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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北大留學生的人生經歷 (圖)
(一) 我出生在一個很典型的客家家庭。 客家人是來自中原的漢人,因爲歷代戰亂、外族入侵,或者中央政權疆土的擴張,不斷向東南沿海遷移,成爲當地的客人。但他們遷移到當地後,卻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中原原來的語言習慣,文化傳統以及建築結構等,與當地混合很少,因此形成了獨特的客家人身份與特色。從浙江、福建,到廣東、廣西,都有很多的客家人。到了近現代,遷移就更復雜了,四川、湖南等地都有不少客家人。 客家人一個被普遍認同的特點是勤勞刻苦,重視文化教育,具有很濃厚的傳統士大夫特質。所以即便是在廣東的客家人,也不那麼喜歡經商,卻更注重走傳統讀書人入仕的路。 父親的學歷並不高,沒上過大學,但我相信他的學識,是很多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也無法相比的。記得很小的時候,父親就給我講九軍六司令的故事,說民國有段時間,廣東的九個軍長、六個司令都是客家人。我相信很多故事不是他看書看到的,而是源自客家鄉親互相之間的流傳。他很喜歡講名人的故事,但並不是要我們追求那些名頭,而是希望能激勵我們好好讀書,好好做人,獨立自強,長大了能報效國家,成就男人的一番事業,家族也有光彩。爲家族爭光,爲國家作貢獻,這是客家人的傳統。 父親事業心很強,工作很投入。他年輕時候碰上社會主義的改河運動,就是浚通、改變河道,因爲雙腳泡在泥水裏時間太長,後來得了極其頑固的趾甲蘚,再也沒有治好的希望。母親經常報怨他太不顧家,我理解母親受過的苦,但卻打自心底佩服父親的事業心,覺得男人就應該這樣獻身,去闖一番事業。 我小的時候生活在農村,那裏是山區,一個因貧窮而揚名全國的地方。我記得大概還沒上學,也就是六歲以前,就開始在家裏做飯。因爲大人白天都出去幹活,經常很晚了才能拖著疲倦的身子回來,我就只好自己幫忙做飯。結果第一次做飯時,因爲農村燒火的材料都是些鐵芒基、幹禾杆,火勢控制不好,大人辛苦了一天回來,卻只好吃燒糊了的飯。大人們沒有生我的氣,畢竟孩子能這麼幫忙,已經很令他們感到欣慰了,而且我從小就比別的孩子小一個個頭,他們本來也沒對我寄太高的期望。但在我的心裏,卻爲這件事情深深內疚。 務農時節,有時深夜還要跟在母親後面去看秧苗的田水,因爲那是一家的生計,水多了或少了都會帶來災難。小小年紀的我,也開始幫著收割稻穀,記得第一次下田小指就被鐮刀割得滿手是血。蓋房子用的一部分材料是石頭,大多是家裏人自己下河去撈的,大人撈大石頭,我就去撈小石頭。農家的孩子懂事早,大概也是出於這種無奈吧。 耳聞目睹、親身體會了那麼多事情,再加上父親的影響,我知道自己肩負什麼樣的責任,應該按照什麼樣的方式去生活。那種憂家憂國、悲天憫人的特質,大概是這時形成的。當然,那時的夢想,其實是一個很模糊而樸實的想法,就是希望能使家裏人能夠生活好點,讓他們脫離那艱苦的環境。兒時的願望,長大後很多都忘了,只聽得母親跟人聊天時提起過。母親記孩子的事,往往比孩子還要清楚。 我九歲那年,家裏轉成了非農戶口,日子相當沒以前那麼艱苦。幫助家人從困境中解脫的事,已經不需要我去完成了。我那時心裏竟隱約感到有點遺憾,遺憾再也不會沒有機會去實現那個兒時樸素的願望。 但家裏經濟狀況仍然很拮据。一本五分錢的練習本,經常要等一個星期。我沒有什麼怨言,我知道父母養育四個孩子,並不是件很容易的事。那時候,連小人書也沒看過幾本,因爲那不是我能享受的生活。自己能做的,就是好好唸書,期盼將來有個出路,不用家人再擔心。幸好學習成績還不錯,總能得獎,拿到不少練習本獎品或獎學金。作業簿的問題就是這麼解決的,自己用不完,就救濟一下有同樣難題的姐姐、妹妹。 十八歲那年,我幸運地考上了北大,那是我向往已久的學校。我們那所中學以前能考上這樣好學校的人寥寥無幾。家裏人很高興,縣裏也有點轟動。走在街上,竟能聽到別人提起父親的名字,甚至是爺爺的名字,說誰家兒子,誰家孫子考上了北大,但他們卻不知道我的名字。 我自認爲答政治、歷史的題目是最出色的。因爲教這些課的老師,都有程序化了的獨門答題法。我的記憶力很好,課本背得滾瓜爛熟,那屢試不爽的答題法運用起來也得心應手,隨心所欲。不斷的重複記憶與論證,使得自己都不得不信服那些結論。對課本所說的一切,我沒有絲毫的懷疑;對黨偉大功績的感恩,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早已溶進了我的血液。 我深深認同現行體系的一切,我對自己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夠順應這套體系,好好發展。如果誰對黨,對領導人,對社會主義有什麼「不良」看法,我一定會認爲那人憤世嫉俗,沒有出息。我會激烈地去與之爭論一番,要不就會對其嗤之以鼻,避而遠之。我把這些都當作是愛國與正直的表現。 在大學裏,我如飢似渴地讀著各種西方名著,但最感興趣的,仍然是傳統文化的書。我一直認爲,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是一部永遠也讀不透的書,是其他任何文化所無法比擬的,了解得越多,就越爲之自豪,爲之熱血沸騰。 父親因爲學歷關係,最終沒有在仕途有大的發展,所以他希望我未來能沿著他沒走完蛋路繼續走下去。他建議我不要再像中學那樣一味啃課本,而要更多地參加社會活動,鍛鍊自己的能力,廣交天下的朋友。 北大畢竟是北大,臥虎藏龍,人才輩出。他們強烈的歷史責任感與關心國計民生的胸懷,尤其讓我受益良多。後來我成爲一名學生會幹部,有了更多拓寬視野的機會。我的學習成績也還不錯,能讓我拿到獎學金。 我感到人生充滿美好。這麼好的學校,這麼好的朋友,這麼順利的學業,還能抱怨什麼呢?我覺得未來的藍圖已經非常清晰,去實現幼時的理想,去繼承父親的事業,爲這片自己成長的土地,爲自己深愛的百姓,踏踏實實做點事情,這大概會是自己一生的路。 在北京,不時會去拜訪一些老鄉。一次聊天,有一位老鄉告訴我,她知道鐵道部有人因爲64時打開電燈,被軍人一梭子打死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聽到這樣的奇聞。但我半信半疑,因爲在電視上我看到的都是學生羣衆怎樣燒軍車,軍人只有捱打,卻絕沒有對學生羣衆開過槍。我也根本不相信政府會做出這樣的事情,如此殘暴,還要這樣撒謊,欺騙全國的民衆。 大學入黨,班主任不得不按照規定的程序問我關於64的態度,以確證我的政治立場沒有問題,儘管64時他也曾給廣場絕食的學生送水和食物。我說我是社會主義的堅決擁護者,我相信政府的決定是正確的。我說的是真心話,因爲我的社會閱歷很少,大多數讀的都是教科書,那裏處處都證明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對其它負面的消息,我實在了解不多,也不願相信。我入黨的動機非常虔誠,因爲我真以爲她能把民族帶向富強。每次讀黨章時,我竟然還感覺胸潮澎湃。跟其他的一些同學相比,這種堅定的信念當時甚至讓自己頗以爲豪。 大學畢業,我有機會出國留學。我最初的想法,是因爲本科畢業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在社會上幹些什麼事情,心想還是先看看外邊的世界,學完了再回國效力。父母贊同我的想法,希望我去見見世面,但希望我一讀完學位就回國。 出國前幾天,中學的老師特意叮囑,要我學成了好好回國效勞,我說絕沒問題。這是生我養我的土地,有我朝思暮想的親人朋友,我無法想象我會長久呆在異國他鄉。我的舅媽,一位和藹善良的小學教師,也叮囑我千萬別忘了自己是個中國人,讓我既覺得感動,又覺得有點哭笑不得。感動的是,他們如此深愛自己的國家,以至於對我這樣從來都被認爲是整個家族孩子學習榜樣的人,還要再三囑咐。我能看出他們的愛國情懷,是祖祖輩輩積累下來的,從內心最深處發出來的。好笑的是,他們又不是不知道我的爲人,從小骨肉清高,又在那所有著強烈歷史使命感的大學出來,血脈流淌、骨髓深積的都是那樣的愛國情懷,哪還用得著他們叮囑?
滿負家人的期望,帶著滿腦的好奇,我來到了美國。 因爲有認識的朋友在學生會,問我願不願意參加。這是一個學生自己組織起來的義務團體。我覺得呆在中國人的圈子裏,總比跟那些「老外」交往來得親切,可以爲中國學生服務,又可以增長見識,所以滿口答應。 1998年國內發大水,我們爲抗洪救災組織了義演與募捐,去學校裏擺過攤,收集捐款。當時有人一定要我們事情辦完後給他們看看收據。我覺得很納悶,不知道爲什麼對人那麼信不過,我要不是有那顆好心,誰願意大熱天呆在外頭收那捐款,又不是給我的?我想八成是因爲這些人出了國,變了心,才有這樣的事情。後來我才知道,很多人以前就給國內捐過款物,最後卻不知所蹤,這回想幫忙,但不得不警惕一番。 但我當時對他們的心態沒什麼共鳴,因爲自己從不了解那些齷齪的事情,自己也沒經歷過。直到後來碰到一個學生,是國內一家大公司的老總,才頭一次直接聽到那樣的情況。他有一段時間曾經定期給希望工程捐款,後來一次親自到自己救助的地方去,卻發現錢沒有給到孩子手中,連孩子的感謝信都是假的。這對他打擊頗大,也使我明白爲什麼很多海外正直的人不願幫忙,解決國內的難題。因爲系統太腐敗,假話太多,被騙怕了。國外掙錢也不容易,誰願意這麼拿錢去打水漂? 但這些經歷並沒有讓我深入地思考到底意味著什麼,對自己以後的人生道路到底有什麼影響。我還是覺得,我需要做的,就是讀好書,回去也許還能幫助解決解決這些事情,爲百姓做點實事。 1998年,印尼發生排華事件,很多華人受到打壓甚至虐殺。我們羣情激憤,組織了學生到印尼領館前去示威遊行,我覺得那些暴行實在太不人道,太看不過眼。我出去領著大家喊口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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