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虚浮的数字淹没。在5000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半部份，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今有十二亿多的消费者。北京公布了2001年各项经济增长率约为7.3%，在全世界大部份国家增长率跌到接近零的时候，中国的增长率是最高的。中国2001年吸引的47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而居亚洲各国之首，中国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造价270亿美元的三峡大坝，修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通西藏的铁路(海拔5,000米)。中国炫耀这些令人羡慕的统计数据，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传奇故事，至少，比那些无法完全用数字计算财富的国家，比如法国，看上去要巨大辉煌的多。
然而那些数据本身很难说是科学的。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起飞始于一九九二年七月邓小平“南巡”深圳。在高尔夫球车中休息时，这位87岁的最高领导人要求地方官员再加倍努力，吸引外资与开放经济。这番谈话开启了近十年的两位数的经济成长率。真是那样吗？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期间中国冒出的几近白热的成长数字，现在看来是由讨好上级的干部假造的。
一九九七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北京要求经济成长率至少应维持百分之七，以创造足够就业，防止社会动荡。难怪，从那时起，中国公布的经济成长率就从未低于百分之七。邓小平南巡后，省级官员上报的数据成为“评定地方官员政绩的一项重要标准”，国家经济研究所的王晓路(音译)说：“这就形成了数字造假的刺激因素”。
经济学家与中国观察家对中国的经济数字一直是心中有数的，看来也没人因为数字浮夸而不满。但是最近发生在大庆与辽阳的大规模失业工人示威事件，则凸显浮夸造假的危险性。成千上万走上街头的失业工人根本不在政府的失业统计中，因为他们被视为“下岗”工人，每月他们从原来工作机关领取微薄生活津贴，因此不算“失业”；但工人上街抗议，往往是因为原来就不足的生活津贴都没有着落。如果国民生产值的成长真的远低于官方所宣称的话，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去年的实际成长率只有3%，这些示威事件显然加强了这一论点。
中国人在算术方面并不差，早在公元三世纪，他们发明了算盘，但今天在中国，数字经常被看作是华丽的修辞，最近朱镕基总理平淡地谈到他的政府是否实现了“一个必须，三个完成，五个改革”承诺。当前造假作风已渗透到北京公布的几项主要统计数据之中，甚至有些中国经济学家都认为，在经济成长的大画面下，工业输出值被夸大，官方失业率严重低估，几百亿坏账贷款拖垮了中国的银行，更不用提及中国的军费，去年官方的数字是170亿美元，实际数字可能是这个的五倍。
真正的问题是，在中国数字往往是政治而不是科学工具。在1958至1960年大跃进灾难中，毛泽东政权在几百万人饿死的情况下吹嘘钢产量的巨大成就，实际上是土法炼钢的废品。政治敏感性的死亡或伤亡数据，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到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或者当今的爱滋病危机，都不可避免的是低估数字。客观统计报道的最大障碍事实上是由于“各省有政治压力，要达到和超过一定的指标”，北京的一名西方外交官说：“结果呢？他们达到或超越了他们的指标”。本月初，广州日报报道说湖南省一名乡镇官员假造总产值和盈利数据，结果被提拔为县统计局局长。
自1998年以来，几乎所有的省级当局都浮报成长率，导致给分类的总和累加后竟大于整体数值。(在本月中国人大会议公布的统计报告中，除云南外，各省上报的国民总产值成长率竟高于全国的7.3%。)一月间，香港的经纪事务所CLSA发表声明：“不值得浪费纸张去写那些显示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成长最快的数据”；该公司甚至拒绝预测中国2002年和2003年的国民总产值成长。美国匹茨堡大学教授劳斯基(Rawski)对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毛额曾作极详尽研究，比较大陆能源消耗量、农业生产量、工业生产量及水灾、旱灾等因素，他的结论是，中国大陆经济可能实际已萎缩，1998年为负增长2.2%，1999年为负增长2.5%。
另一方面，为掩盖经济改革和重建的痛楚，失业人口数字被压低，官方2001年3.6%的失业率不包括下岗工人。据估计去年下岗工人约达一千万人。失业人口也不包括离开农村进城寻求打工的农民，即“浮动人口”，约一亿五千万流民至少季节性失业。清华大学教授胡安刚(音译)以更符合国际标准的失业定义对此问题作了研究，他认为中国去年的失业率在农村是7.6%，在城市超过8.5%，远高于北京声称的引发社会动乱的警戒线。胡警告说：“我们正面对着潮水般的失业工人。”
隐藏在中国债务数字后的可能是一颗更危险的定时炸弹。人民银行总行长戴相龙在本月的人大会议上承认，国家内债远高于官方公布的2001年国民总产值的16%。戴说如果把短期的国家退休金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以及各大银行的坏账贷款计算在内，内债接近60%。戴不寻常的坦率是个好消息，但坏消息是独立的经济学家认为，戴的统计仍旧是基于中国年鉴上的国民总产值成长统计数。经济学家劳斯基认为，更实际的数字还要高，接近100%至125%。仅国营银行的坏账贷款数目就很吓人。中国银行于1999年报告了该行两个不同的坏账贷款数据，一个是根据中国统计方法，另一个更符合西方的会计标准，后者大于前者2.6倍。穆迪(Moody’s)咨询公司认为中国四大银行的账目“毫无意义”。
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这种差异证明了大众想象中的中国魅力实际上是赝品。《中国梦》的作者乔.斯图维尔在书中警告投资者，他们试图去测定中国的潜力的话会“打开统计界中的‘潘朵拉魔盒’”（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命潘朵拉带一个盒子下凡，潘朵拉私自打开盒子，导致里面的疾病，罪恶，疯狂等所有祸害散布到世上。）。他认为北京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沙堆上的，类似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驱使苏联的那种狂妄自大。”戈顿.张在同名的书中更进一步预测，十年之内“中国的崩溃将来临”；他确信该统治集团不久将无力用赤字来推动中国现在的经济成长。这些非乐观人士给那些把北京描绘成一道通往十二亿热衷消费者的大门的商业狂热浇了冷水。(事实上，人口普查没有计算许多儿童，实际人口接近十三亿)
……北京不能期望别人永远对它的假账视而不见，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俄罗斯和阿根廷以及安然(美国大型能源公司)的崩溃，世界上最近绝大多数触目惊心的经济瓦解，由于数字不准确而雪上加霜。给巨人中国的许多问题戴上面具只能保证它跌倒时更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