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
2003年岁末，《当代》杂志刊登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该文以安徽农村为观照点，大胆披露“三农”问题，内容大量涉及“禁区”和“幕后真相”，引发海内外大轰动。气象直压当年毛泽东的《中国农民考察报告》（后者多为毛等自吹自擂）。该期《当代》，加印十几万册，仍被抢购一空；出版的“未删节本”，数次脱销。堪称“洛阳纸贵”。作为一家文学刊物，产生如此轰动效应，确属多年罕见。被该书连带批评的基层干部、省市大员、中央领导达百余人。指名道姓的官员就多达数十人，甚至涉及当年主政安徽、现已升任副总理的中央大员（回良玉）。
书中列举的农村悲剧、农民惨剧，令人动容，催人泪下，痛人心肺：一名农村知识青年因揭发当地干部贪污，竟遭报复而被活活打死；一名中年妇女因举报村长恶行，被惨挑了脚筋；一名老农因交不起"摊派"，自杀于村干部家门口...... 在安徽淮北，许多人家，仅以5元钱，就过了一个年；在旅游胜地黄山脚下，某乡620户人家，贫困户竟占514户，达82.9%；全乡2180人，贫困人口占1770人，达81%。如此一穷二白，却因乡干部浮夸谎报，居然被"上面"认定"脱贫致富"......
作为这部20万字报告文学的两位作者，春桃与陈桂棣夫妇，都属优秀作家，著作丰，获过奖，现均任职合肥市文联。为了这篇报告文学，他们花了整整三年时间，自费开销5万元，遍访安徽农村。作者为受尽歧视的中国农民鼓与呼，赢得一片喝彩。此正当“三农”问题揪心之际。据统计，以“城乡差距”为主的中国当今贫富差距，已经回到“解放前”的水平。
调查过程中，作者曾遭遇跟踪盯梢；与农民谈话时，一些干部模样的人常在附近转悠，监视他们。作品惹出的首宗官司，是现任安徽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原中共安徽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以“名誉受损害”为由，状告作者和出版社，要求赔礼道歉，并索赔 20万。原来，书中曾详尽描写：当年，在县委书记张西德的主导下，临泉县当局如何镇压和报复当地农民上访事件。张曾进京阻止该书出版，未果；书问世后，张暴跳如雷，很快入禀法院，要与作者“理论”。
作者回应：张指责作品“失实”，并没有举证，只用“等23项”模糊说法。 具有戏剧性的是，张原拟聘请阜阳市一有名律师代理，但该律师看了作品后，不仅拒绝张的聘请，反过来找到作者，表示如果需要，愿意为后者作辩。 事实上，得知作者将成被告后，北京、安徽等地不少有名律师主动上门，表态为作者辩护。另外，中国律师协会、司法部“律师视点”节目组等，也都表示愿意免费出人出力，提供辩护或法律援助。 可见“公道自在人心”。最后，起诉时态度十分坚决的书中人张西德，突然又主动要求法院“延缓审理”本案，理由是“取证时间不够”。
作者感慨：我们尽量笔下留情，却已经得罪了不少人。实际上，作者确是竭尽谨小慎微。诸如：把一些真相缩小了；开始写得很尖锐，却经反复修改，措辞尽量委婉。有人说，通篇欲言又止，读来不痛快；有人评论，在字里行间，书中流露媚俗心态。对省以上领导褒扬，对农民赞美，把责任归罪于中下层干部，这样的写法不客观。对此，作者解释说：是为了“顾及社会形像”。否则，“书就出不来了”。
作者之一春桃，因压力太大，本来戒了的烟，又抽上了。她说：公开跳出来的人，我们不怕。可背后隐藏着什么，让我们担心。我的孩子还很小，现在，我们把他送走了。我舍不得他，但我要保护他。
正当文学边缘化，“宝贝”、“遗情书”之类大行其道之时，《中国农民调查》卖得那么火，令作者大感意外。他们说：本来觉得世界太冷漠了，没想到，百分八十的读者都热烈地支持我们。有人称我们“当代的鲁迅”，有人叫我们“农民代言人”，还有的人叫我们成立一个“农协会”。评价太高了。有一位干部偷偷跑来，对我们说：“我们从政的，也有一批人血不是凉的。”有个老作家给我们打电话，说他是解放前参军的，一直在北京。他说，“那本书从头到尾都布满我的泪痕。我觉得愧对农民了”。书中提到的小张庄农民，派出两名代表，坐了五六个小时的车，跑到合肥买书。本来想买50本，可太穷了，只买10本。还想敲锣打鼓给我们送锦旗。他们对我们真是感恩戴德，觉得把事情披露出去，他们的处境就会改变了，我们帮了他们大忙。
安徽，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省，曾被当局树为农民致富的“样板”。两位作者的大胆披露，显然令当局尴尬不已。正当《中国农民调查》轰动全国之时，北京，中宣部紧急发文，禁止国内媒体“炒作”该书；同时被“禁炒”的作品，还包括被中共划为“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怡和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据说，该回忆录的问世，恰恰给时下国内“毛泽东热”以迎头一击。
〔原题目：：《中国农民调查》的里里外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