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基層政權的黑社會化與「黑白合流」
在中國這塊由腐敗侵蝕的土地上長出的一顆最惡劣的果子是「黑白合流」的黑社會組織。從近年來各種調查材料與已偵破的大案來看，中國的黑社會組織之所以能在短短時間內迅速崛起，並在其所在地呼風喚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早已與當地的政要們──首先是與公安部門的官員們沆瀣一氣，形成了一種保護與被保護人的關係。
與西方黑社會組織相比，中國大陸的「黑白合流」還有個特點：西方黑社會組織接納的權力部門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門，而中國黑社會組織的觸角更深，不少政務官（各地黨組織與政法部門）與事務官（工商、稅收以及銀行）都成了黑社會組織的有力靠山，部分黑社會組織頭目還具有各種政治身份，帶上了各種「紅帽子」。
如浙江溫嶺的張畏，除了「黑社會老大」這一身份之外，他還具有跨省份的8個其他身份：原湖北省宜都市政協副主席、台州市青聯委員、浙江某報社名譽社長、台州市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浙江東海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長、上海東盛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經理、溫嶺恆基實業有限公司法定人兼總經理、台州新世紀裝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總經理。前4個頭銜，是張畏採取各種手段，向政界滲透，以尋求庇護時得來的。被張畏一案所牽涉到的67名黨政要員當中，有市長、市委書記、公安局長及黨政幹部42人，司法幹部15人，金融機構幹部10人。張宅門前掛著「溫嶺市公安局重點保護單位」的銅匾，故當地人稱張畏領導的黑社會組織爲「紅色黑幫」。
2000年處決的吉林最大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頭目梁旭東，遼寧黑白兩道聲名顯赫的黑幫頭子劉湧。廣西百色黑幫頭子周壽南等人的情況均與張畏相類似。所有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無誤地顯示，正是在各地政府官員關係網強有力的保護下，這些黑幫才得以在各地發展成爲一種呼風喚雨的社會另類權力。
更爲嚴重的是，公安部門最近的報告顯示，黑社會勢力已經滲入縣、市級政府內部，在政府內部選取「代理人」，參與安排地方、人大（縣市議會）與政協的領導人。社會公共權力就是通過這些公共權力系統的貪污腐敗者蛻變成了黑社會魚肉百姓的幫手。這種警察與黑社會共同治理社會、「黑白合流」的局面，應該說是所有社會形態當中最糟糕的一種社會形態。
不可忽視的社會現像是黑社會行爲方式對社會價值觀的有力滲透。從90年代以來，黑社會價值觀念滲透到中國人的社會行爲方式上。這方面最典型的表現是權力之爭往往藉助於黑社會勢力介入。近年來頻頻發生的「官殺官」事件就是在這種背境下發生的。比較有名的有這麼十幾件：1995年江西安義縣縣長陳錦雲買兇殺該縣縣委書籍胡次幹、副書記萬先勇；1997年3月廣東省陽春市委書記嚴文耀、副市長楊啓周、財辦副主任林啓菊等人密謀殺害原陽春市長等人；1999年6月28日原武鋼市市委書記李長河殺該市八臺鎮鎮長呂靜一夫妻倆；1999年3月16日海南國稅局稅官殺檢察官黃崇華；1999年3月26日，撫順司法局局長謀殺縣委書記案……，這十餘起案件都是政府官員藉助黑社會手段買兇殺人，而兇手有些是黑社會成員，有些則是社會邊緣人物。
中國官場競爭本來就極不正常，往往不是憑藉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績效，而是「德能勤績「之外的東西。這種幹部選拔機制已經讓中國社會飽受懲罰，現在引入黑社會手段更加劇了這種競爭的無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會勢力介入社會政治生活的惡劣做法，使得社會各界都競相仿效，近年來中國民間社會屢屢發生各種綁票事件與買兇殺人事件，有的後面還有公安警察做後臺。在中國的專制威權體制下，人們本來就缺乏安全感，黑社會這種以暴力爲主要手段的社會另類權力更加劇了公衆的不安全感。
3、貧富差距懸殊，社會矛盾尖銳
尋租活動猖獗的結果之一，是90年代以來的收入差距擴大已經開始伴隨明顯的「兩極化」特點，即富人越來越富、貧困者越來越貧困。
衡量中國收入差距的方法有兩個，一是基尼係數，二是銀行存款的分佈狀況。
據世界銀行測量，在改革開放以前的1978年，中國城鎮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係數是0.15，這個指標在當時的世界上幾乎是最低的。這說明當時中國平均主義、大鍋飯體制盛行。而到80年代中期以後，收入差距迅速拉開，基尼係數的變化如下表：
基尼係數變化表
年份─城鎮居民個人收入─農村居民個人收入─中國人民大學PPS抽樣
1978────0.15
1982─────────────0.22
1986────0.19──────0.30
1988─────────────0.34
1990────0.23──────0.31
1994────0.370─────0.411──────0.434
2001────0.458
注：2001年的基尼係數並未分城鎮居民收入與農村居民個人收入，爲國家統計局公佈數據。見《經濟日報》2001年10月29日第7版。
必須要指出的是，政府公佈的基尼係數和老百姓的感覺不太一樣。因爲在這些調查中，對中低收入階層家庭的調查比較可信，那是因爲這些家庭收入透明度較高；而對高收入階層家庭的調查卻應打個折扣，因爲這類家庭有隱匿收入的傾向。但即使按照遠遠低估了實際情況的這組官方數字，也必須承認在短短的20餘年間，中國已經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了一個貧富差距引起社會動盪的國家。1998年，城鎮人口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9.6倍，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占總收入的38.4%，而收入最低的20％人口僅佔有總收入的5.5％。41 世界銀行（1998年）發佈的報告認爲，中國不斷擴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經超過了東歐國家和不少相鄰的亞洲國家。從中國政府現行的稅收政策以及中國貪污腐敗的發展趨勢來看，收入差距在中國還將繼續擴大。
銀行存款的分佈也說明了中國財富分配的「倒金字塔結構」狀態。
2000年中國居民存款資料顯示：1.26%的人佔有7萬億元銀行存款的27％，7.8％的人佔有7萬億元存款的65％。另有材料表明，現階段中國15％的人擁有85％的財富，另外85％的人僅僅只佔有社會總財富的15％，42 在財富佔有上完全呈倒金字塔結構。根據本文羅列的詳細資料，可以將中國的收入狀況形象地比喻成一座金字塔，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座金字塔的頂端，高踞著佔總人口的10％的高收入者，他們儲蓄著其收入的大部分，擁有佔全國份額一半以上的私人財富。讓中國老百姓可望不可及的花園別墅、高級公寓、進口豪華轎車和各類精品店，都是以他們爲供給對象。在積累財富的前一輪競賽中，這些人由於社會關係、所居職位（只有少數人是由於個人才能）而成爲這個社會的富裕者，由於他們的成功，他們用來喂貓養狗的的食物都比貧困者用來哺育後代的食物要好得多。
在這座金字塔底座，是佔總人口20％的貧困人口，這些人當中的絕大多數在積累著債務。他們的情況在前面已有詳細的描述。居於金字塔中部的是爲數衆多的工薪階層。他們辛勤工作，只能積蓄收入中的小部分。從90年代的城市生活狀況來看，這些工薪階層的「財富「，主要是傢俱、家庭設施和數量不多的儲蓄、國債、股票等。在沿海地區，如深圳，工薪階層最典型的「財富」就是有一套不能進入市場買賣的「福利房」。這些家庭中的一部分（即處於金字塔腰部中線以下的那一部分），如果不辛苦撐持，就有可能掉入金字塔的底座。因爲他們存款的增長速度，無論如何都無法和政府意在掏空他們錢袋的種種改革措施出臺的速度相比。
這種讓占人口總數80％以上的人付出「改革代價」，5％的權勢者享受「改革成果」的財富分配格局，最終會造成這樣一種局面：無法生活的底層人士會用暴力將被搶去的錢再搶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