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說，毛澤東有錯也有功，對毛有感情，要尊敬毛……難道對毛澤東也要搞「三七開」？孟子稱，不能把紂當作君主看待，紂乃「賤賊之人，謂之『一夫』。」毛是古今中外罕有之獨夫民賊，紂比之不過小巫見大巫而已。孔子曰：「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說的是一國之人跟着暴君行暴，胡作非爲。毛暴政多年，每個過來國民難道不當反省自己當年的所做所爲嗎？實在說，「反右」、「大躍進」、「文革」，毛澤東已明白無誤是我中華亙古以來之奇恥大辱！

「大紀元」終於以鐵肩擔起道義、以妙手著出文章。細觀之後，一吐我二十多年之悶氣，幾回掩卷，拍手叫絕。《九評》列舉了中共過去種種劣績暴行，若這些是千年之前的陳跡，當以歷史介紹、歷史研究待之。然而這些都是昨天和今天活生生的事實，中華民族仍在其中蹣跚、趔趄、掙扎。從《九評》之一即述及黨性、人性──國民性，至壓軸作《九評》之九談及「國家流氓化」，結語更語重心長地強調「我們民族的道德資源和優秀文化傳統，已幾乎被破壞殆盡」以及「民族重生」的問題。

關於國民性，現舉數例窺之：

我祖父、外祖父是清末現代大學生，祖父親手建立了邯鄲現代中、小學，並掌門數十年。外祖父也爲邯鄲等地現代教育貢獻了幾十年。抗日時，中共高官宋任窮、解學恭曾極力拉攏他們。誰曾想，60年代後，他們在邯鄲農村的後代竟全被剝奪受初中教育的權利，即政策規定農村的地、富子孫不準上初中。怎能想象，我們民族竟會作出這樣沒有天良的無賴行徑。

一鄉里人因染梅毒而奄奄一息，祖父與他非親非故，買藥延醫救其一命。土改時，此人作爲農會主席，極盡荼毒之能事。文革時，又掰指盤算冀某之子孫快該遣送回鄉了，某某應當遣送回來，這真是趁文革災而樂鄉人禍。共產黨可算給了他人性泯滅、不知羞恥的機會。

這裏犯相隱之忌談一下隱私。我父親經歷了冀南整風。住地架着機槍，戒備森嚴，氣氛蕭殺。父親作爲軍隊在三個縣的敵工站負責人之一，整風時經不住各方面折磨，自認是叛徒，且咬了多人是叛徒特務。以後多次運動，昔日生死戰友、救命恩人，都是互咬互掐，而中共體制則鼓勵、逼迫造成這種寡廉鮮恥。文革中，上百人成了叛徒、特務，當年整風咬人、整人有術，而後來官至「全國供銷總社」的部級幹部李某也自殺，其他大小官員紛紛自殺、致殘、瘋、病。文革後，這些人又爲共同利益串供，改寫歷史，因爲這時中共需要平反消怨，需要對自身抗日史歌功頌德。

文革時我不過二年紀小學生，自嘆生逢盛世卻不幸降生於叛徒之家，不能理直氣壯保衛毛主席，砸爛舊世界。當「復課鬧革命」時，一次批鬥會，同年紀郭姓同學跳起來，將年近60的李姓女教師打個烏眼青。此情此景，自己居然嘆自己命不濟，「不準革命」，不能「痛快痛快」。在共產黨教育下，是非顛倒，人性毒惡，於此可見一斑。

其實，欲害人的我，地地道道受慣了欺負。因是地主、叛徒出身，不僅出身好的孩子任意凌辱我，只要出身比叛徒強的孩子都可以對我「專政」一番。我是任罵、任打、任欺，覺得自己出身不好，活該，要恨，也得恨自己父親、祖父。當然，有時也稍露「不臣不軌」之拳藝，遂爲一頓「無產階級義憤」的太平拳收拾得心服口服。面對我的喪家之犬態，父母反義正辭嚴地大聲怒斥：「該！搞反革命報復，該！」

《九評》之九有一段：「你相信科學嗎？它就說法輪功是迷信；……法輪功講真善忍，它就說你不真、不善、不忍。」我在海外聽不到中共的宣傳，但我卻有着與中共同樣的想法，可見我的中共思維定式何等需要清除。

《九評》說中共把「國家流氓化」了，有些人覺得不舒服，我看是筆下留情了，應當是「國民流氓化」、「國民寡廉鮮恥化」、「國民共黨化」。《九評》希望中國人「從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輸的一切邪說」，指出「復生我們的人性和良知，是平順過渡非共產黨社會的必經之路」，本人舉雙手贊同。

「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孟浩然）。「大紀元」吹起《九評》號角，這裏的「恨」是嘆「誰解其中味」；是嘆中華民族爲何不快快覺醒；這裏「恨」是盼越來越多中華兒女爲其知音；當然也是「恨」其號角清音不能自由地廣傳故國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