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的《紐約時報》寫道：「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羣（SARS）自發現以來至今仍是一個謎。它有可能象1918年西班牙流行性感冒那樣造成致命的後果，也可能象退伍軍人症那樣成爲隱祕的殺手，或者僅僅在2003年造成恐慌，然後在歷史中隱去。但是有一點醫學界非常確定：如果中國政府不將此事當成骯髒的祕密隱瞞了四個月之久，SARS也許不會那麼令人恐慌，甚至也不會演變成致命的威脅。」

全世界都在指責中國政府當局的新聞封鎖。對於我們中國人，這種對新聞尤其是災難性新聞的嚴密控制，早已成爲生活的常態。許許多多的問題，正是在這種封鎖之中最後發展成難以解決的巨大災難。

比如淮河特大水污染。這是一種史所未見的毀滅性污染。數億立方米的高濃度污水形成上百公里長的「污染帶」，順流而下。所到之處，停水停電、工廠停工、商店關門、社會生活頓時陷於癱瘓，軍隊緊急出動運水救災。這種可怕的特大水污染首次發生是在1978年。當時的蚌埠市委書記黃某極爲沉痛，含淚指示祕書「要把真實的情況告訴給人民！」但是，一個小小的市委書記如何頂得過新聞控制的國策？在宣傳機器的集體沉默中，淮河水污染迅速惡化：七十年代一共發生了3次，八十年代大約每兩年發生1次，進入九十年代之後年年發生，而且每年都在2次以上，1994年發生4次。只是在這一年，中國的宣傳機器才首次公開報導。而且，開頭還遮遮掩掩，把污染說成是「旱情」。這個時候，距離首次特大水污染已有16年之久。淮河已經成爲一條毒河、黑河、死亡之河。巨大災難已經形成。即使以最嚴厲的手段加以搶救，其苦果也將夠我們的後人消受漫長歲月。

再來看黃河三門峽水庫。早在六十年代初，三門峽水庫的失敗已成定局。這對於政府當局並非祕密，但對民衆卻實行了長達30多年的封鎖，包括「最高權力機構」的全國人大代表在內。人們只能從「體現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偉大的三門峽水庫逐漸消聲匿跡中感覺到「出了什麼問題」，真實情況卻不得而知。1992年，長江三峽工程即將在全國人大上進行表決之際，宣傳機器才打破封鎖，透露出事實真相：早在30年前，三門峽工程就已經被泥沙淤廢了！這條遲到了30年的「新聞」在會議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有的代表目瞪口呆，面如土色。許多還有點責任感的人大代表拼命閱讀一切能找到的材料，頻頻向有關專家和官員提出諮詢，但爲時已晚，將對中國生態環境造成重大災難的三峽工程迅速獲得通過。

對難以隱瞞的重大事件，當局的控制手段則是延遲報導。中共歷史上最開明的總書記胡耀邦曾說：「新聞究竟早登還是遲登，這個時間性問題必須從政治上考慮。」換言之，爲了某種政治利益，以延遲報導的手段來削減重大事件的影響力，並因此而剝奪社會大衆及時反應的能力，恰恰體現了新聞的時效性原則。1987年5月發生的大興安嶺特大森林火災是個好例子：衛星立即就發現了情況，中國國家氣象總局的衛星雲圖上先是顯現出三個紅色的火點，很快又變成了5個。在彩色的衛星雲圖上，火災的規模和演變一清二楚。時間是5月6日下午。然而，直到5月9日，《人民日報》才發出全國第一條消息，說大興安嶺發生森林火災，有四個林業局的鐵路、公路和有線通訊已經中斷。實際上，著名的漠河縣城早在7日黃昏燒成一片火海。各種車輛瘋狂奔逃，公路上鋪滿了被壓扁的自行車。大火趁風，其蔓延之速度高達每小時四、五十公里。幾小時之後，又有兩座城鎮相繼毀滅。直到5月12日，宣傳機器才告訴全國百姓漠河縣城已經毀於大火。也就是說，這條消息遲發了整整4天。最寶貴的時間白白耽擱了。全國「如夢初醒」，數萬軍民在毫無思想和物質準備的情況下，只能以血肉之軀奔赴已蔓延數百公里的沖天烈火。其艱苦卓絕，筆墨難以形容。最後的結局大家都知道了：大火燃燒27晝夜，70萬公頃森林，三座城鎮被摧毀，6萬多人無家可歸，193人喪生……

幾乎每一個長期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都可以找出許多有關新聞控制事例。以至於民間流傳一句笑話，說：「除了日期是真的，報紙上的新聞全是假的。」

當然，似乎也沒有哪一位英明領袖說過要實行新聞封鎖，要製造假新聞。曾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江澤民是這樣說的，「我們所說的新聞的真實性同新聞工作的階級性是一致的。」這等於是說，沒有獨立於政治利益的客觀的真實。爲了某種政治利益，隱瞞甚至編造事實恰恰體現了新聞的真實性原則。因此，爲了「安定團結」，爲了防止「唱衰」改革開放偉大事業，類似於「非典肺炎」、艾滋病、淮河污染、大興安嶺火災、三門峽水庫等重大新聞，如果能隱瞞住，就將永遠隱瞞下去。

只是在新聞已經不再是新聞之後，我們才有知道的可能。但在當時，我們只知道我們被隱瞞，我們只知道那肯定是又一場災難，但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於是，我們只好生活在某種模糊的如噩夢般的恐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