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任何上規模的平民集會與示威遊行，都很容易讓政府聯想到顛覆政權的陰謀。而中國政府在信用上，從來就不曾讓人放心。它對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也常常採取模棱兩可的態度。這就使得中國政府與人民羣衆相互間幾乎沒有什麼信任感可言。我必須大膽指出，產生這個現象的責任完全在於政府方。比如，政府執法部門在某些中、高級領導的授意下，可以完全不通過法律程序對公民進行逮捕，進行祕密審判。這不僅僅是一個政府信用、形象好不好的問題。這首先就降低了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同時也表現出它對自己非常缺乏信心。因爲，他們連自己能不能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都缺乏信心。

事實上，羣衆大規模的集會遊行正可以考驗一個政府的信用度及其執法效率。因爲這時，社會矛盾已經浮出水面。一個政府的水平，也正是通過它在處理這些社會矛盾的手法的是否高明上面體現出來。

根據世界近代史上的經驗來看，政府對羣衆和平集會採取非法手段加以綁架、逮捕，似乎不但不能消除、而且只會加深社會矛盾。這樣的非法手段每用一次，也就好比是在黃河邊上加高了一層堤壩，最終將使黃河成爲一條懸河。我們的祖先大禹以疏導代替圍堵來治理黃河的典故，體現了很高的統治藝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則古代封建帝王及臣僚們都懂的道理，在現代社會中仍具有其不凡的意義。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下崗工人的運動與當年大學生的運動不同。他們在維持最低生活水準的經濟來源都被剝奪時，就更沒有什麼好失去的了：坐牢與在外邊捱餓對他們來說區別不大。所以，一味抓人，並不見得會產生當年逮捕學生的效果，而鎮壓的手段則更不可取。下層勞動人民在貧困到無可忍受時，生命對他們來說就已經不再珍貴，有時反而成了可以捨棄的包袱。民不怕死，怎能以死嚇他們！到那時，受損的將不僅僅是人民與政府，而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

盡力滿足勞動人民的需求、從而化解社會矛盾，乃是執政黨的天職。中國的各級黨政機關大樓的辦公室裏，經常都掛着「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燙金大字。但是很不幸，老百姓從來就沒有對這句空話抱過任何指望。其實，只要政府能夠依法治國、依法治官、依法治民，老百姓管你是不是人民公僕、你在爲誰服務！不管縣太爺、還是賣飲餅的武大郎，大家都是拿工資掙飯吃。當官的對不起那份工資，老百姓當然有權把他撤了。所有現代化文明國家都這樣，也不見人家就變了天了。參照西方國家，及時進行體制改革，取締特權階層，同時開展全國性的懲治腐敗的活動──所有這些都是政府遲早要做的事。爲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今天不做，明天也要做，而，遲做不如早做，早做不如現在就做，還趕得上青史留名。

因此，中國政府現在絕不能再任意漠視民意了。處理這起風波，政府應該立即把工人們被貪官污吏剝奪去的利益還給他們，釋放所有被扣壓的工人代表，承認工人運動的合法權利，同時，把大慶石油管理局裏涉嫌腐敗的官員移交法辦，查個水落石出，並將審判結果公諸大衆。以後，其它地區有類似的事情都依此處理。如此一來，政府將會在中國的民主進程中邁出很好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