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爲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爲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爲我不是工會成員；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爲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爲我說話了。」

多麼沉痛的懺悔！可是一切都已經晚了，因爲人已身陷納粹集中營了。面對邪惡而作「看客」等於同謀！對此，愛因斯坦留下了一句千古不滅的名言:「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爲是非常惡劣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意見，對它們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當那些「非常惡劣和不幸的情況」發生時，正是我們一次又一次的默不作聲，助長了這種惡劣的氣焰，使惡行得以在人間肆無忌憚。在這一意義上，我們都不僅僅是受害者。英語裏有句成語說，「沉默不是中立。」(「Silence is not Neutral.」)

在中國近代的每一次政治運動中，當權者都成功地運用了「95%對5%」的心理戰術。每次運動的任何一個階段，只有5%的人是捱整的對象（他們被定義爲「一小撮」），而其餘的95%則是安全的。這就助長了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即不擇手段地加入95%，甚至以犧牲他人爲代價，而對於那5%所遭受的痛苦與不公卻冷漠以對，視而不見。然而這5%卻輪轉得非常頻繁，到頭來整個民族都成爲屈從於強權的受害者。

有一位中國作家對於文革前後國人的人性作了精闢的論述：「在文革期間，正該是站起來(仗義直言)的時候，每一位公民卻都跪了下去(屈從於強權與迫害)；在文革結束後，正該是跪下去(反思與懺悔面對強權與迫害的沉默)的時候，每一位公民卻都站了起來(控訴與鳴冤)。」文革結束後，全國人民齊聲控訴「四人幫」，把所有的責任都歸之於「四人幫」。卻很少有人能象尼莫拉那樣反思一下自己面對迫害、面對罪惡的所作所爲。面對罪惡，整個民族都曾作過「看客」，卻只有作家巴金先生有勇氣將自己置於道德法庭上審判！

今天，中國的法輪功學員第一次衝破了這個「95%對5%」的「怪圈」。不是一個兩個人，而是成千上萬的人不怕當那5%。他們勇敢地站起來，爲了自己的信仰和尊嚴，爲了人間的公義，不論自己屬於5%，1%，抑或是一個人！縱觀中國數千年曆史，人們面對強權的壓迫，多不外乎兩種情形：或如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以暴易暴，或隱忍求安，甚或吃人血饅頭。

而法輪功學員對於強權鎮壓不屈不撓的和平抵抗翻開了中國歷史上嶄新的一頁。他們不願低頭屈從於強權和暴力，不願違心說謊。面對壓迫，他們高昂著頭顱，只爲了說一句真心話：「法輪大法好！」儘管他們深知這樣做的高昂代價。這決不是政治！而是關乎道義和自由，關乎人的尊嚴，關乎每個人的道德良心。

在拘留所、勞教所和監獄裏，每一個法輪功學員都曾面臨抉擇：只要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那怕只是違心地在「保證書」上籤個字，他們可以馬上獲得釋放或減刑。他們中有多少人本來是可以保留自己的學籍，黨票，工作的，如果他們說假話；他們本來是可以不被抓進各種各樣的拘留所，如果他們說假話；他們本來是可以不在各地流離失所，餐風宿露的，如果他們說假話；他們本來是可以免於起訴，不必在監獄裏飽受折磨的，如果他們說假話；他們本來是可以不被毆打致殘，甚至失去寶貴的生命的，如果他們說假話。說真話的代價是那麼的巨大，說假話的誘惑是那樣地強烈，可是，他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前者!

不偉大嗎？不值得您敬佩嗎？親愛的讀者，如果您以前不是這種的認識，那麼請您再重新認真、清醒、理智的思考一下吧。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