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招待會由中央電視臺邢志斌女士率先發問，這種開場「莊嚴」地宣告了這自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記者招待會」。在這一點上，人們能看到中國在開放道路上究竟走到了哪裏。不過遺憾的是，人們似乎對這種100%的政治演出已經習以爲常了，不過我寧願相信，朱鎔基本人對這種「導演」並不十分中意，這是朱鎔基一個令人欣賞的優點。
這次記者招待會最引人矚目的是朱鎔基對「本屆政府」政績的說明，由於這種說明主要是通過反擊批評來進行的，這至少傳達了兩種信息：第一，朱鎔基在做政治告別，第二、這種告別之所以以這種論戰性的方式來進行，充分說明了在黨內高層對他本人或「本屆政府」存在激烈的批評。如果說香港媒體往往是大陸政情的晴雨表的話，這種分析就更是可信的。事實上我們看到的不是「本屆政府」在向「選民」敘職（沒有這種壓力，也沒有這種政治傳統），幾乎也不是朱鎔基在答記者問，而是一個被批評壓抑了很久以後的總釋放，一場看不見對手但顯然知道對手在哪裏的公開辯論。此前，關於赤字問題，關於1998年的幾項承諾的落實問題，關於金融腐敗問題，都是朱鎔基的「問題」，現在我們看到，朱鎔基對回答這些問題是「胸有成竹」了。
我並不關心黨內的批評，我對海外媒體對人事變化的「政治故事」的熱衷也一直不以爲然——對於這樣一種政治體制來說，政治預測更多是在講故事，因爲它是不可預測的。更重要的是，關於權力紛爭的探究客觀上導致了政治研究中的權力崇拜或一種特殊的權力中心主義，也使這種研究本身忽視了學術研究自身的特點。我關心的是朱鎔基這種辯護在學術領域是否是說得通的，是否是符合實際的。
朱鎔基給人一種記憶很好的印象，這種努力是通過對一些數字的強調來體現的。但問題在於，關於赤字規模、關於GDP、關於糧食儲備、關於國際貿易等方面的數字的統計口徑究竟是什麼，統計方法是什麼。我們不能忽視關於中國統計質量的那些悲觀評論。更重要的是，朱鎔基在談到「本屆政府」政績的時候說：財政赤字成功用用於基礎建設等方面，同時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以爲「用於基礎建設方面「這種說法基本上是可信的，但這顯然是不完全的。關於「本屆政府」其間的軍費增長和行政開支增長是官方公認的「成績」，而其中人們對於各種重大慶典的花費、對三峽工程（儘管這不是朱鎔基的「項目」）、對一些豆腐渣工程仍然記憶猶新。基礎建設的質量問題至少和基礎建設的數量問題同等重要。
至於說到提高人民的生活，這種說法和他「最頭痛」的「8億農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少、個別地方還有下降」，這二者顯然是矛盾的。不過我承認，朱鎔基在談到農民問題的時候，他的表述基本上是誠實的。但他在調侃美國提高鋼材關稅之後所給出的解決之道，也是值得討論的。中國農民的問題不僅僅是糧食剩餘導致的農產品價格下降和收入水平下降，更根本的問題是：第一、糧食過剩是如何產生的，一方面，這和中國傳統農業制度安排有關，特別和政府投資體制有關，比如，人們有理由問，在赤字和財政收入大幅度提高的過程中，轉移支付給農業的究竟有多大比例。另一方面，「本屆政府」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第二、農民的問題不是農民的問題，而是城市的問題。一方面是剛剛談到的：農業並不是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收益人，由於儲蓄和貸款之間的產業差異，農民還可能是「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受害者。另一方面，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不在糧食作物的減少，更根本的出路是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而在這一點上，現行的城鄉體制、特別是就業制度仍然嚴重地制約着農民的自由。在這一點上，可以說農民的出路不在與減少糧食的庫存，而在於給農民自由，並在文化教育方面提供政府援助和財政反哺。
朱鎔基是中國當代政壇少見的有個人魅力的人物，當然這主要是在那個體制內部「橫向比較」而言。他畢竟仍然是生於茲長於茲的政治人物，對開放社會的政治文化和經濟政策仍然僅僅具有「間接知識」。這一點也可以從他對待國外記者的態度上表現出來，儘管這種態度有部分是表演給國內百姓、特別是同僚看的。比如，他習慣於先入爲主地認爲海外記者的問題是充滿挑戰性的，其次，這種挑戰是有敵意的，至少是不友好的。此外，我相信輿論肯定對朱鎔基關於政治改革問題的答覆印象深刻，但遺憾的是，關於這個問題，朱鎔基表現出可以理解的「政治成熟」：就兩句話，不越雷池半步。這種謹慎當然也不僅僅是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也和朱鎔基本人對當代政治文化的認識水平有關。
那麼我們如何評論記者招待會的記者們呢？總的說來乏善可陳，甚至是令人失望的。關於16大人事安排的那些追問，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總的說來這些提問是失敗的，因爲朱鎔基的回答沒有提供任何有價值的信息。我倒不是說這些問題不應該問，而是說這種提問的方式值得研究，事實上這些問題在提問之前他們就應該知道朱鎔基的答案——朱鎔基肯定要這麼回答的。我說記者們令人失望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問題在客觀上還產生了這樣一種效果：被動參與了關於「中國問題」的官方定義：這些問題不包括人權問題、不包括每天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各種災難、不包括河南艾滋村的悲劇及其抗議、不包括剛剛發生的長春電視臺事件……當然，國外記者的「參與」是被動的，但顯然，很多真實問題因此被邊緣化了。
所以，對這種半吊子「直播」人們還沒有理由那麼感激而歡欣鼓舞，因爲直播不僅是法律上的公民知情權的內在要求，更重要的是，這種「直播」還不是「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