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由于社会上、特别是党内反对三个代表的声音过于强大，使之还无法在现实中进入大规模的具体实施阶段，只能加强舆论造势和压制反对声音，以便争取更广泛共识。而争取舆论共识的关键便是收买知识分子，特别是在主旋律越来越无人理睬，而著名文人的声音越来越具有民间假相的情况下，争取到文人们的支持至关重要。

在最坚决反对三个代表的毛派中，发起点名批评江泽民的上书活动的组织者就是著名的毛派文人魏巍。这位靠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篇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起家的文人，一直是中共最得力的御用笔杆子，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思想文化界的整肃运动中，魏巍都紧跟党内毛派，扮演着左派急先锋的角色。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全力捍卫中共正统意识形态的行为，竟然遭致近乎于当年被整肃的自由化文人的命运，虽然没有严重到海外盛传的被抄家的地步，但变相软禁则是事实，连他称病住院也被严密监护。经过此次较量，魏巍已被江核心彻底排除在主流文坛之外，一向在作协中都有高位的魏巍，在此次文代会中，不但未进主席团和作协领导层，更连代表的资格都被取消。而与他观点相同毛派文人贺敬之和柯岩夫妇还在代表的名单中，但在官方作协中已经没有显赫的地位了。

江核心在动用权力打压极左派的同时，更以三个代表来吸引各方面的人才，十六大前的实际操作已在悄然进行。据说，在“七一讲话”过后，江核心通过曾庆红在内部提出“网罗天下才俊”的方针，甚至六四后被边缘化的赵紫阳时代的体改所中的人，都被列入网罗之列，有些人已经被曾庆红召回体制内再次充当智囊性幕僚。90年代中期回国被拒之门外的北岛，近期也被恩准回国探亲并顺利回到美国，让流亡海外的异己知识分子似乎看到了微茫的希望。

此次作代会的人事安排更透露出江核心要“网罗天下才俊”的明显信息，在新一届作协的领导层中，虽然江泽民的亲信金柄华为书记处书记，掌管御用作协的实际权力，但巴金再次当选作协主席，八十年代风光无限的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六四后一直在政治上受到左派文人的打压，很难染指官方作协的实权，玛拉沁夫和王蒙之争，曾经引起过文坛的广泛关注。此次作代会上，这批右派文人又有了在政治上抬头的明显迹象，如王蒙当选为第一副主席，成为仅次于金柄华的重掌作协实权的人物；因鼓吹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课而被中宣部内部点过名张贤良，这次也成为主席团委员。另外，作协副主席和主席团的名单中，政治上右倾的知青作家群体占据突出的位置，王安忆、张抗抗、韩少功、池莉、舒婷等人都榜上有名。他们在政治倾向上与文坛的玛拉沁夫、贺敬之、魏巍等左派对立，而与王蒙为代表的右派作家之间却有着患难与共的共同命运感：六四前他们执掌中国文化界的主导权，而六四后他们统统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现在又借三个代表之风重新回到了作协的权力核心。

同时，在改革后的历次整肃文人的运动中遭受批判甚至牢狱之灾的自由化文人的名字，也大面积地出现在此次文代会的代表名单中，如王元化、吴祖光、杨宪益、牛汉、韦君宜（这位值得尊敬的老作家前不久去世了）、流沙河、孙静轩、公刘、邵燕祥、曲有源、童庆炳、王富仁、谢冕、孙绍振、沙叶新、梁小斌、王晓明、方方、鲁枢元、陈汉元、刘心武等人。 这次会议，占尽风光的名角，除了中共第三代的核心层之外，就是八十年代由名作家跻身高官的王蒙了。当时，王蒙在文坛和官场皆风光无限的成功之路，似乎成了中国文人的楷模。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以领导人的身份作报告的前文化部长，在此次会议上代表作协致大会闭幕词，无怪乎他表现出近年来少见的亢奋。他高调赞美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个激励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去创造去奋斗的大会”，他代表新一届作协领导机构表示：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负同行们的信任，以创新的精神和富于热情的劳动服务于文学界，和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一起回应时代和人民的呼唤，努力开创新世纪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局面。王蒙所致闭幕词的结尾，使用了近年来罕见的高亢词句：“让我们把这次大会作为新世纪文学大军远航的开端吧！”这样空洞的文革式口号语言，即便在王蒙达到权力的顶峰时，即他担任文化部长时也很少见，可见此次会议上他受到江核心的厚爱程度之深，其心情是何等舒畅！

极为巧合的是，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似乎也在为统治者和文人之间的新关系做脚注。此剧着力表现的主题之一，就是康熙怎样刚柔相济恩威并用地打动了征服了高傲读书人，皇权的威严震慑住书生的傲慢，帝王的仁慈感化了书生的抗拒，龙廷的智慧征服了书生的博学，而与《雍正王朝》一味凸出“清流误国”，为雍正大肆诛杀敢于挑战皇权的谏臣言官辩护的倾向，形成了巨大反差。两部清廷戏这一正一反的微妙对比，肯定与历史本身无关，而是为了“以史颂今”。因为编导们全不顾忌史实中的康熙王朝，乃为“文字狱”泛滥的时期，恩典的背后是血腥的恐怖。

更为巧合的是，一向以“极左”著名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高调反左，在此期间发表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武国有的谈话《怎样认识新形势下“左”的表现》。此文搬出“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邓小平遗训，言词驳斥种种“左”的危害。文章说：首先，“左”主要表现为思想的教条化，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有悖于江核心提倡的“与时俱进”。其次，“左”常涂有浓重的革命色彩，更具欺骗性；再次，“左”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很顽固很僵化，危害也更大。所以，整个改革过程中，中央一贯强调反左。文章指出了当前“左”的三种主要表现：1、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2、不能正确地看待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的劳动，往往套用“剥削”的框框来歪曲知识分子的特殊贡献和较高报酬。3、以过时的旧的“阶级”观点划分新时代的新的社会阶层。

在全新的形势下，“左”仍然死守旧框框，把“无产者”作为执政党成员的唯一政治标准，作为中共政权的唯一社会基础，作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政党理论的核心，而把有产者排除在政治和中共的代表性之外，也就等于把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学说排除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左”捆住人们的思想和手脚，使之无法“与时俱进”，开创中共领导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新局面。“左”在政治上歧视甚至主张重新剥夺“富人”，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扼杀最能创造财富的生产力。而反左就是鼓励人们发财致富，转变中共政权的阶级基础；给富人以政治上的优待，就是为了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文中的第二条特别提到正确对待“脑力劳动者”。

由此背景看，就不难理解江核心如此重视此次文人大会。据参加会议的人讲，当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按先后秩序出现在文代会代表们面前时，受到掌声欢迎最热烈的是最后出场的朱镕基，其次是第一个出场的江泽民，而李鹏出现时几乎没有什么掌声。朱镕基在为文人们做经济形势的报告时，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特别是他作报告时的小幽默更引起文人们的兴致。朱镕基会讲着讲着就调侃一下坐在旁边的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每逢此刻，全场都会发出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如果从江泽民为“三个代表”以及十六大的权力分配而寻求知识精英支持的角度看，此次大会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如果从知识分子与执政者之间的关系的角度看，文人们得到的不过是恩赐的优待，其毫无独立性和正当权利的依附地位丝毫没变，仍然是附在权力之皮上的御用之毛。在我看来，此次盛会不过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按照排练好的节目单，集体表演中国式的新版“天仙配”而已。以枪杆子为后盾的执政者们故作柔软身段，以笔杆子为御用工具的文人们大演效忠秀。尽管在利益至上、讲究计算成本和收益的当下中国，二者表演的“天仙配”只是一种交易，且散发着心口不一的犬儒气息。但是，“三个代表”的提出者确实想让精英们发自内心地承认自己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文人们也确实想借此东风重温被最高权力恩宠的荣耀，可谓一拍即合，何乐而不为！

无论独裁者对文人们表现出怎样的仁慈恩宠，也无论文人们是否真的以心相许，即便双方营造出的盛会之和谐皆发自内心，也丝毫没有改变千年一脉的帝制传统：“娼优所蓄”的文人们不过是在为自己的耻辱史再添新的一笔而已。

在这样的文坛盛会面前，去年五月，我的好友王力雄公开发表声明退出中国作协的举动，越发显示出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独立、孤傲、勇气和正义感。他在失去受到恩宠的大好机会的同时，也与组织化制度化的自我羞辱彻底告别！

2002年2月7日于北京家中（《开放》2002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