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西方媒体几乎都说六四期间有几千人遇难──这些报导都是估计的数字，没有准确的消息来源和证实渠道。直至1996年12月12日美国《田纳西论坛报》（Tennessee Tribune）的社论还引述国际红十字会的估计说，一夜之间，至少有3700人死亡 后来我比较留心看西方记者写的关于六四报导的回忆录，看他们怎样评估六四死亡人数。

1994年，《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他妻子伍洁芳（Sheryl Wudunn）合写的采访回忆录《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出版，该书第三章谈到中国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对“六四”描绘说，在开枪几个小时之后，他俩曾到北京协和医院，但门口是警察守卫，最后一个同情学生的工人得知他们是记者，自告奋勇带路，通过医院隔壁一座建筑物的地下通道进入协和医院。他们看到成百中弹的受伤学生和市民躺满了病床和医院过道，在痛苦地呻吟、喊叫。后来他们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

1996年，加拿大最大报纸之一《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的记者黄明珍（Jan Wong）出版了她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其中第15章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在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的6月8日那天，她去了北京工人医院，看到那些神情恍惚的亲属们，在医院门口张贴的死者名单上寻找亲人的名字。由于医院不许记者进入，她在朋友帮助下从后门进入医院。该医院一位医生对黄明珍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四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她还写道，在6月4日凌晨3点15分到3点23分之间，她数了有18辆平板车把死伤者送往医院。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作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描绘说，他当晚在北京街头20分钟之内，看到6辆平板车，运载死伤者去医院。他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3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报告有321人死亡。

纪思道的书里说，在六四之夜开枪之后几个小时，他去协和医院，门口就有警察，因而无法进入。黄明珍的书里也写到，医生告诉她政府已经派人驻守医院，所有受伤者都有监护者。

所以，许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天安门附近的所有医院从一开始就被军人或警察把守住了，所以外界很难察访到世界最关注的死亡人数。

但最近仔细读1999年纽约“中国人权”出版的六四遇难者家属证词，我惊讶地发现，这些遇难者家属，在六四之后，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还有长达30天地在北京各家医院寻找自己的亲人尸体，医院并没有禁止。而且多位遇难者家属都描述说，在屠杀之后几天之内，北京很多医院门口都张贴出死亡者名单，和受伤者名单。有些医院还提供死者照片，供家属查找辨认；不少医院也允许家属进入太平间寻找。

遇难的北京仪表职大学生吴向东的母亲徐珏在证词中说，她们去了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看到每家医院门口都张贴有死伤者名单，各约400多人。最后在6 月5日下午5点多钟，看到复兴医院张贴出的第一批50名死者名单，第一个就是吴向东，然后在该医院的自行车棚里找到吴向东的尸体。

遇难的赵龙的母亲苏冰娴在证词中说，她们和亲属分头去北京各大医院寻找，在人民医院门口，看到有张贴出的140位死者名单。

遇难的北京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职员刘占民的家人回忆，他们在六四屠杀三天后，才在协和医院找到刘占民的尸体，编号为21，当时协和医院共有40具编了号的尸体照片。

遇难的北京石景山医院医生高原的家人回忆，他们直到6月11日才在复兴医院的自行棚里找到高原的尸体，已变形。

遇难的北京交大硕士研究生袁力的父亲袁可志在证词中说，他们在北京找了44家医院，找了半个月，直到6月19日在海军医院太平间才找到袁力的尸体。遇难的北京707厂工人陈森林的家属说，他们找遍北京各大医院，直到7月4日，即六四过后一个月后，才找到，由于尸体已腐烂，是通过死者衣服及死者生前胃切除留下的伤疤才确认的。

黄明珍在回忆录也说， 6月8日她在北京医院门口看到有张贴的死亡者名单，但黄明珍作为记者，却没有去看和抄录这个名单，或至少记一下死亡人数。

从这些遇难者的家属证词来看，《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书中所说的在屠杀之后几个小时协和医院门口就有警察守卫，不许外人进入的说法未见得准确。因为从后来遇难者家属证词的描述来看，无论是屠杀之夜，以及随后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并没有警察守卫医院，不许外人进入的事情发生。

如果记者们能像死伤者家属一样去各大医院查询，是完全有机会抄录下或拍下死亡者名单的。虽然这样查到的名单仍不是全部（因为有一些成被戒严部队就地掩埋或被军车运走，但根据当时的天气及紧张情形推断，数量应不会超过在医院的），但起码对死亡人数能有一个具体的、接近真实的了解。如果医院得到不允许记者采访的指示，记者们也完全可以扮做遇难者家属寻找亲人，进行查询记录。同时，从遇难者亲属的证词中，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多数医生都是怀着极大的悲愤在抢救受伤者，对家属们充满同情（可以想像那些亲眼见到众多死、伤者的医生们会是什么心情！）。所以，通过遇难者家属的证词，我感觉在当时的情形下，调查是有可能的。至少把各个医院门口贴出的死亡名单抄（拍）下来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说像纪思道这样高鼻子的美国人难以扮演遇难者家属的话，他的妻子伍洁芳是华裔后代，长的一副中国面孔，仍是有机会随同寻找遇难亲人的家属一起进入医院寻访死亡人数。但根据纪思道的回忆录，他们仅去过一次协和医院，没有得到具体数字。书中也没有说他们去了其他医院。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也是华裔，不仅长相和中国普通人一模一样，而且当年为了追求毛泽东的革命理想，曾前往北京居住多年，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她如果去北京各家主要医院寻访，应该有可能得到大致死亡数字。

而且即使作为外国记者实在有困难去医院，他们在北京都雇有中国人助手，但上述两本书里都没有提到他们曾为此做过努力和尝试。

六四屠杀12年后，至今我还没有读到其他外国记者谈到他（她）们曾去北京各家医院查访死者数字。这样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关键的新闻，当时各国在北京的记者都没有做，这真是一种遗憾，说它是西方记者的集体失职，其实也不为过。

但在检讨西方记者的责任问题时，更应该提出来检讨的是中国记者，包括香港记者，台湾记者，尤其是北京的各大报记者，当年曾打着标语要新闻自由、有良知的记者，他们比外国记者更有便利条件去北京各大医院寻访死者人数。如果有一个记者能像遇难者家属那样查询北京44家医院，那么他（她）会给世界提供一份多么珍贵的资料。

但迄今为止，尚未读到任何中国记者描写的屠杀情形和对死亡人数的调查。十多年过去了，如果当时有中国记者做了这种重要的求证查访，这么漫长的时间过去了，怎么也会拿出（送到海外）他们的寻访结果。看来，可能性很小。中国的记者们做的可能还不如纪思道、伍洁芳和黄明珍，毕竟人家各去了一家医院而且十多年来，偌大个中国，13亿人的中国，只有丁子霖一个人在独力做这件死亡者名单的寻访调查，1994年，丁子霖发表了她撰写的《六四受难者名册》，有名有姓的遇难者有96名。1999年，丁子霖寻访到的死者名单增加到155名，还有65名伤残者名单。新闻记者应该做的事，却由丁子霖一个病弱的女性做了，这是丁子霖对中国人、对六四真相、对历史──最重要的贡献；同时这一事实也标志着全球新闻记者的一个明显的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