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从天降
中关村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到处都是大字报。昔日文质彬彬受人尊敬的学者、专家，一夜之间，全变成了丧魂落魄的“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挂牌、游街、示众，被“一脚踩在地上”，还要“永世不得翻身”。身穿草绿色军装的红卫兵，挥舞着军用皮带，耀武扬威地从街上走过，他们大多数是不谙世事的中学生，居然把打人视为是可以称雄于世的“革命行动”。每一个单位都出现了扎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数学所当然也未能幸免。当一群人气势汹汹地涌向陈景润，把他当做“寄生虫、白痴、传染病患者”揪出来的时候，他茫然不知所措，一双疑惑的眼睛瞅着这群疯狂的人们：世界，怎么了?人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平时不过问政治的他，政治毫不留情地来过问他了。而且，如此的严酷，如此的不容商量。这是一个极端蔑视法制、真理、事实的时代，几个人、十几个人或有一小伙人认为你是什么，便可以随便给你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到吓人的程度，给你戴上一顶顶帽子，你无法申诉，也无处无人听你申诉，只好认了。不知有多少正直的灵魂，受到无端的鞭笞，以至扭曲、变形，甚至毁灭。毫无人性地蹂躏人格、尊严是极端残酷的。
数论王国中纵横驰骋的潇洒骑士，在现实世界中被丑化为一钱不值的垃圾，昔日的辉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不可饶恕的大罪。甚至连极为神圣的哥德巴赫猜想也遭到莫名的亵渎：批斗陈景润的人唾沫横飞，用最时髦的“革命”性的语言宣布：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就等于3么?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有解放军战士保护着，还领着国家的工资，研究什么1+2=3，什么玩艺儿?伪科学!
最令陈景润不解的是，说这种话的人不是不懂数学、数论的人，他们明明知道数学，且研究颇深，对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代表世界数学水平的名题，更是了如指掌。然而，却故意这么诽谤他，丑化他，这些人莫非是疯了?
西方的社会学家以人有人性和兽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侧面，来解释这种非常时期的荒唐。实际上，这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结果。整个社会权力的失控和在极“左”思潮煽动下私欲派性的恶性膨胀，几乎使所有的真理都受到颠倒。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陈景润怎能逃脱这场劫难?
一身清白的陈景润，徐迟曾这样描绘他：“他白得像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沾不上去。而鹤顶鲜红；两眼也是鲜红的，这大约是他熬夜熬出来的。”这是诗人深情的礼赞，严峻的现实是，美丽的仙鹤正经受着无情的讨伐!
他是属于室一级的“牛鬼蛇神”，外出时，必须自己挂好造反派赐给他的牌子。那是一块二尺多长一尺多宽的三合板，上面用墨写着他诸多的罪名，一根细绳拴着，牌子不重，但是，那恶意的诽谤和邪恶的侮辱，却如沉甸甸的大山，压着身体瘦弱不堪的他。去食堂买饭，也要挂着。回来时，陈景润把牌子摘下来。精于计算的他，偶然发现了牌子的特殊用途，恰好可以用它遮挡从窗外射来的阳光。他用那台旧的收音机抵住牌子，挡在窗前。屋内，居然显得温馨了许多。高贵的数论已经被人践踏得不如一张草纸了。但陈景润像痴心不改的恋人，一如既往地恋着它。此时，他已搬到那间刀把形的六平方米的“锅炉房”中，没有锅炉，凸起的烟囱占了一个显眼的位置，进门的左侧，正好放一张单人床，一张断腿的凳子横着放倒，正好坐人，床，就成了书桌了。他伏在床上，仍然算他的数学。1966年6月，虽然发表了他那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但他知道，证明过程还有许多不足：过于冗杂，不简洁，还有失之偏颇和不甚明了之处。仿佛是上山的路，他上了峰顶，但路线尚不清晰，他要进一步完善它，化它。窗外，门外，浊流滚滚，嚣声震天，陈景润揩干了脸上被啐的唾沫，深埋所受的创伤，仍是钻研他的数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不得不佩服和赞叹陈景润那已是痴迷得无法自拔的精神。
当运动深入发展，目标逐渐转移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阶段以后，陈景润渐渐被狂热的人们忘却了。因为，较之于诸如国家主席刘少奇、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大人物，陈景润真的算不上什么。他开始把牌子提在手上，一手拿着碗，一手提着那块牌子，见没有人为难他，慢慢地，那块牌子便靠在窗前，只发挥它遮挡阳光的应有作用。他终于明白了，他也可以“自己解放自己”的。
狂潮奔涌，难得有片刻的宁静。已是伤痕累累的陈景润，经常处于心惊胆颤的心态之中。此时，数学界的泰斗华罗庚受到严重的冲击，他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大学阀”，家被抄了，而且被“揪”到数学所进行批斗。内行人整内行人是很可怕的，某些人特地逼华罗庚的学生去批斗他，他们自然知道陈景润和华罗庚的特殊关系，于是，一次次地要陈景润“站出来”，去揭发批判自己的恩师。陈景润坚决不做伤害华罗庚并有损于自己人格和尊严的事，他恪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拒绝了那些人的无理要求。他对自己的恩师尊敬有加，且在形势异常险恶的情况下，也不改自己的初衷。陈景润在政治上，对于谁好、谁坏，心里有个谱，且决不做违心的事。据陈景润的老师李文清先生回忆，“四人帮”曾多次要陈景润写大字报揭发邓小平，威胁，利诱，逼迫，曾使他几次差点试图自杀。他最终还是坚持原则，不写一个字。“文革”大乱，暂时的宁静之后，是越来越无法收拾的混乱，某些人借对华罗庚批斗的逐步升级，妄图再次加罪于陈景润，要华罗庚“坦白”为什么要将陈景润在被当成“白旗”拔掉之后，又将陈景润调回数学所，华罗庚态度同样十分鲜明，拒不回答这一问题。陈景润曾被带着去参加批判华罗庚的批斗会，他看不惯那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场面，乘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溜了出来，跑了。这种特殊的反抗形式，当然很可能给他带来更大的灾难，但心地纯洁容不下半点污秽的他，宁可玉碎，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陈景润从此变得更为小心谨慎了，轻易不出门。他最要好的朋友林群院士是他的老乡、同学，但不在一个研究室，平时，也难得有太多的接触机会。陈景润不善于申诉，受了天大的委屈，也只是忍着。数论，哥德巴赫猜想，是他生命中最忠实的旅伴。他把房门关得紧紧的，用沉默无言筑起一道马奇诺防线。喋血跋涉，需要超人的意志和韧性，小屋中，他几乎幻成了一幅凝然不动的油画，一座岿然坚毅的雕塑。
尽管如此，厄运之神还是不肯轻易放过他，一场更大的灾难，伴随着社会的大乱，向只求一隅宁静的善良人，露出了可怕的狞笑。
跳楼
岁月如水，几乎洗尽了发生在这里惊心动魄的一幕。
中关村88号楼，浅绿，带灰，五层的钢筋水泥旧式建筑，式样陈旧，如今，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分部。莘莘学子云集京城，正编织着对未来如花似锦的憧憬和梦幻。
沿着幽幽的阶梯上到三楼，是一家装备现代化的微视公司，穿着入时的姑娘，端坐在电脑前，正聚精会神地操作，问及“文革”时发生在这里的事情，一个个摇头三不知，仿佛是听“天外来客”的神话一样。毕竟已经过去29年了，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风雨可以剥蚀山崖，时光怎能保持那不堪回首的记忆呢?人去楼空。陈景润那间六平方米的住房，已是空无一物。门锁着，依稀锁住了封存在经历了那段铭心刻骨日子的人们脑海中带血的记忆。
事情发生在1968年9月底，具体的日子，连许多当事人都记不清了，只记得陈景润像往年一样，早早地戴上了那顶棉帽，穿上了那件看去松松垮垮的棉衣。他身患多种疾病，身体太差，又缺乏营养，十分怕冷。有好心人看到陈景润一脸菜色，曾经提醒当时的掌权者，要注意，不要发生让陈景润一个人死在屋子里，而人们还不知道的悲剧。从外表看去，饱经折磨和艰辛劳作的陈景润，似乎像风前残烛，生命之火，已经经不起任何的摧残和打击了。但那些心肠如铁石的人们，连哼一声也不屑，他们的逻辑可以用得上当时的一句时髦的语言，让他自生自灭吧。倘若真的如此，也算是陈景润的幸运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人们爱用这句谚语，陈景润这棵已是病恹恹的树，连最后希望宁静活下去的权利，也被残忍地剥夺了。
事情是由陈景润的房子引起的。当时，数学所揪出一个姓曹的女同志，把她打成了“牛鬼蛇神”，无处关押。造反派中的人看中了陈景润住的这间小屋，怎么办呢?于是，就准备采取“革命行动”，再一次把陈景润打倒，关进“牛棚”里，这样做，就可以达到霸占陈景润的小屋，解决关押那位女性“牛鬼蛇神”的问题，又可以让陈景润再一次“触及灵魂”，一举两得，且冠冕堂皇。
阴谋很快付诸行动。曾经同样神游于数学王国的那部分人们，扎紧了腰间的皮带，幻成了一群打手，任何的伪装，都不必要，也不必宣布陈景润的“罪状”，而是乘着夜色，扑向陈景润。想当年，陈景润在数论的苍穹里驾着云头，飞翔得何等飘逸、自如，让其他人望尘莫及，有了光彩照人的他，其他人便自感形秽，他几乎差一点把其他人扫地出门，而今，终于轮到将他扫地出门了。学术水平上的竞争被权力、派性扭曲为可怕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时，不幸悲剧便接踵
而至了。
彭，彭，——强烈的擂门声，骤然响起，撕心裂肺。一脸惊惶的陈景润被一涌而入的造反派围住。他想申辩，他不知道犯了什么过错，更不明白命运和人们怎么老跟他过不去。但一切都晚了，几个手脚敏捷的打手，已经掀开了他的床板，下面全是草稿纸和手稿，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符号、定理、演算推理过程，这是陈景润一生的心血，是向哥德巴赫猜想喋血跋涉的真实记录，是未来数论辉煌大厦的雏形，是一个五官发育已见眉目的婴儿!是比陈景润的生命还要珍贵的瑰宝!陈景润奋不顾身地扑过去。宁为玉碎!他下了死决心去保护它们，身体瘦弱的陈景润不知从哪里来的劲儿，顷刻之间，就成了威武不屈的勇士!“还在搞这些死人、洋人、古人的东西，还在搞封、资、修，你想复辟么?罪证如山，罪证如山!”那些“内行”的人们一边骂，一边奋力撕毁这些草稿纸和手稿。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