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七．一也是香港迴歸六週年慶典，持續不斷的反廿三條運動，在七．一達到高潮，港人準備舉行反廿三條大遊行。此前，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歐盟等西方國家都公開反對港府不顧民意而強行立法。恰在此時，新總理溫家寶首次踏足香港。於是，港人大遊行的規模和新總理對廿三條的態度，一時間成爲媒體的關注熱點。

現在，媒體的種種預測，已經由發生在七．一這天的事實做出了回答。而富有戲劇性的是，兩大熱點的實際結果，皆超出人們的預測：胡錦濤的講話，無論是對「三個代表」的大肆吹捧，還是再次強調「親民路線」，都令境內外抱有樂觀期待的人們大失所望；而香港參與反廿三條大遊行的人數，創六四之後的最大規模，保守的估計也有五十萬之衆，令人倍受鼓舞。同時，溫家寶在香港盡顯親民風格，也因刻意迴避敏感問題而大打折扣。

胡溫目前無力跨越中共底線

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民間和西方國家對中共高層權力交替的感觀，總是希望之後的失望，再希望之後的再失望，如此褻瀆民意的循環，正如中國社會的治亂循環一樣，既不是第一次，也決不會是最後一次。

由此，胡溫亮相以來，其最受民間歡迎的親民姿態，再次顯露出中共高層所堅守的獨裁底線。即便對胡溫懷有最善意的猜測，假定二人內心深處有超越鄧江的主觀願望，但在短期內，二人也決不會輕易挑戰這種底線。何況，胡溫上臺後的一系列作爲，並不能印證那種善意的猜測。胡溫之所以再次令急切盼望政改的民意大失所望，就在於：當民間壓力沒有強大到足以逼迫當局做出較大讓步時，作爲現行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胡溫二人無心、亦無力跨越中共制度底線。就胡溫體制的第一個五年而言，二人起碼不會超越中共政治的三條底線。

不挑戰江太上皇的權威

由於胡溫主導的抗炎，在信息發佈、懲處高官、平易親民和治理效率等方面的表現，似乎有別於江時代的統治風格，加上胡溫在國際上受到各大國領袖的肯定和查處上海奸商周正毅及貪官劉金寶等人，媒體便紛紛認爲：胡溫在鞏固權力和挑戰江派上，已經取得主動，正在有所作爲。然而，江、胡連續在軍隊亮相上的江一胡二的排名，胡在抗炎的最關鍵時刻主持「學習三個代表」的政治局會議，七．一前中共中央下發「掀起學習三個代表新高潮」的文件，吳邦國領導修憲的核心任務是將「三個代表」寫進憲法……這些「江規胡隨」的徵兆，現在已經由胡錦濤的七．一講話完全作實。

這篇講話對「三個代表」的吹捧，可謂不遺餘力，其遣詞造句與當年的江澤民吹捧「鄧小平理論」的文風完全雷同，比如，什麼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後，再次「開闢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什麼「這一科學理論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路線、發展道路、發展階段和發展戰略、根本任務、發展動力、依靠力量、國際戰略、領導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問題上取得了豐碩成果，……」

更肉麻的是胡錦濤的謙卑語氣，他特意強調「我想結合自己的認識講四個問題，同大家一起研究討論。」胡錦濤作爲黨魁兼國家元首，在黨的生日對全黨全國發表綱領性的講話，顯然是經過政治局集體通過的文本，他卻如此強調自己學「三個代表」的體會，既可以解讀爲胡錦濤個人一貫的低調風格，也可以解讀爲新黨魁對老黨魁權勢的臣服。

以上事實在在表明：一，胡溫體制僅僅是江朱體制的延續，至少現在還不存在胡溫挑戰江派權勢的事實，媒體對胡溫與江曾之間權爭的評論，免不了誇大現行高層權爭的激烈程度，而忽略了權貴們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二，即便胡溫有心挑戰江澤民的「槍桿子聽政」，但是，因胡溫的權勢還處於鞏固階段，政治實力還不足以構成對江派的挑戰，也只能等待更長的時間。

不超越跛足改革

早在六月九日，英國《泰晤士報》就報道說：根據來自胡錦濤身邊高官的透露，胡錦濤將發表的「黨內民主宣言」，內容包括黨內的「自由選舉、開放競爭與開放討論」，正巧，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的文章提出：「知情權是現代民主的根本要求」，並呼籲儘早制定《信息公開法》。接著，中共中央《求是》雜誌又發表了《以黨內民主推進人民民主》一文，同期還發表了《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實現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一條有效途徑》文章，加之一些知識精英的挺胡言論，似乎也驗證了境外媒體的報道：胡溫借主導抗炎來擺脫江澤民的影響，以樹立「開明、開放、親民、務實、重法」的新形象的方式，正在逐漸取得對江派的權力優勢，有希望用啓動還政於民的政改來超越鄧江時代的跛足改革。

然而，當人們終於看到了被寄以厚望的七．一講話的真面目時，所有的期望就都變成輿論泡沫。因爲，胡錦濤根本沒有做出任何「政治改革」的宣示，不要說發表「黨內民主宣言」毫無蹤影，甚至連官樣的政改文字都沒有。整篇講話，除了吹捧三個代表之外，也就是把「三個代表」的本質解釋爲「立黨爲公，執政爲民」，而這一本質並非胡錦濤的發明，不過是江澤民的十六大報告稍有變化的複製版。比如十六大報告說：「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關鍵在堅持與時俱進，核心在堅持黨的先進性，本質在堅持執政爲民。」難道胡錦濤加上了「立黨爲公」四字，就標誌著開始超越跛足改革了嗎？正如《求是》雜誌的那篇倍受媒體關注的文章，其「以黨內民主推進人民民主」的標題也來自十六大報告。

玩弄漂亮詞句

玩弄漂亮詞句是中共的拿手好戲，幾乎每天都在不厭其煩地重覆。從剛剛成立就宣稱「立黨爲公」和「執政爲民」的中共，無論在陝北的地方割據時期，還是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何時放棄過一黨對公權力的壟斷？何曾把人民利益放在黨的利益之上。直到現在，中國憲法還規定中共作爲領導核心的至上地位；過不了多久，老黨魁的「三個代表」又要寫進憲法。如果胡錦濤在十七大上連任黨魁，說不定「新三民主義」也要擠進「偉大思想」的「與時俱進」的行列中。果真如此，從毛思想到鄧理論到江重要思想再到胡更重要思想，加上洋祖宗馬克思主義，被衆多偉大思想充斥的中國憲法將變得愈發擁擠，也該更名爲「偉大思想會展中心」了。如此立黨和如此執政，完全是公權力的一黨私佔和黨權高於民權國權，哪有一點「爲公爲民」的影子！

用所謂穩定壓政改

通觀胡錦濤的講話全文，其核心只有一個：怎樣把「三個代表」這一維護現政權的獨裁地位的新工具用好。胡錦濤對「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解釋，就是堅定不移地堅持「穩定第一」和「經濟優先」。

如此迴避被境內外輿論急切盼望的政治改革議題，也在溫家寶的首次香港之行中表現出來。溫家寶給香港經濟送上了政策優惠的「大禮」，在公開演講中也大談如何重振香港經濟，甚至還指出香港經濟的結構性弱點。而對敏感的政治問題，特別是港人的主流民意和國際主流社會皆反對的廿三條立法問題，溫家寶卻刻意迴避。

與此同時，大陸媒體嚴格封鎖香港大遊行的資訊，中斷大陸唯一可以收看本港臺的深圳有限電視信號，中央電視臺的編外頻道鳳凰衛視，對香港大遊行的詆譭簡直到了赤膊上陣的程度，完全是被傀儡港府逼出來的和平理性的街頭政治，卻被「御用時評嘴」貶之爲「添亂」。而這恰恰是現行政權對民間的反對性訴求的一貫看法。

堅定不移玩弄親民工具

在胡錦濤的講話中，有點具體內容的地方，也就是對胡溫體制上臺以來用力最多的親民路線的強調。講話全文一萬二千多字，用四分之一的篇幅論述親民路線，所謂「要堅持權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繫、利爲民所謀」的新三民主義，「要始終把羣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堅持用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來衡量我們的一切決策，……。」

胡錦濤要求中共黨員做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的根本原因，絕非是爲了啓動還政於民的政改，而僅僅爲了鞏固政權及自身權力。胡的講話已經自我坦白，道破了其親民的實質：「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盛衰的根本因素。……只有順民意、謀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羣衆的支持和擁護，才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正是爲了使中共的獨裁權力能夠「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毛澤東才會大唱「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高調，其後的所有黨魁才會在親民上大做文章。而且，中共的歷史顯示，往往在兩種情況下，中共高層最強調走親民路線。一是權力交替後的政治新人初登大寶之時，一是嚴重的社會不公導致民怨沸騰之時。而胡溫的當下處境，正好又兩者兼具，所以，「親民」就更是胡溫鞏固自身的權力、提升自身的威望和安撫民衆不滿的需要。十六大以來，新上臺的胡溫二人在親民上最下功夫，也已經從親民姿態中嚐到了甜頭。於是，與奢華浮誇的江澤民時代相比，「平易親民」和「務實高效」就成爲胡溫體制的標誌性品牌。

事實上，平民總理應該知道：從啓動廿三條立法的第一天起，港人的反對就從未停止過，而且愈演愈烈，波及面越來越廣，甚至連平日裏反對街頭政治的「保守紳士們」（如法律界），也在溫和的手段用盡之後，選擇了走上街頭；即便是平日裏不太關心政治的影視界，也有著名人士參與大遊行（如著名導演徐克、許鞍華等人）；即便是平日裏親大陸的媒體，也加入到反23條的最後衝刺中。七一大遊行最保守的估計高達五十萬人，可見廿三條多麼有違民心。

親民秀的政治選擇

所以，港人對平民總理首次來港的期待，起碼是希望他在出席完迴歸慶典之後，還能多停留幾小時，即便不敢與遊行隊伍親密接觸和直面民意，也該在一定的距離之內，感受一下港人強烈反對廿三條的民意。無論溫家寶多麼想用經濟大禮和親民作風來贏得港人的民意，但在骨子裏，他的親民是經過審慎的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