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與會者誰不知道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誰不知道毛澤東的大躍進是荒唐,專斷的?但擁護不擁護毛澤東的路線是「忠」與「奸」,生與死的界限。當初趙高指鹿爲馬,並非不知何爲鹿,何爲馬,而是爲了左右輿論,結黨謀私,讓天下人盲目服從而不敢略有爭議。最後,彭德懷本人也不得不違心的在打倒彭德懷的決議上籤了字。正如鄧小平在文化革命後期不情願的保證「永不翻案」一樣。
由於人類社會總要靠已有的經驗來認識世界,拓展思維,而共產黨使人們對整個社會的經驗教訓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體的封閉消息,人們判斷是非的能力日見低下。下一代人對前一次運動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識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經驗完全無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來了解歷史並判斷新的事物。自以爲正確無誤,其實謬之千里。共產黨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這種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文化大革命——邪靈附體,乾坤倒轉
文化革命是共產黨邪靈附體全中國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繮野馬,羣山爲之震撼,江河爲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達773萬人。
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中國出版的數千冊縣誌所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國著名大屠殺案件中,濫施暴力、血腥殺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軍隊、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員骨幹。
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並非紅衛兵、造反派的一時過激行爲,而是共產黨和地方政權的既定決策。文革時期的領導人與各級權力機構對暴政的直接指揮和參與,常常被遮掩起來而不爲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以「遣返」爲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爲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3萬3千6 百95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萬5千196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4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的父母也未能倖免。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長時就說過,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純淨爲「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趕出北京。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楊成武和謝富治爲首的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難理解,爲什麼紅衛兵對超過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市、區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爲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黨拋棄,不少人被宣佈爲「聯動分子」而入獄。其它的隨大批「知識青年」被送到鄉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當時主持遣返活動的西城紅衛兵組織,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也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祕書長修訂後發表的。
繼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農村,農村也掀起了又一輪對地、富成份人羣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中要點之一是公安幹警要爲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情報,協助抄家。大興縣的屠殺運動直接來自縣公安局的指令。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在廣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有2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1萬9千多人。單從這一省的統計,就有近5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文革中,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澤東當年講的這句話在肆虐一時的造反運動中廣爲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那麼暴力和殺戮也就廣泛傳播開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2778戶,共4519人。全地區10個縣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壞」佔38%,地富子女佔44%。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 天。這僅僅是文革暴行中,一個地區的一個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會」成立後的清查階級隊伍運動中,內蒙古清查「內人黨」製造了35萬餘人被殺的血案。 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羣衆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1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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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文革中的暴力屠殺首案、大案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爲,是共產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兇手多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如果說,土改是爲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爲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爲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麼文化革命中這種你鬥我,我鬥你,並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產黨依靠過的工人農民,只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爲了什麼?
這就是爲了造就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大勢。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產黨、毛澤東的「造神」運動登峰造極。一定要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空前絕後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規定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麼可以做,要怎樣去做,而除此之外什麼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國人民實行着宗教崇拜一樣的「早請示,晚彙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彙報。言必稱語錄,「狠鬥私字一閃念」,「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許崇拜一位「神」,只誦讀一本「經」——毛主席語錄。進而到不背語錄、不敬祝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打電話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語錄。人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或狂熱興奮,或麻木不仁,已經完全被罩在共產黨的邪靈之下。製造謊言、容忍謊言、依靠謊言業已成爲中國人生活的方式。
七、改革開放——暴虐未變與時俱進
文革是鮮血淋漓、怨魂飄零、棄絕良知、顛倒黑白的時代。文革以後城頭變換大王旗,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政權,在20幾年裏交替更換了六代領導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國,城鄉差別加大,沙漠劇增,江河斷流,販毒賣淫有增無減。所有中國共產黨曾經提出要消滅的「罪惡」又被中國共產黨扶持起來。
共產黨的豺狼心、蛇蠍性、鬼魅行、禍國術有增無減。六四用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槍殺學生、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殘暴迫害更是罄竹難書。2004年10月,爲徵用農民土地,陝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動1600多名防暴警察抓捕槍傷50多名農民。現在的中國政治統治還是基於共產黨的鬥爭哲學與暴力崇拜。唯一不同的,是更加具有欺騙性。
法律:由於共產黨政權不斷的人爲製造鬥爭,把大批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及邪教徒,共產黨獨裁專制集團和各種人民團體之間產生了尖銳衝突。共產黨則在「維護秩序,穩定社會」的幌子下,不斷的修改「法律」和「條令」,把人民的不滿行爲納入反革命行爲加以鎮壓。1999年7月,江澤民在政治局多數人反對的情況下做出私人決定,要在3個月內消滅法輪功,一時間謠言鋪天蓋地而來。江澤民個人對法國某家媒體宣佈法輪功是「邪教」後,官方媒體趕緊發表文章對全國各界施加壓力,並脅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一個不倫不類的「決定」來處理邪教,隨後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發了一個對人大「決定」的「解釋」。1999年7月22日,新華社發佈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人、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等的講話,公開支持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從而使得廣大人民羣衆捲入了這場人神爲之震怒的迫害之中,因爲是「(黨)中央」定性了的,他們只能擁護執行,根本不敢提出異議。5年來國家機構動用了四分之一的財力來鎮壓法輪功。全國人民人人過關,凡承認修煉法輪功而不肯放棄的人很多被開除公職,關押勞改。他們並沒有違犯法律,也沒有叛國反對政府,只因爲相信真善忍就有成千上萬人被關押。雖然中共重重封鎖消息,透過親屬覈實知道被殺害的人已有1100多人,不知道的人數更多。
新聞:據香港文匯報2004年10月15日報導,中國第二十顆科學試驗衛星返回地球,砸毀四川省大英縣蓬萊鎮霍積玉的房屋。報導援引了大英縣政府辦公室主任艾裕慶的話說,「這個『黑砣砣』的確是科學衛星的返回艙」,而他本人就是衛星迴收的現場副總指揮。但新華社辦的新華網只發了衛星返回的時間,並強調這是中國回收的第二十顆科學與技術試驗衛星,卻隻字未提衛星砸毀民房的事實。這類報喜不報憂的手法是新聞媒介根據共產黨的指示而採用的一貫作法。在歷次運動中,報紙和電視推波助瀾、造謠傳謠才能使得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得以實施。共產黨一聲令下,全國媒體立即執行。黨要反右,全國各報異口同聲地報導右派的罪惡。黨要辦人民公社,全國各報則齊聲讚美人民公社的優越。在鎮壓法輪功的第一個月內,媒體每天在黃金時間段一遍又一遍地給全國人民洗腦。自此以後江澤民動用一切大衆傳播媒體不斷編造、宣傳,使民衆仇恨法輪功的「自殺」、「殺人」等假新聞、假事件。其中導演的「天安門自焚」假案,被國際教育發展組織指責爲政府帶頭欺騙民衆的行爲。在這5年裏,中國國內沒有一份報紙,沒有一個電視臺報導過法輪功的真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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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新聞報導做假已見怪不怪。新華社資深記者自己也說:「新華社的報導那怎麼能相信呢?」民間更是把中國的新聞機構形容爲共產黨的一條狗。有民謠唱道:「它是黨的一條狗,守在黨的大門口。讓它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咬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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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育是用來統治人民的另一副枷鎖。教育本是用來培養知識份子的。而知識是由「知」和「識」兩部份構成。「知」指信息、資料、對傳統文化及時事的了解;「識」指對所知的東西進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創造,即產生精神的過程。有知無識是書呆子,而不是真正被稱爲是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這就是爲什麼中國曆來崇尚「有識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知識份子有知無識者、有知不敢識者比比皆是。學校對學生的培養也是要他們知其不可爲而不爲之。一直以來,學校都設置有政治課、黨史,並沿用統一教材。教師並不相信教科書上的一些內容,但迫於「紀律」大講違心之話。學生也並不相信教科書和老師講的內容,但是還得死記硬背,以應付考試。在中學生、大學生期末考試,升學考試的試題中就出現過批判法輪功的題目,背不出標準答案的學生則無法得到高分進入好的高校。如果學生說真話,則馬上開除學籍,取消升學資格。
在民衆教育中,由於報紙、文件的影響,有許多耳熟能詳、家喻戶曉的話,例如「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等語錄作爲「真理」流毒甚廣,潛移默化,替代了人們的向善之心及以和爲貴的倫理道德。2004年中國諮詢中心統計分析了大陸新浪網進行的一項調查,分析結果有82.6% 的中國青年贊同在戰爭中虐待婦孺和戰俘。這個結果出人意料,但也反映了中國民衆,尤其是青年一代對傳統文化的仁政、人性缺乏最起碼的了解。2004年9月 11日,蘇州一歹徒狂砍28名兒童。9月20日,山東一男子在一所小學砍傷25名小學生。更有小學爲了「創收」,讓教師強迫小學生手工製造鞭炮爲學校集資,而造成爆炸傷人的事件。
貫徹執行政策: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政策的執行往往採用了強迫、威嚇的手段。政治標語就是這種手段之一。長期以來,共產黨政權把貼標語的數量列爲政績的一個標準。在文革期間,北京城一夜之間變成佈滿標語的「紅海洋」。「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比比皆是。到了鄉村,則簡寫爲「打倒當權派」。近期,爲了宣傳《森林法》,林業局各林業站、護林辦公室下達必須貼夠若干標語的硬性指標,貼不夠就沒有完成任務。結果,基層的政府單位就貼出大量的標語如「誰燒山,誰坐牢」。在中國近年的計劃生育運動中,更有大量聳人聽聞的標語如「一人超生,全村結紮」、「寧添一座墳,不添一個人」、「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收田牽牛」。更有違反人權,違反憲法的標語如「今天不交稅,明天牢裏睡」。標語在本質上是一種傳播手段。它的傳播更具有直觀性和重複性,因而常被中國政府用來表示政治動向、意志和號召。政治標語也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對人民講的話,而在這些宣傳政策的標語中不難看出它們所帶有的暴力傾向和血腥氣息。
八、全國洗腦,畫地爲牢
中共最厲害的暴政統治工具是網羅式控制。以組織的形式,把犬儒主義加到每個個體身上。它不在乎前後矛盾,出爾反爾,就是要以組織的形式剝奪個人與生俱來的做人權利。政府統治的觸角無處不在。無論城鄉,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員會或鄉委會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結婚,離婚,生孩子,都要通過它們的同意。黨的意識形態、思想體系、組織方式、社會結構、宣傳機制、運作體系都爲這種強權統治服務。黨要通過政府體系來控制每一個人的想法及每一個人的行動。
共產黨控制的殘酷性不僅僅在於肉體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漸變成沒有獨立見解,或有獨立見解,卻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它的統治目的在於給人人洗腦,讓他們想共產黨所想,言共產黨所言,行共產黨所倡導的事。人講:「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但是不管共產黨怎樣變來變去,全國人民都要緊跟不捨。當你作爲被依靠的力量去打擊別人時,要感謝共產黨的「知遇之恩」。當你受到打擊時,要感謝共產黨的「教育」之恩。當你知道打擊你是錯誤的,要給你平反時,又要感謝共產黨的「寬宏大度、知錯能改」。共產黨的暴政就是在不斷的打擊與平反中得以實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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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55年的暴虐統治,全國人民的思想已經是被「畫地爲牢」,禁錮在共產黨所允許的思想範圍之內。出格一步就是罪。通過反覆多次的鬥爭,愚昧被讚揚爲智慧,怯懦已成爲生存之道。在互聯網成爲信息交流主要載體的現代信息社會,老百姓連上網時都被要求自律,不去看外面的新聞,不去看有「人權,民主」字樣的網站。
共產黨的洗腦運動是如此荒唐,如此殘暴,如此卑鄙,如此無所不在。它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價值取向和倫理道德,徹底改寫了中華民族的行爲準則和生活方式。並不斷用肉體和精神的摧殘加固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絕對權威。
結語
綜上所述,爲什麼共產黨要年年鬥、月月鬥、日日鬥,生命不息、鬥爭不止。爲達到這一目的不惜殺人、不惜破壞生態環境、不惜讓中國大部份農民及城市居民長期生存在貧困之中呢?
這是爲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嗎?不是。共產主義的原則之一是剷除一切私有制,因爲它認爲私有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初期也曾試圖全面剷除私有制。改革開放以來,私有制已經回到中國。憲法也規定保護私有財產。脫開共產黨的障眼法,人們就能看清,55年來,共產黨的統治不過是導演了一出財產再分配的人間鬧劇,走了幾個回合,最終把別人的資產變成了自己的私有財產而已。共產黨的另一原則表明它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的任務是消滅資產階級。但現在,共產黨的黨章中已明文規定資本家可以入黨。共產黨內部已無人再相信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名不正則言不順」,共產黨如今只剩下一張皮,已無實質可言。
那麼,這樣的長期鬥爭是爲了保護黨的隊伍清廉純潔嗎?不是。共產黨執政55年,如今全國上下共產黨的幹部貪污受賄、妄行不法、誤國害民,層出不窮。中國有大約兩千萬黨政官員,近年來已查出有八百萬官員因腐敗犯罪被懲處。中國每年更有近一百萬人上訪狀告那些還沒有被查出的腐敗分子。僅2004年1月至9月,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對35家銀行和41家企業的違規辦理結匯業務進行立案查處,就查出違規結匯金額達1.2億美元。據統計,近年來有不下4千名捲款私逃的共產黨政府幹部,偷盜的國家公款高達數百億美元。
那麼,這樣的鬥爭是爲了提高人民的素質和覺悟,讓大家關心國家大事嗎?也不是。如今的中國物慾橫流、人心不古、騙親宰熟,俯仰皆是。許多中國人對大是大非的問題不知不言或知而不言,不講真心話成了在中國平安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素養。與此同時,民族主義的情緒一次又一次因空穴來風般的原因被煽動起來。中國人可以由政府組織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去扔石頭,放火燒美國國旗。要麼當「順民」要麼當「暴民」,就是不能做有人權保證的公民。文化修養是提高素質的根本。中國立國數千年,孔孟之道給人們設定了禮儀綱紀。「如一棄之,則人皆無主,是非不知所定,進退不知所守……是大亂之道也。」
共產黨的鬥爭哲學就是爲了製造大亂,且動亂不斷,由此樹立「一黨天下」的教主地位。讓一個黨的思想統治全國人民,而政府機構、軍隊、報紙、電臺都是共產黨施行暴政的工具。共產黨給中國帶來的危害已是病入膏肓,它已在瀕臨消亡的邊緣,它的解體已是不可避免了。
有人認爲共產黨政權的解體會使天下大亂,擔心誰能代替共產黨來統治中國。在中國五千年曆史長河中,共產黨55年的統治不過是過眼煙雲。在這短暫的55年中,傳統的信仰和價值觀被共產黨強力破壞;原有的倫理觀念和社會體系被強制解體;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和諧被扭曲成鬥爭與仇恨;對天、地、自然的敬畏與珍惜變成妄自尊大的「人定勝天」。由此帶來的社會道德體系和生態體系的全面崩潰,使整個中華民族都陷入深重的危機。
縱觀中國歷史,歷代仁政都把「愛民」、「富民」、「教民」視之爲政府的基本職責。人有向善的本能,而政府有職責幫助人民實現這種本能。孟子曰:「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孟子.滕文公上》)不富而教是不現實的,不愛民而濫殺無辜則謂之暴虐。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中,不乏仁政的實施者:古有堯舜、周具文武、漢出文景、唐盛貞觀、清泰康乾。這些朝代的鼎盛無一不是「行王道」、「持中庸」、「求平衡」。仁政的特點在於選賢用能、廣開言路、講義求睦、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老百姓因此能夠循禮守法,安居樂業。
觀天下之勢,興亡誰人定,盛衰豈無憑。在沒有共產黨的日子裏,必能還人間一股祥和氣,使百姓真誠、善良、謙遜、忍讓。讓國家俯首農桑、百業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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