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贪污腐败肆虐、盗贼峰起、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者遍布全国城乡，黑社会化趋势加快的状态下，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陷入一盘散沙的崩溃局面，完全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暴政。
对于如此严重的腐败，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实质性的努力。中国政府非常明白“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这一悖论关系，懂得如果维持现状，可以为他们争取捞钱与外逃时间，而要对这保护腐败的体制进行“改革”，很可能是丧失既得利益。
基于此现实考虑，中国政府从1999年以来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政策：首先，中国政府大大加强了各种社会控制手段，借助现代文明国家很少使用的政治暴力加秘密警察，将一切有可能形成的组织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使中国民众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法形成有组织的对抗力量。
其次，在政治上借助一些极不光彩的手段，如在统治者内部利用抓贪污腐败等把柄控制官员。这种反贪污腐败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控制腐败，而在于进行内部清洗。中国的官员并非不知道中国现在严重的局面，也并非人人都从心底里认同目前这种“黑金政治”，但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在这架按惯性运作的巨大国家机器面前，他们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零部件而已。如果他们不按照官场惯性运作，就只有被淘汰出局。但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适时地采取了新的意识形态战略，加强对公共领域的极权控制，建立了与经济精英及知识精英的结盟，从而成功地在短期内维护了所谓的“社会稳定。”
1、意识形态战略
在实行新的意识形态战略与加强公共领域的控制方面，江执政时期比邓小平时代要严厉得多。政府完全奉行江泽民的意旨，“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任何真正的独立民间团体在这种控制下不可能产生。从实践效果来看，江泽民政府采取的软硬兼施策略，其实比毛时代纯粹的政治高压更容易成功，也更不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
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的中共意识形态战略，与公共领域的控制相辅相成：
a.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这就是当代中国青少年对美国既仇视又崇拜的矛盾心里由来，“仇视”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强行灌输，而“崇拜”则是非政府渠道提供的信息积累而成的一种综合效应。
b.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并“与时俱进”的完善了毛时代对媒体的制度化管理，再用“卡住从业者的胃”这种手段，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从1999年开始，中国政府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网罗了不少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担任网络警察，并制定互联网管理法规，希望控制住网络这匹崩腾的“野马”。
c.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六四”民运之后，知识精英们面临重新定位的困惑。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采用收买政策，用各种学术荣衔与物质利益作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于那类对现实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则采取各种严厉的打压，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这些人所作的工作单位以各种非政治理由将他们开除或解聘，使其陷入生活困境。对于社会影响极大的知识精英，则派国安局特务跟踪监控，搜查住所，进行人身迫害，想方设法迫使他们离开中国。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大多数知识精英根据本身的资源占有状态调整了治学方向，对政治与社会采取了犬儒主义的苟且态度。
1、精英联盟的形成
90年代初，中国政府表面上坚持自己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但官员们则与经济精英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私人利益关系。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总财富的85％已经成为少数精英们的囊中之物，中国政府因此调整了自己的阶级合作战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给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合作拓展了广阔的解释空间，“让私人资本家入党”只不过是让经济精英进入体制有了更合法的政治通道。而中国知识精英在80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力。这一幻想至90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府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听话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权力，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对于底层动乱，中国政府则越来越依赖暴力镇压。扑灭地方性的小规模群体性反抗，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日常作业，这方面他们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每逢发生失业工人与农民群体性抗争事件，“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总是行之有效。所谓“胡萝卜”在此处是指小量的物质利益，如给失业工人一两个月的生活补助，以此消解失业工人的反抗行动；“大棒”则主要是针对工人与农民领袖，一旦抓到这样的“动乱分子”，中国政府一概予以严惩，从人格上精神上予以摧跨，必要时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种严厉惩罚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不想再成为群体性反抗事件中的“领头羊”。
在精英集团联盟日益加强的情况下，没掌握任何资源的社会底层动乱虽然有如烽烟四起，却因新闻封锁而只能局限在某一地区，且往往被有效的镇压下去，根本无法构成对中国社会整体性的威胁。对于一个已经流氓化的政权来说，人权已经被他们曲解成“生存权”，哪怕中国人生活得有如动物，在中国政府及为他们服务的学著眼中，那也算是“生存权”的落实。
2、精英们对未来的选择
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的评估，一般比较乐观。尤其是近两年来，人们创造了两个前景灿烂的神话安慰自己：一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会促使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二是高科技的进步会带来资讯的自由传播，有助于打破中国的新闻封锁。对于前一个神话，只能说是持此论者一厢情愿的美好希望，因为WTO 不过是国际社会的经济游戏规则，不可能期望通过它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第二个神话正在被中国政府无情的击碎，中国政府投资几亿美元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正在为中国政府用科技手段加强社会控制贡献力量，许多跨国公司为了商业利益，争先恐后地加盟这个工程。
那么中国的精英阶层又是如何评估自己这个社会？
中国社会宛如一座地火四处奔突的火山。中国人几乎都能清楚的感受到地壳下奔突的地火。不过中国的精英集团非常清醒地形成了共识：利用政治高压与特务手段维持对他们是最有理的局面，一旦发生动乱，前景是玉石同焚，善恶同归。这就是从90年代以来中共政府的防御重点日益放在防止底层动乱方面的基本出发点。
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其实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的多，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在大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家属已经在国外舒适地定居下来，中国在他们心目中只不过是个捞钱的好地方而已。近年来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一些国家将吸收中国留学生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一大举措，就是因为中国有著庞大的社会需求。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如果说“钞票”也是一种选票，那么中国社会上层对子女与家庭的未来安排，已经表明了他们自己对中国未来的选择。
在对中共政府的腐败危害方面的认识，中国国内的有识之士倒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但面对中共政权崩溃将会导致社会崩溃这一局面，大部分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一部分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长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们，其分析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政府是一支高效团结的“消防队”，花费巨大投入的“消防设施”如舆论控制、政治高压、由防暴警察与国家安全部构成的“安全系统”能有效地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
但是，中国的实况并不是“地面上铺满了干柴”，而是地下在奔突著随时可能窜出地面燃烧的“地火”，任何最先进的“消防设施”对地火的防御作用都是有限的，中共政府终会有撑不住的一天。而由于中共“党国一体”的长期统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垮台之时，也就是中国社会陷于解体之日。与以往历史不一样的是，由于人口的空前膨胀，生态环境的高度破坏，以及社会道德的整体崩溃等制约因素，经历过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要进行重建，比任何时代的困难还要多，还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