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在八十年代后期，钱学森召集中科院和航天部等有关专家，搞了一个“系统学”系列研讨班，特别是对于社会经济这样的“复杂巨系统”作了方法论上的探讨。笔者也多次参加了旁听。不过，对于有“人”的因素参与的系统，专家们并无良策。
今天的中国，发展与危机并存，更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我们不妨从系统控制论的角度来看看今天中国的问题。
控制论中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反馈”：一个系统输出的信号又回馈到输入端。如果回馈的信号是进一步放大输出的，称“正反馈”。比如，夫妻吵架，从小声斗嘴，到大声嚷嚷，最后大打出手，甚至导致婚姻破裂，这个过程中，对方的行为反过来强化了自己的愤怒，这是一个典型的“正反馈”系统。“负反馈”正相反，回馈到输入端的信号对输出是起抑制作用的。司机开车就是一个“负反馈”系统，根据汽车偏左偏右不断调整方向盘，从而使车总是沿著既定路线行驶。
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正反馈”效应造成的。比如，腐败问题。看到别人腐败后的低风险低成本，这个信号就会加强自己也去腐败，慢慢放大到全社会，最后变成从基层干部到国家领导都一同参与的全民运动。
讲到反馈，免不了说一说前几年风靡一时的“熵”理论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熵”是一个系统混乱程度的度量。越大，状态越混乱无序。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 一切过程都自发地趋向于体系混乱度(“熵”)的增加，而且不可逆转，这就是“熵增加原理”。
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可是，愈演愈烈的社会混乱更是触目惊心。
现在打开中国官方媒体，也充满了杀人，抢劫，吸毒，卖淫，中毒，贪污腐败，自杀报复，跳楼讨债，见死不救，集体卧轨抗议，冷漠一条街等等消息。
新华社在2003年11月20日公布，自2000年12月起，全国公安机关摧毁了631个黑社会组织，打掉了14000多个恶霸势力，抓获黑恶分子十万多人，收缴各类非法枪支138万余支，军用枪一万余支，查封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经济实体646个，打掉一大批黑恶势力在党政、司法机关的保护伞，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11万余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近9万名……
公布这些不是因为政府开放言论了，而是已经普遍到了不报不行的程度了，实际上没有破获没有报道的那就更多了。这些惊心动魄的官方数字反映�“热力学第二定律”正在中国社会发酵，暗示那种不可逆转的“熵”增加的可怕趋势。
从理论上讲，“熵增加原理”通常是对于一个封闭体系来讲的，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只搞经济改革，阻碍政治改革，广义上还是一个独立于国际自由民主大环境的封闭控制体系。
所以，有人认为，民主化将会逆转中国“熵”增加的无序混乱状态。
民主化是不是万灵药呢？
从制度体制上讲，南美搞资本主义，印度搞议会民主，俄罗斯和平演变，他们至今都不是成功的例子。中国的国情，人口素质，对民主自由的理解接受程度，很难保证中国表面民主化后就能很快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民主化是世界潮流。民主、自由、法制会给中国这个封闭社会体系注入新的活力。但是，中国的问题也许早已超过民主化包容的能力。
鼓吹中国会崛起的人，总是用经济发展的表面繁荣来掩盖涌动的社会危机，希望问题只是发展中的过渡现象，下赌注似地盼望时间会治愈一切；
鼓吹中国崩溃的人，强调经济繁荣的泡沫性，银行系统足以破产的坏账，资源匮乏的生态危机，特别是俨然火山口下的严重社会问题。但是他们又常常低估了中华民族忍辱负重度过重重危机的能力。
中国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就两个字：“人心”。
当人人都诚实的时候，不管是在什么社会制度下，人们就不会弄虚做假，贪污受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坑蒙拐骗；当人人都对婚姻严肃的时候，就不会有性开放的泛滥；当人人都心地善良时，也就不会打家劫舍，见死不救。
人们感到绝望，实际上是对中国人心堕落的绝望。
最近，读了章天亮先生的《绝境中的希望》一文，作者旁征博引，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认为法轮功“真善忍”的教化客观上能够重新整合国民的道德素质。
文章中，章天亮先生特别提到法轮功学员扼守的几条原则：“真善忍”为本；遇矛盾“向内找”；对理念绝不放弃妥协。
有趣的是，这些原则正好组成了一个“负反馈”自适应控制体系，这个系统蕴涵的机能可以大大缓解中国社会诸多“正反馈”效应诱发的社会弊端，无疑有助于逆转中国“熵”增加的无序混乱状态。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来看看。
1、“真善忍”原则──控制系统的目标值
“真善忍”是法轮功的基石，修炼的准则。“真善忍”的道德观本身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从社会系统的控制论角度讲，这是这个系统的期望目标值。一个人做得对不对，就按这个标准来衡量。
2、“向内找”原则──自适应性“负反馈”控制机制
按法轮功的教义，“向内找”就是遇到问题，首先找自己的原因，并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者看见了都得想想自己”(《法轮佛法—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法》)。
以本文开头提到的“夫妻吵架”的例子来讲，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有了矛盾，先找自己，同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作想，那么这个架还能吵起来吗？从控制系统的角度讲，对方的反应被用来抑制自己的愤怒，这是对人的行为的一个典型的良性“负反馈”调控系统，这对社会的潜在影响非常巨大。
比如说，腐败现象。普通人看到别人腐败，可能诱发“正反馈”也去腐败，双方互相“正反馈”，于是腐败越演越烈。但是，对于一个拥有“负反馈”系统的法轮功学员来说，看到别人腐败，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是不是也有“腐败”的想法，如有，就要克制消除。这样，对自己的正念是一个加强，对他人也是一个正的参考，对整体腐败就会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这种机制对于调理“社会”这样的“复杂巨系统”有著非常好的良性控制作用。
事实上，中国政府从来也没有忘记祭出“道德”的旗帜。什么“自我批评”，“学雷锋”，“精神文明”等等，可是，这些行为是一种外在的从上到下的强加于人的政治运动，人心本身没有改变，也就不可能持久。
从民间底层自发自愿起来的对“道德”的追求才是拥有生命力的。
法轮功学员首先是从信仰角度有了人生观的巨大改变，从而发自内心地自己要做好人，认同“真善忍”，主动“向内找”，也没有宗教的“忏悔”“祷告”的形式，而是完全溶入日常生活之中，提供了一个带有自适应性的“负反馈”稳定控制机制，对社会道德的正面影响也就更大，更明显了。
3、面对压力，坚持“真善忍”理念的原则──这是控制系统中保持原定目标值不变的重要环节
一个“负反馈”系统能够自动调节其行为趋于目标值，有一个假设，就是这个目标值本身是稳定不变的。如果这个目标值本身可以修改妥协的话，这个系统也就谈不上原来意义上的稳定了。
对于遵循“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来讲，如果别人诽谤法轮功，不敢出来公开炼了，被迫对人撒谎说“不炼了”，或者完全放弃了，甚至只是在家偷偷炼，都是偏离了原定目标值“真善忍”，系统迟早要萎缩崩溃。
而法轮功学员对于其原则的坚持，正好避免了这种情况。在镇压以前，当有媒体不理解他们，歪曲事实报导他们时，他们就去上访，澄清事实；在镇压以后，他们更是前仆后继地上各级政府，上北京请愿，为法轮功讨公道。在做这一切时，又都是本著“真善忍”去做的。
从这个角度看，法轮功学员上访请愿，发传单，打横幅，电视插播，还法轮功清白，维护“真善忍”等一系列“讲真相”活动的重要意义就非常明显了。
因为他们对理念原则的坚持，就是对最初目标值的维护，这是保证系统真正稳定如原样的关键所在。
只有这样，这个良性“负反馈”系统才能持续地完好如初地运转起来。
社会上一些人对他们“讲真相”活动的不理解，也正是习惯性地用“妥协”的观念看待他们。而这种偏离原则的“妥协”正是一个控制系统不得不分化瓦解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下滑，就是对道德原则的逐步“妥协让步”而造成的。
更重要的是，法轮功的这些原则决定了面对邪恶强暴时，他们不会选择沉默，也不会选择暴力，而是自然地走上了非暴力和平抗争的道路，对于打破中国历史“不是沉默就是暴力”的怪圈，解决社会危机有著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
章天亮先生在《绝境中的希望》中指出，法轮功带给了中国社会从“发展”的乱象中走出来的一个希望，正是如此。
人是万物之灵，没有什么工程能比得上对“人”本身的工程。系统论的专家们在面对社会经济这样的“复杂巨系统”，也不过一愁莫展。法轮功能够从内心深处去改变一个人，吸引上亿人自觉都回归到“真善忍”上来，带给人类和平美好，综观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这都是人类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说一个民主体制的引进，中国人民心里还没有底的话，江泽民把现存的法轮功从中国消灭，简直就是愚蠢之至。中国人民失去的，也许是民族兴旺和睦的一个最好锲机。对于中国，对于整个人类，江泽民难道不是邪恶之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