做那特务了，也算是好事，听天由命吧。当时心里真是这么想的，如果劳教了，心理上也没有那个做特务的压力了，也是好事。在我答应了邪恶做特务之后，心里真是那个难受呀，所以在那一瞬间我也觉得和做特务比起来，劳教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

在被释放后的头几个月里邪恶多次试图和我联系，因为我没有手机、没有传呼机，邪恶也无法找到我。邪恶就向文章最开头提到过的那个我的常人朋友施加压力，让他一定转告我和他们联系。朋友转告我了几次，我都置邪恶的要求不理。我告诉朋友说，以后他们再找你，你就说和你没关系，让他们自己找我去。

直到2001年2月底的一天，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那一天我所工作的公司正在搬家，我搬完一些物品后正在休息，前台接待小姐告诉我，有朋友找我。我心里还在奇怪是谁呢，走到门口一看，原来是上海国安局徐汇分局610办公室的陈振勇、邱俭2个人。他们穿着便装，很得意地问我，没想到是我们吧，想躲我们你可躲不了。其实我心里清楚要不是有一次我回到学校碰上了一个正在读研究生的一个同学，给了那个同学一张名片，到现在他们也没有办法找到我。

他们要我次日下午到他们办公室去找他们。次日，我在到达国安局门口的时候打他们的电话不通，打传呼，结果回复的是另一个不相干的人，我因此又跑开，去了市郊的一个地方。但最后又再自己跑了回去。带着事先写好的保证书，再一次向邪恶妥协。然后邪恶要求我替他们做事。我答应了。他们决定以后电话通知我。并要我和他们保持联系。

他们后来隔几周就会来公司找我，一方面要确定我的思想状态，另一方面继续威逼利诱我替他们做特务。从他们透露的讯息中我了解到，原先与我同住的那位同修被强迫执行2年非法劳教。截止我今天写这篇文章为止，已经过去了3年半时间，可是那位同修仍然音讯全无。无论是他常人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没有他的音讯。从99年他被上海交大强制停学开始，他就消失在同学和朋友的视野中了。

我对610的陈振勇和邱俭说我只有之前2000年底在康健派出所因我在审讯中出卖而暴露的那位同修的电话，和交大别的同修都没联系，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于是他们两人就要求我有空的时候多打电话给那位同修，并且要求我通完电话后马上和他们联系，告诉他们通话内容。

我推脱了多次，最后在陈振勇和邱俭的催促下，2001年3月开始我在公司里和那位同修通过几次电话，谈话内容很普通，我尽量避开大法的话题，同修本着一颗善心鼓励我，并询问我的情况，但都被我岔开了话题。

每次通完电话后，我都会打电话给陈振勇和邱俭，把一些当时我觉得无关紧要的事告诉他们，在陈振勇和邱俭的要求下，我提出了和那位同修见面。大约是2001年4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同修和我约在校园的草地上见了面。同修询问了我在被抓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没有做好，写了以前同修的名单，还写了99年7.20以后和分别和3位同修接触的经过，包括和他的接触我也写了。我还说与我同时被抓的那位同修的通讯簿落到了610手里，里面可能有很多同修的名字和电话。

我对他说，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徐汇的610已经在注意你了，还有你没事不要和我打电话，就是我打电话给你，你也不要告诉我什么敏感的事情。

这次接触以后，就没有怎么和那位同修联系过，后来邪恶催促问起来，我也是随意编造点什么信息告诉他们，说我前几天什么时候和那同修通过电话了，聊了些什么工作上的事还有什么的。邪恶问我他有没有和其他同修联系，我说没有，那同修刚回上海，他也没有其它同修的联系方式，联系不上。

2001年4月中，陈振勇和邱俭还曾经要求我联系另一位女大法弟子，我说没有她的电话，我也和她不熟，直接问她敏感问题她不但不会说还会怀疑我，就推了。到2001年5月的时候，他们给了我那位女大法弟子工作单位的电话，要求我一定要和她通电话联系一次。我打了，当时没人接听。后来就没有打过电话给这位女大法弟子。

大概在2001年3月左右，610的陈振勇和邱俭还要求我和家住上海市徐汇区康建新村的一个女同修联系，给了我她家的电话，要我了解她的思想情况。那位女同修99年7.20后大概在8月份就和另几位同修一起走出来去北京上访，后来正念从上海驻京办走出，弄开上海驻京办2楼的窗户跳下，因为是深夜，楼比较高，背后是小巷，地形不平，好像是摔断了双腿的表现，也因此才没有被送劳教，得以保外就医。可是家庭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外出也被邪恶监控的状态。

610因为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她非常坚定，想要送劳教吧、双腿不能站立，劳教所不收。

我给这女同修家打了电话，女同修接了，没说几句，她就说现在不方便把电话挂了，说以后再打给我。我也放下一块大石，因为没有牵扯到什么大法的话题。后来大约3周后，那位女同修在外面的公用电话给我打电话，她告诉我她家的电话不安全都被监控的，让我没事不要往她家打电话。我也告诉她说，610的人还在注意她，可能正在密谋送她劳教或者非法判刑，让她自己注意。并让她以后不要打电话给我了。当时没有勇气告诉这位同修，2000年她大老远拄着拐杖甩掉监视者给我送来新经文的这么慈悲的举动，也被我在康健派出所里写的那份和3位同修的接触过程的材料给出卖了。

到2001年4月底，我工作的公司因为项目的关系准备派我来日本出差。我的户口一波三折，新的公司帮我给重新从老家迁到了上海。护照的政审没有经过公安机关，而是直接到人才市场盖了个章。最后护照也在4月底顺利拿到了。拿到护照之后，公司帮我去办了签证，5月初长假过后也马上拿到了。这之后陈振勇和邱俭曾经多次和我联系，我以工作实在太忙没有时间为由都推了。他们一定要我说个时间，我说到现在肯定没空，6月份以后再看吧。

后来6月份我出差来了日本，和这边的学员联系上了，并给了我大法书还有炼功音乐磁带。经过3个月的静心思考，我决心回国后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再给邪恶干这样的事。决不能配合邪恶。普通的事都是这样，更何况配合邪恶迫害大法弟子呢？

2001年8月，我收到从国内来的一封email，是陈振勇和邱俭写的，他们打电话到我公司找我，公司的人说我出差来日本了，他们在信里赤裸裸的要求我收集日本法轮功学员的情报，当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直接把这信给彻底删除了，可是删完后又害怕起来了，脑子里不断的翻我回去他们会怎么迫害我的念头。但不久我就打消了这些害怕念头。

2001年9月回到上海后，大约在9月底还是10月初，陈振勇和邱俭又打电话到我公司里来找我，我很严厉地对他们说我没空，你们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的生活，你们说的那些事我不会再给你们干了，你们要就找其他人去吧。说完我就直接把电话挂了。

大约一个月以后，2001年11月，陈振勇和邱俭再次打电话到公司里找我，我一听是他们，我立马说，我没空，要是你们还是想让我替你们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以后你们再也别打过来了，我没空，我不想也不会再干这样的事。他们马上伪善的说，我们就像朋友一样聊聊天嘛，不谈法轮功的事。我说，你们要是拿我当朋友，会让朋友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嘛？再说了，你们要真拿我当朋友你们以后就不要再来打扰我，请你们尊重我的选择。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从那以后，610的人再也没来找过我，不论是电话还是别的什么方式。

虽然我在2003年再次来到日本，可是2000年10月-2001年6月的这段经历，已经成为了我心底的一个阴影。 过去那段当特务的经历，让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心里痛苦万分。

摘自(明慧网) 有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