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所有的人来说，道德约束是无形的，因而似乎是最弱的；但实际上是最强的。任何人都不会去作他认为是羞耻的事情，却有可能去作法律禁止的事情。道德是人的自我约束，法律是人的外在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强于法律。不同的民族在道德伦理方面虽然存在差异，但也有共同的地方。比如，任何民族都会有这样的道德的最低标准，即：一个人起码不应该损害别人。偷别人的东西、抢别人的东西是羞耻的事情，欺骗别人是羞耻的事情，不守信用是羞耻的事情，嫉妒别人进而给别人设置障碍是羞耻的事情。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貌，也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发展起来的、使人们避免在语言上、举止上互相冲突的行为规范。在各民族的发展早期，或在现在较落后的民族中，还大量存在著在我们看来不道德的行为，这是因为人们之间的交往时间还不够长，还不足以形成一套较成熟的道德规范。但在那些已经被称为“文明”的民族中又出现了大量的野蛮行为是为什么呢？
怎么才能使一个视损害别人为不道德的人去作损害别人的事情呢？同样，一个生活在“杀人要偿命”的法律之下的人，又如何在杀人的时候克服自己的犯罪感呢？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把损害别人以至杀人的行为描绘成“正义的事业”。假如被损害的或被杀的人是“坏人”，杀和损害不就言之成理了吗？“坏人”道德败坏、丧尽天良，简直就不是“人”，因而不该有人的权利，也不该受到法律和道德的保护，相反，如果打击他，以至把他消灭掉，则是为民除害，办了件大好事。因此，只要证明所有损害的对象是“坏人”，就有可能消除羞耻感和犯罪感。如果把犹太人看成是恶魔，即使在焚尸炉旁边，德国小伙子也会无动于衷。对“坏人”的这种态度进而发展为一种粉饰自己丑恶行为的技术。当这种技术因各种原因在社会中泛滥的时候，社会就会在对“坏人”的义愤中堕落下去。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中，对人权的侵犯和对人格的侮辱达到了历史的巅峰。“文化革命”虽然早已过去了，但却留下了“只要是‘坏人’就可以任意侮辱以至残害”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这已成为我们民族中许多人的基本心理状态。
这种心态，在不少作家笔下都有过描述。在《走向混沌》中，作家从维熙讲述了他身为“右派”以及他的“右派”伙伴们的遭遇。当他为医院治好他妻子的病而向院长致谢时，“哪知，迎面给我们泼来一盆冷水，使我们的心顿时结了冰，她扳著面孔说：‘说实话吧，当时我们不知道张沪是个右派分子，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不会费那么大力气去进行抢救！’”他的好朋友在北京街上被一辆小卧车撞死了，肇事司机却没有任何责任，只因为死者是一个右派。下面是他与死者遗孀的对话：
“沙军违反交通规则了吗？”──“是汽车闯的红灯。”
“是什么单位的汽车？”──“说是公安局的。”
“怎么处理的？”──“一埋了事！”
“肇事的司机呢？”──“没听说给什么处分。”
“难道撞死右派就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说……是……说是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右派朋友们为死者伸张正义、按法律办事的要求，最后换来的是一顿斥责和批判。
另一位经历坎坷的女作家丁玲也有过类似的记载。她在劳改时和一群年轻的“革命女将”住在一个大屋子里。她是这样描述她第一天到那里的一段经历的：“我正想睡下去，到农场以后，我早就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但实在太累。可是我还没有倒下身去，又听到火墙那边有人叫了起来：‘她怎么也敢睡觉？！她怎么能和我们一样？我们是革命派，她是反革命，我们休息，她也休息，那怎么成呢？’另一个人也说：‘对，总得有点区别。’于是好几个人都嚷起来：‘对！对！不能一样！’好几个从那边走了过来，逼著我说：‘出去，出去！下地干活去！你也配睡觉！’我站起身就向屋外走，脑子膨胀得厉害，心想：怎么能这样不讲理！”这些女孩子绝非缺乏同情心，只因为“右派”不是“人”。也有一些角色相反的描述。比较突出的是老鬼的《血色黄昏》。他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不久，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就和其他一些知青去抄一个老“牧主”的家，不想牧主的狗冒犯了他，他就拿牧主撒气：
……我抄起一根木棍，乒乒乓乓一阵乱打。那老头子双手捂著脑袋，跪在地上，噢噢惨叫。
“不许叫！”一棍子砸下去。
老头子仍然叫。
“不许叫”又狠狠打了一下。
老头子仍然叫。
好个贡哥勒，真是反动透顶，死不改悔！
“我让你叫！”一口气给了他十几棍子。
伛偻的身躯在地上滚动，躲避，然而棍子总是及时而准确地打中他。老头子徒劳地叫著……
在当时的他看来，牧主不仅应该挨打，而且还没有叫的权利。后来当他也成了“阶级敌人”以后，才对这样的想法有些反省。在另一部记述兵团生活的书《北大荒风云录》中，也有一段类似的心理历程。在“啊，那眼睛”一文中，作者吴永成讲道，当他和他的兵团战友半夜去抄“阶级敌人”(其实就是一个华籍日本人)的家(他们没有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去看他是否在用收音机偷听敌台广播，但是结果令他失望：“收音机只发出吱吱的电流声。希望又成泡影。没有结果，我们便对屋内的所有物件发泄著。当我使劲翻动著一堆破旧连环画时，忽然觉得芒刺在背(天晓得这时怎么有了这种感觉！)，转过身，我发现了一双眼睛，躲闪在女人身后的一双眼睛。那目光，满含著哀怨，惶恐，而这是从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眼中流露出来的！”这个女孩叫中梅。
这双眼睛使他永远不能忘怀。“十几年后，我也有了一个远比不上中梅漂亮的女孩，每当女儿在我怀中撒娇，咯咯疯笑的时候，我眼前都会浮现出中梅的那双眼睛，那双美丽而又充满惊惶迷茫的眼睛……”
“反右”过去了。“文革”过去了。几乎所有遭到迫害的人都得到了平反。那种任意侵犯人权、侮辱人格的事情渐渐被人淡忘了，我们只是从一些文学作品中还能看到这种事情的记录。然而，在不少人看来，“反右”和“文革”中发生的事情，主要是一个错把“好人”当“坏人”的问题，他们仍然认为，如果确是“坏人”，还是可以没有限度地加以惩罚的。我记得，在一次与电视剧《渴望》有关的晚会上，扮演刘惠芳的演员念了一封观众来信，信中说，“我希望王沪生出门被车撞死，月娟生孩子难产死掉”，立刻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
这也许是句玩笑，但题材太严肃了。当大家对他们认为的羞耻的事加以谴责的时候，他们其实作了一件更为羞耻的事情。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想到自己而不顾别人不那么高尚的话，希望别人死掉的念头至少是不能说出口的。
另一个典型事例是卢刚事件。从卢刚的遗书中，我们发现，他给他所加害的每个人都安上了“罪名”，这样才“师出有名”。不难看出，这仍然是一种“只要是‘坏人’就可以任意惩罚”的心理。正是这种心理，使他拿起了杀人的凶器。对于卢刚事件的讨论也很发人深省。无论是同情卢刚的人，还是谴责卢刚的人，其实都多少怀抱著上述心理。绝大多数人对卢刚事件的是非的判断，主要依赖于对受害者是“好人”还是“坏人”的判断。支持卢刚的人认为受害者确有卢刚所说的缺点或罪恶，反对卢刚的人则认为受害者不仅是无辜的，而且是德才兼备、出类拔萃的。很少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即使受害者们确有卢刚所指责的缺点或罪恶，卢刚的行为是正当的吗？一个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就应该用更不公正的手段对待别人吗？一个大的罪恶能用受害者的小罪恶辩护吗？一个溜须拍马的人应该被杀死吗？一个压制不同意见的学阀应该被杀死吗？一个偏听偏信的校长应该被杀死吗？
如果人们经常努力粉饰侵害别人的行为，这种行为最后也许就变成了一件光荣的事情。事实上也确有这样的情形。在一个不把羞耻当羞耻的社会中，一个人的地位或实力是由他损害或侮辱别人的能力构成的。我们有时也会看到一些人很喜欢欺负残疾人、或有生理缺陷的人，其心理无非是在炫耀，看我多有本事。当社会中多了一些“右派”或“反革命”时，这些人自然就多了一些显示自己威力的靶子。在文革初年，造反派打人甚至打死人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这确实是一个把耻辱当光荣的时代。这种风气至今还残留著。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把侮辱别人当作快事，把不尊重别人人格当作自己高人一等的标志。但是，这种行为最终只能侮辱自己，贬低自己。不仅因为任何侮辱别人、不尊重别人的行为会招致报复，而且这种行为本身就表明行为者的道德水准的低下。记得一位老先生曾对我说过，在文革期间，打人(当然被打的不被认为是“人”)之风盛行，他对他的儿子说，“你不能去打人，因为打别人就是打自己”。这句话虽然简单，但含义深刻。它道出了任何文明所包含的伦理道德的本意。如果“只要是‘坏人’就打”可以成为一种文化，任何人最终不免要挨打的。因为任何一个想打你的人都可以先证明你是“坏人”。这种例子在“文革”中屡见不鲜。几乎没有人不整人，也几乎没有人不挨整。前述老鬼的例子就很明显。在其它著作中，这样的例子也很多。《胡风反革命集团始末记》就记载了这种整人与被整的关系。几乎所有当初批判胡风的人都先后被整，直到文革时期周扬被整为止。书中所描写的周扬与胡风在一九八二年见面一幕，实在具有戏剧性。也许只有周扬更知道他的道歉的内涵。这决不是一次敷衍，而是对自己的行为的真正忏悔，也是对自己的道歉，因为他真正明白了，在整胡风和自己挨整之间的必然联系。当一个人侮辱别人、损害别人时，他就同时对这种行为构成的“文化”投了一张赞成票。这种“文化”的规则终究会反过来对付他自己。这样我们也许就更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打别人就是打自己，侮辱别人就是侮辱自己”。
当然我并没有对坏人不加处罚的意思。坏人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有两点需要注意。