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王绍光一反常态

王绍光、胡鞍钢及丁元竹在《战略与管理》今年六月号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题目叫《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予人一种“诬蔑大好形势”的意味，但更惊人的言论还在文章里。他们说：

当前中国社合。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胡鞍钢们引用沈致远等的研究成果：

目前我国的许多突发性事件大都属于“能量积累型”，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能量”积累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前兆，而且问题积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显。目前存在的诸如腐败问题、干部作风亚心劣问题、社合？治安问题、拖欠工资和养老费问题等等，不解决或拖延解决，甚至对上“封锁消息”，将最终“一触即发”。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能量积累型”的突发性事件的话，这些事件可能会转化为“放大型”事件，以至于无法控制（失控）或者系统崩溃（政府突然间垮台）。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胡鞍钢们认为，大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有如下四点：

一、九五期间全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下岗工人总计四千八百零七万人。

二、农民因农产品价格下降损失了三千亿至四千亿元，但多种税费却加重了。

三、腐败造成经济损失，从一九九九年至二00一年，每年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四点五至百分之十四点九。

四、贫富不均扩大，基尼系数超过零点五。

以一九九九年到二00一年平均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偿约八万亿计算，三年因腐败造成的损失达三万六千亿元人民币。另外，基尼系数超过零点五即百分之一的人拥有逾半社会财富。

两亿城镇居民不满现实

胡鞍钢们说，根据零点调查公司二000年对十个城市居民调查，对市民生活不满者（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达到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二00一年这一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点六，即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不满意。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在“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过去三年的调查中……大约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不满意。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二亿人。这两亿不满现实的城镇居民，是埋在大陆底层的干柴烈火。

胡鞍钢们最后又说：

已经有学者强烈意识到，中国可能将发生严重的杜会危机。例如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早在一九九九年就发出严重警告，未来十年，中国发生社会不稳定状态的可能性要比过去二十年大得多，国民经济因社会失稳而突然陷入负增长的概率也较高。他指出，当金融体系崩溃，失业和下岗劳动力规模太大，城镇日益扩大的贫困阶层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社会将陷入动荡状态，国民经济将因负增长而蒙受巨大损失。

胡鞍钢们的文章罗列了许多事实和数据，说明大陆社会正处于火山口，但是他们耍了一下“滑头”，并不把“政府垮台”和“社会将陷入动荡状态”用自己的口说出，而是引用其他学者的研究，令人觉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干柴遍地只欠火种

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康晓光也在《战略与管理》今年六月号上发表了《未来三——五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其对中国社会面临动乱的分析，与王绍光、胡鞍钢不相伯仲。康晓光说：

中国大陆处于危险的平衡状态，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保持“稳定”的希望很大，但是“最坏”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当出现深刻的、全面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危机之时，将触发全面的、持续的动荡，如果这种形势不能得到迅速控制，那将导致政府不稳定。金融风险、不公正特别是腐败、不平等特别是贫困、流动人口等等都是“干柴”，而引发危机的“火种”可能是经济衰退、银行挤兑、台湾危机等等。

康晓光如此描绘对社会强烈不满的劳苦大众：

引起他们强烈不满的主要是经济不平等、贫困和腐败。如今，面对自己日益恶化的处境，面对精英们日趋疯狂的掠夺和腐败，面对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他们已经日益不满。值得注意的是，在今日中国大陆，大众的不满不仅源于地位的绝对下降，也源于地位的相对下降。改革不仅带来了急剧的社会分化，还带来了群体地位的“大颠倒”，今日的精英正是昔日的贱民，而如今的大众却是过去的领导阶级。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孕育了巨大的政治危机。目前，对社会和政治稳定威胁最大的大众群体，不是处于最底层的城乡贫困人群，而是失业或下岗的“国有企业职工”。由于他们的地位同时出现大幅度的绝对下降和相对下降，因此他们的不满最为强烈。同时，相对而言，他们也最具有破坏力。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他们集中居住在工厂附近，便于组织集体活动，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居住在大、中城市，与各级政府所在地近在咫尺，可以“就近取便”发起针对政府的集体行动。

但康晓光认为政府完全有能力镇压此类“分散的、短命的、局部性的集体大行动”。他认为，如下的情况才是致命的：

银行坏账、国有企业低效率、国内需求不足、世界经济疲软导致的出口和投资疲软，这一切随时都会触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将引起全国性的大规模失业、严重的贫困、银行挤兑、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引发遍及全国的大众反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所以会成为不稳定的导火索，是因为它们的影响波及到每一个人，而且短期内几乎无法扭转。缺乏大众的制约、广泛的钱权交易、党政系统内部的官官相护、代理失灵、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又使得孕育危机的问题难以得到及时而有效的缓解和解决。这意味著，在近期内，引发不稳定的导火索是存在的，而且存在著被点燃的可能性。

内部消息令御用文人感到不妙

胡鞍钢、王绍光、丁元竹及康晓光只能算是后知后觉者，早在二OOO年底，因替“六四”屠杀辩护而闻名于世的何新就断言中国“各种不可测的不安定因素正在积蓄，很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地释放出来。”

在有些人的眼中，“中国即将崩溃”的言论一向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海外敌对势力”耸人听闻的“恶毒中伤”。现在由中共一手豢养的文人说出，看来局势是相当“严峻”了……

为甚么御用文人一反常态呢？大家都知道，中共在民间对信息的流通控制得相当严，不让百姓得到任何不利于统治者的消息，以利控制人民，但内部则通过各种渠道，汇集了许多社会信息。只要看一看、《中国“六四”真相》，就可以知道，中共的特务搜集信息无孔不入。这些信息编成多种“密级”的内部资料，发给中共的高干和一些御用学者。胡鞍钢之流可能看到一些内部资料，这些内部资料当然不能像公开出版物那样“报喜不报忧”，必须比较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胡鞍钢们从这些内部资料中可能感到中共已没有甚么希望，因而才发出“中国即将崩溃”的悲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