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公布了一份对数千名教师的调查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教师存在著心理问题，近三分之一的教师属于“轻度心理障碍”，百分之十六的教师属于“中度心理障碍”，百分之二的教师已经构成“心理疾病”。这一数据触目惊心。有关专家分析指出，教师心理不健康的原因在于工作繁重、心理压力大、福利待遇缺乏保障等等。与日本、香港等重视教育、教师收入优厚并且受到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大陆的中小学教师在工资、福利、住房等方面都处于“下风下水”。特别是在某些落后地区，乡村的中小学连教师连基本工资都无法全额发放，有的地方甚至拖欠教师工资整整一年。

2001年底，河南省财政拨出专款补发一些地方拖欠的教师工资。2002年初，原阳县郭庄乡拿到了这笔钱中的四十五万元，可教师们一直被蒙在鼓里。当省财政厅前来查实的时候，乡干部居然强迫老师们作伪证说已经拿到了工资。乡教育办公室主任袁希秀向学校领导布置说，省里补发拖欠的教师工资总共四十五万元，可咱乡只发了一个月的（即五万元），明天你们要跟上级说钱已发到教师手上。另外再找几名教师，动员他们同乡里保持一致，把这事糊弄过去。但是，纸包不住火。郭庄乡的教师们派代表到乡政府讨要自己的“活命钱”。乡长牛永川竟说这笔钱是省上给乡里的“救济款”，“给你们发了五元算是看得起你们”。一些教师气愤地说：“这边拖欠著教师工资，可乡政府却在今年春节前花十几万元买了一辆小汽车。”教师们决定派代表到省里去反映问题。但人还没有出县境，乡里就知道了消息，马上派车去围追堵截。这不是小说家编的故事，而是真实的生活状态；这不是极少数的特例，而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无权无势的教师成为基层官员随意欺凌和盘剥的对象，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又哪里有心思去提高教学水平呢？官员们拖欠教师的工资、凌辱教师的尊严，最后牺牲的还是孩子的教育和孩子们的未来。

据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披露，某地基层领导为做出政绩来，突发奇想强迫当地农民不种庄稼改种种植烟草。农民不接受这种“逼人致富”的鬼点子，因为当地根本不具备种植烟草的自然条件，改种烟草只能血本无归，到时候谁来补偿呢？官老爷还不是一拍屁股就走人？面对农民顽强的抵制，这些官员便强制推行其“致富方案”，他们想出了一个极其恶毒的办法来：下令扣掉小学教师的工资，将烟草种子发放给教师，让教师出面向学生家长推广。推广多少烟草种子，补发多少冻结的工资。乡村教师的教学工作本来就十分沉重，却还要承担这份从天上掉下来的苦差使。虽然他们都不愿意做这种违背良心的事，但为了“赎回”自己赖以维持生计的那点工资，又不得不向班上天真的孩子们施加压力，让孩子们逼家长买烟草种子。如此这般，哪里还有什么“师道尊严”呢？在学生心目中，老师变成了“烟草贩子”，他们还能维护自己“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形象吗？

在日本、香港和欧美国家，有相当多优秀人才选择去中小学教书，那是一份收入优厚而且受到社会尊重的职业。而在大陆，教师的职位对青年一代几乎毫无吸引力。据调查报告显示，在中西部的小城镇和乡村学校中，接近九成的中小学教师心中都有强烈的自卑感。他们一方面懊悔当年未能考上理想的大学，而不得不念师范当老师；另一方面认为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是“双低”，从事这一职业不仅生计困窘，而且“面子”上也没有什么“光彩”。在学生时代，每个学生都希望能够遇到称职的老师，携领自己迈出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步；但学生们自己选择志愿时，却千方百计避开师范院校，绕开一切可能当教师的专业。教师成了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害怕”的职业，这难道不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吗？社会善待教师，教师善待孩子，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最终只能导致马儿被过早地累死。当教师们的收入无法维持简朴的、有尊严的生活时，片面强调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宣传单方面的奉献和服务，号召每一个教师都来争当雷锋同志、争做“春蚕”和“蜡烛”，这就走向了可耻的“以理杀人”。这样的政府立场、这样的舆论导向，究竟是对还是错呢？宣传这种取向的人，你们自己为什么不亲身尝试尝试呢？

美国教育家博耶曾经担任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他推动实施了一个庞大的“准备学习计划”，帮助贫困儿童克服营养不良及社会和语言剥夺所造成的困难。后来，国会批准了“先行一步计划”。然而，博耶依然痛苦地发现，三十年来，只有百分之四十的适龄儿童能够享受这个计划提供的服务。对此，他尖锐地批评说：“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怎么比喻呢？这就像有一种可以预防致命疾病的疫苗，却冷酷无情地不给儿童使用。我们能够花一千亿美元为储蓄和贷款提供担保，我们每年花三千亿美元用于国防开支，我们能花钱不断把航天飞机送上太空，却似乎从来没有足够的钱用在我们的儿童身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儿童身上花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教师身上花钱，正如博耶所指出的那样：“要想所有的学校都为儿童作好准备，我们必须给教师特别是低年级教师更多的尊严和更高的地位。归根结底，教育的质量取决于教师的教学质量，如果我们国家能够把小学一年级教师当做大学教授那样对待，仅次一项措施就足以使我们的中小学充满生机和活力。”他还建议克林顿总统每年在白宫东厅举办一次宴会，邀请所有五十个州的年度优秀教师来参加。他说：“我们经常邀请国外的重要人物去那里参加宴会，为什么不能邀请我们自己的优秀教师去那里参加宴会呢？要知道，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英雄人物。”

博耶把老师当作“我们国家的英雄人物”，这是一个哲人的远见。美国总统克林顿部分地接受了博耶的建议。2000年，美国政府用白宫千年晚会的形式来纪念千禧年的来临。这是集合了一群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物理学家、诗人、音乐家、神学家和妇女代表的系列讲演会和讨论会。这种别开生面的活动朴素而充实，完全不像某些国家耗费重金筹办的盛大而空洞的庆典。它那凝重的文化内涵和活泼的参与形式赢得了公众的赞誉。白宫邀请了数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师作为嘉宾出席，并为他们提供了一次与全球第一流的智者直接交流的机会。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老师会把他们所感受到的智慧的火花传送给他们的学生。这种荣誉也将长久地激励他们为教育奉献自己的光与热。

我不知道我们的中小学老师什么时候才能享有这样光荣的待遇。但是，我坚信一点：什么时候我们不再把老师当作“蜡烛”来赞美，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就走上了平坦的道路；什么时候我们的老师受到了“英雄”一般的尊重，什么时候我们的孩子就拥有了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