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那是七十年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年代，我上小學。全國嚴打「投機倒把」。所謂的「投機倒把」，就是農民生產的東西不能自己自由的賣給別人，必須賣給國家，由國家賣給老百信。誰要是私自販賣就是犯法，一經抓住，不問青紅皁白統統沒收。輕者沒收，重者逮捕判刑。罪名是挖社會主義牆角，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等等。但農民們實在是太窮了，儘管這樣的嚴厲，偶然的還是能看見老實巴交的農村人跨個籃子，或者揹着口袋，裝成走親戚的樣子，鬼鬼祟祟地挨門挨戶地小聲地問人要不要。只要不被抓住，都能賣的掉，因爲農民的東西比起公家的東西來又好又便宜。賣的人悄悄的，買的人也是悄悄的，怕聲張了驚動了管理部門的人。
當時，我是個品學兼優的非常「紅」的小學生幹部，校「紅小兵」團委員。接受的是最最正統的教育，「投機倒把」是走資本主義，反黨反社會的教育早已深入我的心靈。一次次的政治學習，一次次的革命大批判活動，使我的革命立場越來越堅定，對黨越來越忠誠，越來越熱愛。此刻寫到這裏，自己都覺得好笑。可當時是那樣的認真，那樣的真摯。我經常想我要看到這樣的「壞人」，「壞事」一定要揭發。決不客氣。
當時管這事的是「工商管理局」。我們院子裏就住着一個工商管理局幹部。有一天，記得當時是夏天的中午，一個４０多歲的農民漢子拎者個裝了米的口袋，來到我們院子，偷偷地，小聲地在問誰要米。我看見了飛快地跑去報了告。當時那個工商幹部正在家裏吃飯，聽了後，二話沒說，放下碗就跑來了。走來就把那個農民的米給沒收了。可憐那個農民幾乎要哭出來，幾乎要跪下來哀求他：「這是我們家自己捨不得吃，省了多少天才省下來這麼點米。現在家裏人病了，等錢去醫院，實在沒有辦法，才這樣做的。求求你把米還給我吧，我不賣了，回家去用這米熬點粥給病人吃」。 可是那個工商幹部鐵面無私，無情地把米沒收了。當時全院的人都圍過來看，誰也沒說話。事後，那個工商幹部的妹妹當着大家的面狠狠地責怪我，就怪我嘴壞，報告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報告壞人錯了嗎？從那以後，我感覺到大人們對我沒有以前好，還提防我。我想可能是他們原來認爲我是個純潔的孩子，通過這件事，發現我沒有那麼純。冤枉！我正是因爲太純潔才去報告的呀。
幾十年過去了。這件事情幾乎被我忘記了。年輕時代偶然想起來也不以爲然。但是步入中年的今天，每每想起來就有一種揪心感。我的耳邊總是迴響起那帶着哭音的哀求。我不知道那個農民當時是怎樣回家的？有錢坐車嗎？他的家人，特別是那個病人是帶着怎樣的期盼等待着他回家呀。幾十塊錢對於有錢人不算什麼，但是對於一個貧病交加的家庭來說，意味着什麼？我的心好痛。誰能告訴我，我該怎樣彌補這個錯誤？當年被我傷害的那個農民啊，你現在在哪裏？請接受我深深地深深地道歉，不，是懺悔。我的無知和幼稚嚴重地傷害了你。
我常常在心裏怪罪那些當時在場的大人們：農民們賣自己的農產品沒有錯，你們也是喜歡的，現在我知道你們是非常同情那個農民的。可是當時爲什麼不站出來爲那個農民求個情？還有那個工商幹部的妹妹，從你責備我的話中我明白你知道你哥哥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爲什麼當時不制止？那個工商幹部，你吃着農民種的糧食，明知道是錯誤的政策也那樣堅決執行，而沒有一點人性和良心。
我更恨我自己。其實我是個善良的孩子，有很多次放學後組織幾個同學帶上家裏的掃把去公共場所打掃衛生，學雷鋒，做好事。看見不認識的老人提的東西多，我會主動的去幫忙。可我爲什麼會成爲一個可恥的告密者？可怕的是我沒有一點同情心，反而認爲自己做的對。
老師們，家長們，孩子的心靈是純潔的，請把世界上最真的理告訴孩子們，把真誠，善良，友愛的種子播撒在孩子的心田裏。
親愛的孩子們，用善心去待人，不要犯我犯過的錯誤。要知道，心靈的懺悔是很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