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學生在信中寫到：“在我們這裏，復讀一年可不是什麼新鮮事，復讀兩年、三年，甚至更長的都大有人在，作爲一名『高四』畢業生，我覺得我們的壓力是巨大的。這壓力不單單來自於繁重的學習任務，更大的是來自於這套制度爲我們營造的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氛圍之中，每一雙眼睛都在關注著我們，父母、親人、朋友，我們深知他們是出於對我們的關心才這樣，但每每這樣想起，我就感到更大的壓力。在其他人眼裏，我們的前程，就在於我們每次考試的成績。成績好的被英雄般看待，成績差的卻有天壤之別的待遇。每當看到電視報紙對『高考狀元』的大量報道時，我都會立即轉移視線，爲什麼我們的主流媒體只會將『狀元』們大肆報道，而對那些自殺的落榜生卻隻字不提？”

他接著寫道：“二零零三年六月七日，就在高考前的第一天，浙江溫嶺一名女考生在考完第一科語文後不久就跳樓自殺了，她無法查收如此巨大的壓力，終於以死宣告與高考制度的徹底決裂！這並非空谷迴音，它每年都在發生，在我身邊就有很多類似的事情，我的一位同學，第一年考得不好，復讀一年還是落榜了，終於在第三年考上了一所普通高校，可就在她入學不久，我就得知她精神失常的噩耗！餘傑，你說過：那射向柔石、瞿秋白和聞一多們的子彈並不是人間最可怕的東西，更可怕的是那股逼得胡風、路翎變成瘋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得『看不見』的力量。但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我們的高三學生不都生活在這股力量的陰影之下嗎？！”

就在我閱讀這封信的時候，新的一學期剛剛開學，我在網上看到幾則由於無錢交學費、無法繼續上學，幾個孩子走上自殺之路的消息。孩子們「前赴後繼」地死去，有的是因爲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有的則是不能忍受這套可怕的教育制度。他們的死亡無損於「帝國的偉大」，無損於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中那些「黨和國家領導人」矜持而高貴的微笑；他們的死亡無損於教育部長陳至立躍升爲國務委員，也無損於冠冕堂皇的「義務教育」的法令。「小康社會」的繁榮圖景遮蓋了他們靜悄悄的死亡，而習慣於歌功頌德的記者們也不會把他們的死亡當作「新聞」。

有人說教育是當今中國「計劃經濟的最後一個堡壘」，也有人說中共建政之後「最大的失誤就在於教育」。據報道，今年秋天，僅僅是寧夏省的一個貧困縣，有兩萬以上的適齡兒童失學。當地教育官員表示：「這些孩子面臨的不僅是失學問題，而且是吃飯問題，他們中的許多人連飯也沒得吃。」當越來越多西部地區農民的孩子因爲父母無力承擔昂貴的學費而不得不放棄上大學的機會時，「三個代表」就成了一個荒唐而辛酸的笑話。那些「自動」地成爲「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的中共官僚們，哪裏會把這些學子的前途和幸福放在心上呢？他們在忙忽著貪污受賄，忙忽著辦理外國護照和海外帳戶，忙忽著吃喝嫖賭種種事務。連扶貧款都會被私吞，連希望工程的捐款都會被挪用，在這個權力崇拜的國度裏，孩子當然是被大人無償犧牲掉的「無權者」。

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進入學校的孩子，也並不意味著就能「憑藉教育獲得解放」。相反，他們長期揹負著沉重的精神包袱，忍受謊言的薰陶，還要承擔升學的壓力。在中共嚴格控制下的各級教育機構裏面，許多教師都把學生當作「工具」和「符號」──學生的考試成績就是學生的「身份證」，幾組簡單的數字比活生生的生命更爲教育者們所看重。大部分教師只關心學生的分數以及班級高考上線的人數，而不會關心學生心靈的成長和精神的健全。於是，我們看到了湖北黃岡中學這樣的「地獄學校」雨後春筍般產生，儘管這所學校每年都把數百名畢業生送進重點大學，但學子對母校卻唯有噩夢般的回憶；於是，我們看到了「神童製造商」聶其文被家長們奉爲楷模，儘管他的兒子聶願願十五歲考上名牌大學、成爲「少年天才」，但孩子卻對記者說：「恨不得將父親殺死！」於是，悲劇屢屢發生。中國的教育生產線生產出了無數的冷血動物和精神殘疾者，他們擁有名牌大學的學位，卻不具備普通人的愛心和良知，他們中有在美國槍殺導師的盧剛，也有用硫酸去傷害黑熊的劉海洋，還有貴州安順因爲不堪父母在學習上的嚴格要求而將父母毒死的十五歲的雙胞胎姐妹。

孩子們紛紛死去，或者四肉體的死亡，或者是精神的死亡。這是一個我無法迴避的問題：當我們對孩子的死亡熟視無睹的時候，我們民族還有什麼希望呢？然而，還是有御用學者滔滔不絕地談論「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是世紀」──我不知道，一個充斥著文盲和瘋子的國家，怎麼能夠領導世界、怎麼能夠主導全球文明的發展方向？

──二零零年年九月四日

(大紀元) 〔原題：學生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