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在《哈里.波特》風靡全國之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全力推出了首都報業資深記者陳徒手的力作《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文壇紀實》。據該社領導介紹,此書在一天半的時間中就被髮行商批走了一萬冊。

著名作家王蒙在爲該書所作的序言《親切可畏的真實》中指出:「在中國現當代,作家是一個很受注目的職業,文學曾經時時成爲社會關注的焦點,成爲發動大的政治鬥爭、階級鬥爭的由頭或藉口,文學成爲政治的風向標、晴雨計。作家的戲劇性經歷後面隱藏着的是中國的社會變遷史,也是人性的證明。」

陳徒手曾在中國作協創聯部工作,有機會從近處感受了一大批文壇新老作家,接觸到一些有關現當代作家的鮮爲人知的故事。在近十年的時間裏,陳徒手走訪當事人及家屬、知情者二三百人,記錄下近四十萬字的採訪筆記,並在作協、社科院、人藝、北京京劇團等單位查閱了大量的檔案。令作者頗爲感動的是,當事人及家屬一般都願意接受採訪,表現出正視歷史的勇氣和超越是非恩怨的豁達。

俞平伯、沈從文、老舍、趙樹理、丁玲、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作者選定了這些在特定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爲自己關照的對象,從前公開發表過的東西都被儘量的迴避,60%-70%第一次公之於衆的資料也許正是打開那些文壇黑洞的鑰匙。

在此節選的是書中作者關於老舍部分的幾段,記錄了一代文學家老舍先生最後的日子。

舒乙回憶道,1964年以後老舍覺得慢慢被遺棄,心情日趨暗淡:

人藝、青藝已經不再找他寫戲,與周恩來的聯繫明顯減少……

北京市已確定拔兩個白旗,一個是老舍,一個是焦菊隱,已暗地裏組織批判文章,並在《北京日報》拼好版面待發。實際上已內定爲北京市最大的反動權威。那一年住院,沒有一個朋友來探望,他心裏很明白。

有一次文聯組織人員下去,偏偏不理他。他回家後帶着微笑,但說話非常淒涼:「他們不曉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會寫單絃、快板,當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礙…」

悲劇就在這裏,到了最後,上面仍然認爲他是資產階級分子,別人還是不相信他,只能自己死掉。

(1998年10月30日口述)

據舒乙介紹,老舍1963年發表短文四十多篇,1964年十篇,1965年九篇,1966年僅發了一篇。外國朋友問,他簡單回答:「身體不太好,不寫什麼了。」對當時批判「中間人物論」等活動,採取了不表態的緘默態度,不像以往參加運動那樣去寫聲討文章。

鄭榕說,其實文革中批判老舍的言論觀點早在1964年就有了。

老作家林斤瀾告訴筆者,文革前夕老舍幾次跟文聯機關的人講,七十歲以後我就退休,閉門不出。你們不要弄我了。他還時常提到,年輕時有人勸他不要幹文學,幹了沒有好下場。他半是認真半是悔意地說,後悔沒有聽進這話。(1998年7月17日口述)

據說,苦悶之中的老舍曾給周恩來寫信,周把信轉給康生,康生批示道:「回原單位參加運動。」

據舒乙介紹,有一次演完意大利歌劇《女理髮師》後,周恩來留下一些人討論該劇存在的問題,一個個問過去,別人不敢說話,老舍說了一句「我反正聽不懂」。他知道周受到江青等人的壓力,他還是想以幫助朋友的心情對待周。周恩來沒有料到的是,文革一爆發老舍這類朋友會被當成敵人,他原以爲老舍只是沒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而已。(1998年10月30日口述)


老舍
1966年1月31日,市委決定撤消焦菊隱(人藝)副院長職務,勒令《茶館》演員們揭發焦菊隱在創作上的問題,並商定在適當時機批判文章公開見報;4月16日開始批「三家村」,北京市委岌岌可危,市委宣傳部指示批焦的工作立即上馬;6月18日,趙起揚被批判,羣衆組織宣佈奪權;6月20日,劇院領導一律列爲黑幫;8月23日,北京人藝改爲「北京人民文工團」,劇院領導被抄家;8月24日,老舍沉湖自殺;8月25日,劇院的人得知老舍死訊,心中慌亂,誰也不敢說什麼。批判大會照舊如火如荼。

英若誠回憶了劇院那種麻木、驚慌的情形:「我們馬上知道老舍的死訊。這麼大的事,本來大家應該議論紛紛,但沒有。這說明了一種精神狀態,人藝很複雜啊1

歐陽山尊告訴筆者,老舍的死使他聯想到一次夏天出遊。那天郭沫若、老舍等與人藝的領導、演員們一起坐船逛頤和園,演員狄辛下水了,曹禺也下去了。歐陽山尊在一旁勸老舍也下水,老舍說:「我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來,上來後又白有胖。」

歐陽山尊傷感地對筆者說:「這句幽默的話是無心說的,說時很高興,沒想到成了讖語,他真的後來扎進太平湖。我想,他萬萬沒想到災難會忽然降臨,沒有精神準備,一下子接受不了。最大的苦悶,就是文革一來他被揪出捱揍。」(1998年10月18日口述)

曾經出演過《龍鬚溝》、《茶館》、《駱駝祥子》等戲的人藝終於淡漠了劇作家,老舍的名字只是在批判發言中屢屢使用。他的劇作全部被視爲大毒草,有關演員多少受到牽連,劇組的人們很自然也隨着運動的深入而分化、而相互鬥爭。譬如藍天野曾被開除黨籍、英若誠以「裏通外國」罪被捕入獄、黃宗洛受到五一六清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