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倒還不算奇怪。奇怪的是這個早就失去了正常思維能力的垂危老人至今仍然名義上領導著一個國家的應該是最富有生命力、創造力和想象力的羣體：作家協會。
還有比這更奇怪的。巴金當然不是江核心，他本人早就對什麼主席什麼長的頭銜不感興趣了。但問題是就象他的安樂死的請求被溫柔地拒絕一樣，他的辭職的請求也被多次親切地擋了回去。而到了最近這些年裏，他不但早已喪失了書面或口頭正式提出辭職的能力，而且辭不辭職的問題恐怕也早已不在他那殘存的一點點意識之中了。
那麼是誰對他這麼親切這麼溫柔的呢？當然是黨了。黨又爲什麼對他這麼親切這麼溫柔呢？當然是看在如今的巴老已經不能再喋喋不休地嘮叨建什麼文革博物館，而是一邊輸液灌氧一邊搖頭不算點頭算的份上。
這就是當今中國的奇觀：想死不行，想不當官也不行。黨要你活你不能不活，黨要你戴烏紗帽你不能不戴。要的就是這個終日臥床，最理想的就是奄奄一息。如今是想死死不了，當年政治運動中可是叫你想活活不成。如今是烏紗帽想推推不掉，當年是牛鬼蛇神的屎盆子牢牢地扣在頭上。如今也好，當年也罷，黨要怎麼擺佈你你就得怎麼聽黨的擺佈。在嚴冬一樣殘酷無情下苟活固然不易，在春風一般親切溫柔下想死更難。
這就是最徹底地落實了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改造你的時候整到你活不了，利用你的時候榨到你最後一口氣。巴金老人晚年的種種：他的隨想錄、他的說真話和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呼籲、他與官方的關係、他的作家協會主席的頭銜，等等，早就有人從不同的觀點撰文或褒或貶。而筆者以爲他的一生，其實也就和他的《隨想錄》一樣，在公諸於世之前，不知被刪改過多少回了，早就不是原來的那本書，也早就不是原來的那個人了。
那麼巴金又是怎麼看自己的呢？他說：我在17年中，沒有寫出過一本自己滿意的作品。這是巴金對從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這段時間裏自己創作生涯的總結。在中國，作家自己不滿意不要緊，只要黨滿意就行。而且往往是作家自己越不滿意，黨就越滿意。在17年中脫過不知多少層皮的巴老想必參透了這層文藝和政治的辯證法。至於文化大革命後的20多年呢，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巴老是否也有一句精到的概括，只知道他在醫院裏說「我是爲大家而活著」，但後來又說「長壽是一種懲罰」。
這些話就得讓人們多想一想了。按常情來說，這個「大家」小而言之，是親友，活下去是爲了他們的愛；大而言之，是盡心盡力照顧他的醫護，活下去是爲了對得起他們的努力。就巴老自己來說，這個「大家」大概也就到此爲止罷。如果有人要說是爲了千千萬萬讀者，恐怕這就是把一種在共產黨文化下培養起來的動不動就代表了誰誰誰的自作多情強加於人了。
不過，不管巴老本人是否到此爲止，筆者還是要把這個「大家」可能還有的意思再揣摩一番。如今除了親人好友和醫護人員，最希望巴老活下去而又不能說話的，恐怕就是我們黨了。你想，讓一個享有崇高聲望而又開不了口的人佔住作家協會主席這個多話的位置，世界上還有比這更絕妙的安排嗎？因此，如果巴老這個「大家」不幸也包括了我們黨，那這話就表達了一種想死死不了的無奈。
「長壽是一種懲罰」。這話更值得人們三思，但卻幾乎無解。誰來懲罰他呢？爲什麼要懲罰他呢？是爲了一生的虛名，還是爲了想懺悔而不能？？？人們儘可以提出這樣那樣的猜測，不過，和上一句話不同的是，這裏可牽扯不上我們黨。
爲什麼呢？因爲想懲罰你就不是我們黨了，想羞辱你才是我們黨。你要建文革博物館嗎？你要全民反思嗎？好啊，哪怕你一身反骨滿嘴牢騷，只要你說不了話，就讓你生不如死地活著，讓你比牽線木偶還要身不由己地任黨擺弄，讓你成爲一個我們黨心疼著名知識分子的標本，越是半死不活就越是有價值。
對巴金老人的羞辱，也就是對中國全體作家的羞辱。一個把中國作家幾乎一網打盡的官方協會，其主席是一個不但不能說話而且連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90老翁--甚至連老翁都不是，而是植物人。
世上還有比這更惡毒的羞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