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的，西方的投资仍然心存幻想和侥幸，并没有因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暴露出来的共产党政权的残暴性，而从道义上裹足或暂时却步。相反的，外资(包括台湾)的投入一直在直线上升，到今年为止一共有三千六百亿之多，这无疑是给贫病的北京政权大量输血。今天北京政府掌握着相当丰厚的资金，籍以提高它们的军事实力和加强国内的政治控制。共产政权的稳定性与西方的投资及贸易环环相扣，有着密切的倚存关系。
然而，中国经济的增长是畸形的。首先，东部沿海城市因外资及外贸的影响，使得各方面显现蓬勃发展；但它实际的经济发展与农村几乎完全脱节。在共产专政下，农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加上共产党官僚集团的贪婪和无法控制的剥削及压榨，农村面临资本不足的困窘。而生产环境因政治制度的限制，农民对生产愈来愈不感兴趣。根本谈不上进行大规模生产了。目前，农村劳动力大批流向城市；农产品成本日趋上升；国家的农业补贴实际上到不了农民手中。中国的农业实在是一个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农业危机步步进逼，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农村问题历来是中国根本性社会问题之所在。
其次，国有企业继续如毒瘤一样缠黏着经济体系。中央政府的竭力想摆脱困境。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工人，形成社会的政治动荡。国有企业实际上是财富的强烈摧毁者，有人说，如果把国有企业全部关闭，而继续支付全体工人的工资，其代价也要比现在付出的少些。但是在共产党政权之下，这是做不到的。如果全部放弃国有企业，让私有制扩展到全部经济领域中，那么共产党政权将失去一切理论及法律的依据。这又是一个根本的结构性问题。
第三，金融业实际上已经面临破产，中国的四大银行，百分之八十贷款是发放给国有企业的。这些贷款大部分是收不回来的，银行无利润可言，它们之中的三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已经资不抵债。金融业及国有企业是当今共产党官僚攫取财富化公为私的主要管道。这不同于常说的贪污，这是合法地在国家各个层次上进行掠夺。
共产党早期把私有财产全部转化为公有，这叫做共产主义革命。现在是逆转过来，把公有财产转化为私有，这一过程是通过目前的种种法律合法进行的，所谓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们不仅将国有资产转化为私有，并且大量转移到国外。这就是今天我们在香港、欧洲及美国各地见到的购买豪宅、开设公司的共产党新贵。那些号称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恬不知耻的，通过控制的权力掠夺财富，成为新的官僚资产集团。他们对民主、自由、法治实在并无兴趣。真正的法治及民主制度将使他们失去已占有的天堂。
由于多种社会因素，中国的储蓄率高达百分之四十。银行资金中的百分之六十，即约六千亿美元的存款来自当地居民，这是政府银行放款给国有企业的主要来源。但是向没有发展前途，没有生产效率的国有企业放债，不仅违反金融业的基本规则。而且实际上是限制了经济的增长的潜力和就业的创造力，而且形成了巨大的潜伏的金融危机。当然，中国政府声称拥有一千四百亿美元的外汇存底及每年五百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似乎增强了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心。但是，考虑到政府有多少外债，以及资本大量流失的状况，这些都不能使人民的信心提高多少。如今只是靠政府来对银行存款提供政治担保，但这不是说银行信用不会发生危机，一旦存款人对政府的担保失去信心，那时候政府只能用货币贬值或银行倒闭来解决问题了，那么一场政治危机又将触发。
第四，今天在中国大陆，近半数的出口商品是由外国投资或合资企业提供的，并且提供了城市劳动力十分之一的就业机会。在出口贸易中赚取的美元，是目前中国政府收入不可缺的一部分，这种依赖性正在增加之中。
西方似乎非常需要中国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以及由中央极权制度控制下的廉价劳动力，并期待在廉价制造的货品上继续获利。他们耐心地在等待投资获得回报，因而西方极力希望看到这个政权及社会稳定，这一点，同北京政府当今的政治口号“稳定压倒一切”不谋而合。共产政权声称的“革命物件”--国际垄断资本之间的关系逐步成了形影不分的关系。
我们应该观察到，中国更需要西方，实际上对西方的资金及技术的依赖性日益增长。这应该是国际社会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契机、促进社会进步繁荣的政治资本。可惜西方的主要政府纷纷把人权问题与贸易脱产了，这是一种典型的绥请政策。今天西方投资，贸易额在增长，大陆经济在上升；但人权状况并未好转。民主自由运动仍然遭受镇压，这种倒行逆施的矛盾行为有增无减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突然在二000年急切要求加入WTO，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在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年外资投入的放慢，这对共产党需要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可怕的因素，因而需要尽快与美国达成WTO协定，这个协定的签定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实际上，北京当局非常清楚，它们加入WTO可能引发的国内经济及政治上的麻烦。可以肯定，北京加入了WTO之后，会像打太极拳的慢动作一样。北京政府将会设置许多“路障”，让进入WTO的车慢慢的开，甚至开倒车。西方国家领导人认为WTO可以把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纳入国际秩序，可能引伸出一种政治模式，即投资及WTO的结果最终将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所谓金钱可以改变专制政权。这种对中共政权的幻想，就好像可以使老虎改变成素食者一样荒唐。
共产党奉行的是消灭资本主义。它过去做了，现在也并没有宣布改变它的伟大的革命纲领。只不过如邓小平所说，这只猫可能改变颜色，变白或者变黑。但还是抓老鼠的猫。也就是说，我今天需要你的钱、你的技术，因为我在这方面不如你，我需要这些来稳定我的统治。当然，你可以赚到一点钱，但我决不会放弃我的共产主义革命。有谁听到江泽民或他的继承人宣布放弃共产主义，而让中国进入自由民主的社会？
许多政治家及学者，是不相信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转变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及传统等方面来看，这种观点有其道理。但不等于说中国人不应为自由民主奋斗。也不等于说共产政权可以绵延千秋万代。有人说给共产党的开明派或者民主派一个机会，去制造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这种设想，实际上给当权的共产党政府一种开脱及合法存在的借口。
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巨大人力资源的国家，这样一个恣意于权威政治、民族主义、封建统治的国家，如果仍然继续在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之下，不要说人权状况提升无望，就连经济也是不可能达到真正繁荣，政治腐败与黑暗也一定日趋严重。在国际上，这些将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祸源，对国际的和平及安全也肯定是一个巨大的阴影。
──原载《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