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6--1989年這段時期內，最具決定性的全球問題當屬蘇聯和美國之間的軍備競賽。這場蘇美之間的軍備競賽，開始的時候世界各國軍費開支的總和不過是1000億美元左右，而到了結束的時候，這個總和已高達10000美元！並且出現了每5年翻一翻的勢頭！軍備競賽要求敵對雙方的精神高度緊張，幾乎留不下任何一筆資金用來解決其它全球性的問題。然而，就在人們對這段時期記憶猶新之際，今天的未來學家們已經在越來越頻繁地談論着新的世界大戰——「第四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了。

20世紀70--80年代，全人類的總收入不超過5--6萬億美元。北約各國經濟上的實力，也許還包括技術上的實力，曾經是蘇聯及其盟國的4倍。然而，即便是北約國家，在軍費重負的壓迫下也都叫苦連天。他們不得不把每個美元國民收入當中的16美分耗費在軍事需求上。蘇聯就更不用說了，它不得不從每個盧布的國民收入當中拿出88戈比用以維持同西方國家的軍備均勢，同時支援盟國。由此看來，80年代後期戈爾巴喬夫乞求和平並最終採取投降主義的做法，就不足爲奇了。不過，即便今天回想起戈爾巴喬夫的可恥行徑，也都令人厭惡不已。

軍備競賽剛一停止(比較準確的說法應當是：軍備競賽剛一獲得嶄新的性質)，最迫切的全球性問題——「貧窮的南方」同「富有的北方」對峙的問題便被提到了首要位置。在20世紀90年代的10年當中，這個問題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以至於有充分的理由指出：下一次世界大戰——「第四次世界大戰」已經孕育成熟。這次世界大戰多半會成爲21世紀頭25年的主要內容，甚至很可能是頭5--10年的主要內容！

問題的本質是：發達國家居民同發展中國家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正在迅速地擴大。這一點最明顯地表現在居民就業的狀況上。衆所周知，經濟發展的水平越低，失業者在總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比就越高。發達國家的失業通常被稱之爲「結構性失業」。就是說，一些人寧可領取數額頗高的失業救濟金，而把他們的工作崗位讓給所謂「南方」國家的外來移民——印度人、黑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南斯拉夫人和拉丁美洲人等等。而在一部分或全部的發展中國家內，3個人當中就有1個是失業者。這些人總數數以億計，並逐漸向數以10億計發展。

從前的失業者都能「認命」，同時領取微薄的食品，他們並不指望還能過上另外一種生活。現在他們卻受到了年輕人的影響。這些年輕人至少受過初等教育，知道還有「另外一種生活」，並渴望過上那種生活。數千人如願以償了，數百萬人卻仍然過着苦日子。他們在實際生活中只有3條道路可走：要麼歸附所謂「極權主義」制度，要麼成爲暴徒，要麼加入黑手黨。那樣的話，他們的生存才有「意義」和「前途」。然而，這3種出路都會加劇國際緊張局勢。這就好比一個騎自行車的人，騎着時情況還算正常，萬一停下來，他就得摔倒在地上。(本文作者用「騎車」比喻「認命」，說「認命」時尚能「平安無事」；用「停下來」比喻「採取某種行動」，說一旦「採取某種行動」就要「出大事」了。作者這裏的比喻就是這個意思。——譯者注)

科威特、巴勒斯坦、車臣、阿富汗，都是新的世界性燎原大火的發源地。正如許多人的感覺那樣，暫時它們還沒有多麼可怕，因爲攻、防雙方的力量對比過於懸殊了。然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卻連年不斷地「流入」上述3種人的手中。

他們得到核武器的可能性最小，因爲核武器太複雜，用起來也太麻煩了。他們弄到化學武器的可能性稍大一些，因爲製造並把化學武器運到目的地比較容易。但其殺傷的規模相對來說比較小，除非把它用在大城市的地鐵裏、以期引起居民的恐慌還算可以。

他們爭取得到細菌武器的可能性則大得多，因爲這種武器的威力很大，使用這種武器，巴黎、倫敦、莫斯科、紐約可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就能變成墳場。

他們爭取弄到所謂「電腦武器」的可能性也比較大，因爲使用這種武器，會使網絡癱瘓，整個城市與外界隔絕，甚至使全國陷於混亂。一切的一切電腦化的水平越高，黑客——網上恐怖分子破壞的災難性就越大。

總而言之，21世紀初期很象20世紀之初那種態勢。當時的乾柴已經積攢了很多，以至於緊隨着1904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年份轉眼就到了。很可能會出現同樣的情況：緊跟着2004年，2014年轉眼就來臨了，如果來臨得不是更早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