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14週年前夕，凌鋒接受大紀元採訪，談論六四、江澤民與訴江案。以下爲訪談紀要。
凌鋒：我香港那時是感同身受，爲什麼呢，因爲我想若干年以後中國要收回香港，我等於說在北京發生任何事情，將來肯定可能是在香港發生，所以我們當然很希望六四這個中國的民主運動能夠改變中國政府，能夠接受民衆、學生意見，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將來北京收回以後香港就會覺得安全一點，比較太平一點，大家之間的差距就會少一點，所以當時我們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也是抱著這個心理。你講難聽一點就是說爲了我們自己香港的利益，講好聽一點，中國民主運動能夠成功，對中國老百姓的利益也是好的，所以我們當時抱著這個態度。那同樣的，我覺得中國也是缺乏新人，我覺得這個隨時可能，可能會鎮壓，所以當時就是發生這個，我是4月15號，就胡耀邦逝世那天我在深圳，在喝午茶的時候，在飲茶的時候，有一個朋友就來通知我們，胡耀邦去世了，所以當時我們，我是跟張五常教授在一起，當時我們就估計到胡耀邦一去世，中國可能會出事，所以當時就立刻打電話給方勵之，因爲我不認識方勵之，張五常就關照方勵之，中國出什麼事，你都不要出來，你一出來，他們可能就要抓你，這是4月15號就胡耀邦去世那天我們顧及到會出什麼事，而且4月15號那天開始以後，我就不進中國大陸，因爲我知道我寫這個中國大陸很多問題，隨時他們可以抓我什麼反革命煽動罪，我就很小心，我就不進去，你要抓我也沒辦法抓，因爲我已經知道中國大陸這種事情，絕對不會有什麼很好的結果，但是大概我沒有想到結果會這樣子用機關槍、坦克來收拾，我就想可能最後壓平了以後，把幾個爲首的抓起來，但是沒想到居然是用這種武力這樣子鎮壓，所以對我來講也是進一步認識共產黨的本質，就所謂改革開放，他只是要錢，要錢來鞏固他統治，其他的對不起，還是照舊，共產黨那一套。
記者：您可不可以談一下您最近寫的一本新書《告別江澤民》，對江澤民在六四中間採取的作用，扮演什麼角色?
凌鋒：江澤民在六四我看主要是扮演兩個角色吧，第一個他帶頭把那個鼓吹改革開放的上海世界經濟早報把他封殺，因爲他當時是上海市市委書記，把那個封殺了，意思就是很明顯，他是站在保守的反對的一方，對這個學生的民主運動是抱著一種敵對的態度，也正因爲他這樣子的一種作法，得到中共高層的賞識，不是高層是元老，這些元老的賞識，當然還因爲他以前一直很會拍馬屁，當時陳雲啦，李先念這些元老到上海度假，包括鄧小平，江澤民都很會奉承他們，所以當趙紫陽位子已經不穩以後，因爲他們知道趙紫陽當時已經是比較是在同情學生這一邊，他們馬上把江澤民在五月底就拉到北京去，參與以後鎮壓的決策，所以後來六四的鎮壓，包括開槍，我相信江澤民在裏面都有他不可推卸的責任，那表面上出面的是李鵬，江澤民在二線，我想這個也是鄧小平老謀深算，他讓這個李鵬出來做壞人而保留江澤民，鎮壓完了讓江澤民出來，羣衆那種牴觸情緒、抗拒情緒就會相對比較溫和，覺得江澤民可能會比李鵬好一些吧，因爲他可能沒有直接參與這種屠殺，這樣子就是對穩定比較有好處。但是後來江澤民的表現，一個他堅決不肯爲六四平反，一直認爲這鐵定不能動，這是一個，就是開始他對六四的鎮壓他捲入是比較深的。第二個，還有這個鎮壓法輪功，他有血債，輸贏他能夠鎮壓法輪功，說明他當年六四肯定也參與了，所以他覺得鎮壓這種來講，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不同意我的意見我就鎮壓，六四學生也是這樣，你法輪功信徒也是這樣子，要不然法輪功這個問題不可能中共這個政治上，一個來講是你要做出個大的行動以前應該是經過反覆思考，經過很長的時間來考慮，他很快就425以後馬上就是到7月份就鎮壓，這裏面沒有太大的這種，就是我們所謂的思想鬥爭，或者應該是事先大家先談判能不能和平解決，他完全沒有做這個功夫就決定鎮壓，所以他觀念裏面根本沒什麼人權的觀念，他覺得只要跟他唱一點對臺戲，他要鎮壓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所以這個問題，從法輪功問題可以證明他在六四上肯定是也參與到一面。
記者：您怎麼看江澤民對法輪功的鎮壓，以及最近法輪功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起訴江澤民？
凌鋒：這個我相信他當然是一種恐懼，一種是當然也非常憤怒的，所以我想江澤民十六大以後不肯把權力全部交出來，有相當的因素就是怕法輪功將來對他，等於說要跟他算帳，因爲他現在如果作爲，他槍拿在他手裏至少這些異議人士可以鎮壓，即使胡錦濤想給法輪功平反或怎麼樣，他都可以阻止胡錦濤這樣子做，如果他完全權力放棄，萬一這個中國的領導人，對法輪功覺得是應該採取比較妥協的態度或是比較溫和的態度，對江澤民就非常不利，因爲他自己也知道，歷史上很多獨裁者的下場，從那個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一直到印尼的那個蘇哈托，都是鎮壓到最後他們就完蛋了，所以他對這個權力，我想他不到死的話他是不肯放的，有可能的話，他死了也希望兒子能夠繼承這個權力，我想他有這個意圖，能不能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
記者：從中國存在的一些現狀，您有沒有看到一些中國老百姓的希望？
凌鋒：從希望來看，這個人類的歷史發展總是越發展越好吧，我們也講這個民主潮流是浩浩蕩蕩，民主國家是越來越多不是越來越少，就從這裏面來看，中國還是有希望的，但是我會講如果說樂觀的話就是審慎的樂觀，這要非常謹慎，走的這個路，相當曲折，這時間是相當長，這裏面我就覺得當然是因爲中共太壞了，他掌握了資源，全國的資源都他掌握，要改變他很不容易。第二方面我想就是中國的老百姓也要負上一點責任，中國老百姓怎麼能夠容忍這樣一個很壞的一個統治者，長期欺壓他們、長期騎到他們頭上，我想這個中國老百姓要負責任。但是怎麼負責呢，當然中共對老百姓長期的宣傳有關係，那本身中國的傳統文化，你即使是說有一點民本思想，什麼君爲親、民爲本，雖然有這種思想在內，但本身他還是有一個君字，就是老百姓覺得皇帝還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就算這個皇帝要好皇帝，要能夠照顧到老百姓，這皇帝還是要的，這本身並不是說我是主人，民主我是主人，他沒有這個觀念，所以就能夠容忍共產黨這個統治，統治得再壞只是希望，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在共產統治之下我想，毛澤東開始覺得很好，後來覺得他不好，不好那怎麼辦呢，不是想著怎麼去推翻他，那希望最好是周恩來上來，周恩來比毛澤東好，那這個想法，那周恩來死了，希望鄧小平能夠好，江澤民出來，江澤民出來的時候會說，江澤民好像比李鵬好一點，就是缺乏一種，你要把整個制度應該把他推翻，不過連我這種都有這種想法，我想其他老百姓更加，該怎麼想法，我想更加，因爲在外國，中國政府做得這種事情，老百姓工人早就罷工了，早就起來造反，中國就是老百姓根深蒂固就是給一種人治觀念，一種要皇帝統治他，就是好皇帝這種思想，我看是相當難改變，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中國人吃苦，我想自己要負上一點責任，那這種講話可能比較殘酷一點，但是好像實際情況也是確實如此，所以這也是非常痛心的事情。
記者：您覺得現在四年來他們對法輪功的鎮壓，甚至法輪功學員他們的…人心道德方面…。
凌鋒：我覺得這點法輪功做得很好，這也是我們長期在失望當中看到的一點希望，我自己感到這個民運隊伍越來越弱，越來越縮小，被中共逐漸瓦解，我知道海外一些民運頭頭越來越多人回去做生意，叫中國政府給你抓一些錢，他就完全可以背離以前的一些理念，所以感到我們似乎越來越孤單，但是我們也看到一些朋友越來越多，像是法輪功在中共鎮壓下沒有屈服，我覺得很值得敬佩，特別是他們的奉獻精神，我覺得中國民主運動缺少一個奉獻精神，而且要講這個理念，但是這個理念並不健全，參加民主運動就想去找錢，用這個找錢來是爲了，你不是獻身民運，好像是爲了，搞民運是爲了去要錢，維持自己生活，當然能夠共事融合，能夠有利民主運動又能夠維持自己生活，維持自己生存，我想法輪功就是很大程度上靠自己奉獻來支持對抗中共暴力，所以我覺得從道德層次上，我覺得法輪功的道德層次是相當高的，也就是真善忍這種精神，我想這種道德品質的人如果能夠擴大的話，對改造中國整個的道德沉淪，我想是會有好處的，但是我也接觸好多民運朋友，法輪功真善忍這個忍字他們不太能接受，他們覺得共產黨就迫害我們迫害這樣長時間了，你怎麼還有忍啊......當然我也理解法輪功不能夠主張用暴力，是吧？
記者：請談一下您最新出版的《告別江澤民》一書。您爲什麼取這個名字？
凌鋒：因爲十六大本來講這個中共權力轉移，那江澤民無論怎麼樣權力就應該轉移給新的領導人，但是我們事先也知道江澤民一直是不肯把政權交出來，那怎麼不肯法，這裏面都可以注意，很多講話，開始他連總書記國家主席都不肯交，後來講他是願意全部交出來，但是要成立一個什麼國家安全會議，他擔任主席，凌駕在國家主席跟總書記、軍委主席之上，當然也有講話就是他保留軍委主席其他都可以不要，那最後是這個保留軍委主席職務，但是不管是保留軍委主席職務，另外就是黨章上面還要說明什麼三個代表，讓他好像做一個精神領袖，永遠保持在中共黨章裏面，此外據說在一中全會上又通過決議，說他必須重大事件都必須由他拍板，那不等於胡錦濤溫家寶都是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