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主义者的另一个特征是“世上处处有阴谋”的妄想狂。他们自己热衷于追逐权力以控制别人，而且认为别人也是这样对自己的，所以他们不信任别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习惯于把人分成“自己人”和“敌人”两个极端二元对立的部分；因此认为“敌人”总是阴谋反对自己，也是必然的了。中国人的妄想狂往往与极端爱国的极权主义结合起来，极为典型的是对“国际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指责：不仅仅南斯拉夫使馆事件和南海撞机事件被认为是蓄意（权力主义妄想狂认为，“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国际上对中国的批评和不同意见被指为“国际反华大合唱”；就连杨澜吴征面对指责时也说：“这是海外一些反动人士的阴谋……”；“核酸营养”的倡导者对待批评时说：“这是国外公司代理人的阴谋，目的是要搞垮我们的民族核酸??业……”我不是说，说这些话的人自己心里就一定真的这么认为，也许他们只是很平常地“拉大旗做虎皮”，但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这些说法在中国是有市场的，是迎合了相当多的国人的心理的，是有人买帐的。
把一切都说成是敌人的阴谋，不仅在政治上有转移矛盾、打击异己等用途，在心理上也有其基础。如果说对五楔K使馆事件和南海撞机事件的猜疑尚有些事实基础，那么以下一些例子已经近乎病态的妄想：北约轰炸南联盟这件原本与中国无关的事是“冲著中国来的”；一些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拿奖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中国的阴暗面”；最近的故事则是“美国把从中国的来的黑鱼说成是鱼类之敌是‘妖魔化中国’”……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更极端的例子是，左派刊物《中流》曾经说，日本动画片《圣斗士星矢》和美国动画片《特种部队》“包藏祸心”。应该说的是，这里所说的“妄想狂”与精神病学上说的妄想狂不是一个概念，但是也有共同之处：后者的特点包括“高度自我卷入”和“个人所独有”，换句话说，只有一个人的妄想才是妄想，一群人的妄想就不是妄想；但是精神病的妄想常常是认为有人在害他，把环境中对自己无威胁的事物理解为有威胁（被害妄想），或者把环境中与自己无关的事物理解为都与自己有关，如别人偶然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被认为是“冲著自己来的”（赵家的狗为何看我两眼？），甚至电视广播都是在谈论自己（关系妄想），这是不是与我们的权力主义者很像呢？一个总怀疑别人要害自己的人，我们说他是一个妄想狂、精神病患者，一个总怀疑别人要害自己的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
中国人的权力主义人格是如何形成的？“东方治水社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类似中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干旱、半干旱农业区，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这些地方被称为“治水社会”。治水需要一个强大的、集权的、独断的权力机构，因此在治水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形成了如下的心理特点：集体主义，人们服从集体并且对不服从者严加惩罚；服从性，人们视服从为美德，认为美满的生活就是服从的生活。“士兵没有国王，犹如绵羊没有牧人”，“农民没有地主管家，犹如土地没有农夫”，“工人没有工头，犹如运河里的水没有管理人”；中国类似的话则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最后，与集体主义正好相反，治水社会中的人是彼此疏远的、自保的、一盘散沙的。长官必须提防下属的伤害，因而与下属保持很远的距离。在古埃及，一个法老对他的儿子训示：“要远离你的下属，以免遭受到意外的恐怖。不要在一个人的时候接近他们。不要和兄弟推心置腹，也不要交朋友……甚至在你睡觉时，也要注意不要泄露你内心的秘密。”官员之间也要彼此提防。平民则担心不确定的惩罚和制裁，担心官员来找麻烦。当别人出问题时，多害怕受牵连，因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在《天方夜谈》中，当人们于门前发现尸首时，总是将其移到别人家的门口，以免被官方追究。当遇到溺水者时，人们较少愿意去解救，以免被怀疑为故意淹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大、集权、独断的权力机构使人们追逐、崇拜权力；“集体主义和服从”的心理特点正是权力主义人格中的“求同与顺从”；而人们没有安全感，彼此之间疏远、不信任、相互提防，一盘散沙则正是妄想狂的心理根源。内心缺乏安全感，所以觉得人世险恶，对别人，其实更是对自己充满了敌意和恐惧，因而更愿意把自己交给一个强大的权力。一个人连自己的兄弟、朋友、邻居和同事都不能信任，更不用说信任外国了。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敌意的世界中不能自拔，而没有注意到其实最大的敌人就在我们的内心中；我们恐惧别人“亡我之心不死”，而真正值得恐惧的，就是这种恐惧本身。
转自不锈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