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当局并没有发疯，他们只是被恐惧吓慌了。一个掌握核武器的庞大政权恐惧什么呢？－－－他们恐惧的是：勇敢而坚毅的天安门母亲进一步行动，把六四暴行的真相传播得更广泛。就在前不久，香港方面公开了6名六四死难著家属的证词录像，讲述亲人六四遇难的情况，其中张先玲女士首次披露儿子被当局“集体埋葬”的暴行。此外，“天安门母亲运动”还派代表赴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提交有关六四失踪者的报告。
这些行动，让制造血案的执政党坐立不安。为了掩盖一件暴行，当局不惜制造更多的暴行。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间为北京被屠杀的学生呼吁而入狱，笔者无时不在盼望，有一天能够为六四受害者讨回公道。漫长的十五年过去，“六四”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禁止提起的话题，这个事实常常令我感到无奈和绝望。
在绝望之际，我看到天安门母亲不屈不挠的行动。她们的行动，令我联想到阿根廷母亲。
阿根廷母亲是一群戴著白色头巾，每个星期四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上步行请愿的母亲，因此又被称为“五月广场的母亲”。自1974年至1983年阿根廷军人极权统治期间，大约有8,900个阿根廷人（主要是年轻人）在这段黑暗时期失踪。悲痛的母亲不能坐视孩子的失去，于是她们开始叩政府的门。在寻找失踪孩子之时，同病相怜的母亲们渐渐互相认识。
有一天，这些悲伤的母亲自发地聚集在五月广场，要求政府公开真相，告知她们失踪孩子的下落。最初，阿根廷军政府对母亲们每周的聚会采取轻视态度，奚落她们，说她们是“五月广场的疯妇”。军政府所持的轻视态度，使母亲们有机会将聚会行动变成一项社会运动。当政府发觉不能再低估这些母亲的时候，她们已成为阿根廷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比较绝无上广场聚会可能的天安门母亲，阿根廷母亲在不幸中有其幸运，她们本来只是一群从未参与社会活动的传统家庭主妇，却因为能在广场上聚会，设立办公室，出版自己的刊物，因此锻炼成为挑战野蛮制度的坚强斗士。虽然这些阿根廷母亲也曾像今天的天安门母亲一样，遭受了被绑架、被殴打和被监禁的惩罚，但阿根廷于1983年就建立了民主制度，政府成立了“全国失踪委员会”，帮助她们寻找自己的孩子。
在阿根廷走向民主的过程中，五月广场的母亲起了相当大的催化剂作用。经过三十年的抗争之后，今天的阿根廷母亲仍然不放弃戴著白头巾上广场的活动，她们把一个单纯的聚会寻找失踪孩子的活动，扩展为一个广泛的人权运动－－－关注世界和平，支持工人、工会和穷人的罢工和抗议，争取社会公义。
了解阿根廷母亲走过来的道路，再看今天中国的天安门母亲的处境，我们发现，历史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里惊人地重复。由于中共当局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专制政权，天安门母亲比阿根廷母亲的处境更艰难，忍耐时间更漫长。但她们以顽强卓绝的努力，给中国人保持了“尊重生命”的人性尊严，为我们的下一代不致再遭受杀戮而抗争。
天安门母亲运动正在成为中国民主的催化剂。我们每一个关注中国的人，对她们所做出的牺牲都应该心怀感谢。从2001年开始，全美学自联连续四年和我们合作，开展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活动。我们希望，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能够早日满足我们的心愿。
附：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呼吁信：http://www.penchinese.net/icpcappe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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